土匪生活目睹记

崔右任

本文节选自《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土匪俗称胡子（或红胡子），也叫强盗，也有叫耍钱的，古时叫响马，或叫绿林劫帮，日本人把土匪叫马贼。

大帮胡子称为大绺子，多是马队，几十人至几百人，多的上千人；小绺子有几人或十几人。他们凭着手中的武器，打家劫舍抢夺民间财物，有的偷袭，有的明火执仗。他们除抢夺黎民百姓的财物车马以及牲畜外，还绑架财主家的人做为人质，叫家人拿钱来赎，否则就摧残折磨这个人质。他们把这个人质叫“票儿”，或叫作“秧子”。人们将土匪抢人这一活动叫“绑票儿”。被绑去的多半是财主家当硬的人，或是他家中心爱的儿孙等人，限定时期交齐财物赎人，如不按时拿来财物，就给“票儿”上刑，这叫做“叫秧子”。在胡子中流传这样一句口头禅：“秧子好比摇钱树，不打它就不掉金儿。”胡子“叫秧子”的酷刑很快就被一些“活人儿”或“花舌子”有意地传到“秧子”的家中，家人听说心疼万分，有的很快拿钱去赎。如果不赎或迟赎，胡子的“秧子房”就把“秧子”的耳朵割掉送到他家。有时还可以把“秧子”转卖给另外的绺子。这些“活人儿”或“花舌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匪者，他们能说会道，两头装好人，吃里扒外，所以两头谁也不愿意得罪他们，他们从两头得到好处。

让我谈谈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吧。

那是民国２１年（１９３２年），我还不满１５周岁。阴历二月初八，一场罕见的大雪刚刚过后，我已准备好上农安中学念书的行装，打算第二天天亮坐大车启程。这时，忽然响起几下枪声，我父亲拿起一枝套筒子步枪和一枝匣枪惊慌地跨出了屋门，继而就听到院中响起了枪声和呼喊声。我和母亲都惊呆了，预感到天大的祸事即将发生，赶紧躲到东里屋我嫂嫂的炕上。屋内除我们外，还有我嫂嫂的母亲宋大娘，她是从县城来串门的，准备天一亮坐送我们哥几个上学去的大车回家。这老太太信奉耶稣教，跪在炕上祈祷着什么“主啊，主啊”和“阿门，阿门”的。时间不大，一个大麻子脸高个头的胡子一手端着油灯，一手举着手枪闯进屋来。他一把把我从炕上抓起来，叫我端着灯，腾出手来翻这翻那找东西，同时向腋下夹了几件我嫂嫂的毛衣毛裤什么的。这时，我宋大娘说：“这毛裤埋汰了。”用手往回拽，那胡子也不说话，一大巴掌打在我宋大娘的脸上。之后问我有没有“盖子”，我说有，就领他到东厢房去取锅盖。一进屋正好看见一个马鞍子，他也不管我给他的锅盖，便背起“盖子”（马鞍子）领着我向大门外走去。一出门他看见我爷爷从东边走来便不管我了，把我爷爷绑上之后带到了屯子西头的“秧子房”（集中关押人质的地方）。

原来这伙胡子是由“为民”、“老天合”、“八方好”３个绺子临时凑到一起的，共约３００人的马队。到我家的那个大麻子叫老天合。他早就认识我爷爷。后来才知道，老天合前一天由本屯一个内奸崔某领着在屯子内外各处走了一遍，“插了千儿”（摸了底），已做好安排，谁从哪进，谁占哪院，绑谁家的“票儿”，“秧子房”设在哪个院等等。无怪他们能这样顺利地一举攻破了这个“大响窑”（有枪的大屯子）。在老天合进入我家的同时，八方好则去了屯西头我二爷家，我二爷从后树林子逃出去了。

我被老天合放开后溜到一个小户人家，给那家临时当了个傻儿子，整整一天不敢出屋。

这一天这帮亡命徒在各家杀猪宰羊，翻箱倒柜，把抱来的东

两共装了满满的８大车，光我一家就装了两大车。整个院子洒满 了厚厚的一层粮食， 一些牲口都在院子低头吃粮食。几口锅不停 地做饭，做了一顿义一顿，吃了一伙又一伙。

我母亲昕说我爷爷被胡子绑去，秧子房设在屯西头的我八爷家，她悄悄地溜出去看了一下。被绑去的人除我爷爷外，还有崔 国兴、崔国义、崔右学、孟宪章（我大姑父）、吴克成和潘大囤子 等７人。他们都盘着腿端端正正地坐在炕上，每人背上都钉有一 块一尺见方的白布。这白布有两个用处： …是方一票儿跑掉，在 夜间看得清楚好抓印来；二是防止票儿被兵或响窑的枪打着伤财。 当我母亲去的时候，秧子房当家的报字“说理”的，正在用二龙 出须的马鞭子打我爷爷裸露的胸背部，要金馏子，要大洋，要大 烟土，要全鞍马。我爷爷说：“这些已经叫他们拿去了。”可是他 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个劲儿地打。我爷爷被打急了，便豁出 去了，破口大骂。我母亲边拭着眼泪，边向牟老爷的家走去。

这时已夕阳西下，天渐渐地黑下来了。牟老爷是我屯中一位 能说会道很有威望的长者，我母亲对他说：“老叔哇，您看见右任 （笔者）了没有？您能否跟胡子说说叫右任把他爷爷换回来。我爹 年纪大了，又被打成那个样子……“”牟老爷的眼睛立即就湿润了， 嗓子也哽咽了，他竖了一下大拇指， 一句话也没说，打个咳声就 走了。他来到我在的那家，对我说明我母亲的打算，我也一句话 没说，下地就跟牟老爷到秧子房换我爷爷去了。胡子把我绑上，在 我背后也缝上一尺见方的白布之后就叫我爷爷走了。临出门的时 候 ，那个秧子房当家的叫说理的说：“老头！快点准备大项（赎 款）和小项（送礼），不然等着见孙子的‘耳级’（耳朵）吧！” “我宁肯倾家荡产也不牺牲我孙子一个耳朵啊！”我爷爷的声音有 些呜咽了。

这时，外面传来了“挑”（出发）的一声号令，接着院内屋内

都乱套了，“一棚，二棚……”（一排，二排……）的喊声、人吵·２２５·

声，马嘶声响成了一团，其中我听见有人喊：“秧子的连子在东边！”我最喜爱骑马，首先跑到东边的槽上抢了一匹又高又大的备鞍子的儿马子，用胡子的黑话来说，就是一匹带“盖子”的“骚连子”。我腿短够不着马蹬，又被一根绳子拴在鞍蕲子上，没有整理和说话的工夫，随着一声“滑”（走）的口令，我们便蜂拥地挤出大门，向屯子东头驰去。到了我的家门口，天已经完全黑了，不知为什么都停了下来。这时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边哭边喊我，她是我的右权妹妹，举着一条大人穿的破棉裤对我说；“娘怕你冷，叫你把它套在外面穿着。”有一个好心的胡子帮我套上了这条又大又厚又硬的棉裤，紧接着就拼命地向围子的东大门外飞奔而去。就在这时候，后边的追兵来了，枪弹从头上飞过，幸亏我骑马的技术高超，无论啥样的烈马，一旦被我骑上，只要马不跌倒，我是不会掉下来的。忽听“妈呀”一声，说理“粘管了”（打伤了），飞弹打在他的右外踝上。我们几个票儿心里十分高兴，大伙小声议论：“他是打那个老爷子打伤天啦。”

那时的兵不是真打胡子，彼此通气儿，这是追兵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的原因。表面上是他们放枪把胡子撵跑的，胡子也故意扔下几匹老马或几件衣物，兵捡回去就算是他们的战利品了，以此向上级请功领赏。

我又困又冷又饿，在马背上一阵阵地打瞌睡。忽听“扑通”一声，孟宪章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也从梦中惊醒了。他被马拖得直叫，马站下了，他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胡子用枪托子打他一下他就妈呀一声。“用脚踢他的‘血核头’（脑袋）！”一个胡子叫着。“他八成是‘睡了’（死了）。”另一个胡子用脚踢了他的脑袋一下他仍没动弹之后说。“是他妈的装睡（装死），准是犯大烟瘾了，‘扣他’（枪毙他）算了。”又一个胡子说着，同时把大栓一拉推上了顶门子儿。这个声音可真灵，孟宪章听到猛地从地上站起来，上马又跟着跑了起来。

第二天的早展，我们到了一个叫做“二楼”的“不响的卡拉”（无枪没有抵抗力的屯子）休息了。我们７个票儿一个挨一个盘腿坐在半铺火炕上，剩下那半铺炕躺着那个受伤的说理。炕热，屁股下坐的是湿谷子，裤子凉再加上骑马铲破了屁股，所以裤裆里湿辘辘的难受。

说理这家伙可真恶，长着一副凶相，铁青阴沉的脸上满是络腮胡须，年龄不过３０岁，眼大无神，象双死羊眼，看谁至少也得三五秒钟目不转睛。他躺在炕上挨着我们，手中拿着马鞭子，死

死地盯着我们几个人，谁一打盹，他猛地就向谁脸上抽一鞭子，说：“好哇！你们都‘条乱了’（困了），‘抻了条’（睡了觉）想逃跑哇，没门儿！”

中午，我们继续赶路。雪化了，道路泥泞，道边仍有未化的残雪。我骑在马背上看着这么一大队胡子，穿红挂绿，有一个胡子竟穿着我祖父的衣裳，口中哼着一些下流的歌曲和一些不伦不类的小调。

下午，到了一个破烂不堪的瓦房子，几个胡子在做饭，一些胡子争着抢东西吃。我的肚子早已饿了，不知是谁用一个破瓦盆子端来了半盆猪食一样的小鱼，小鱼煮得一塌糊涂，看不出是个鱼的样子，用手抓烫手。我悄悄地从炕上站起来，试折一下用秫秸做的房椽，可惜那个朽房盖太陈旧了，用手一捏就成碎末，连一根秫秸的硬皮儿也没弄着。经我这一动，还纷纷地落下不少的灰尘来。这顿“饭”谁也没有吃成就又“挑”了。

什么时间“挑”，往什么方向“挑”，这都掌握在一个叫做 “搬垛先生”的手中，他是胡子中的军师，能掐会算，会推八门， 就是指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８个方向。向×个方向“挑”吉利是生 门；向×个方向“挑”不吉利是死门。哪个时辰“挑”吉利，哪 个时辰“挑”不吉利，这个先生说一不二。他报字“太公”，有的 胡子干脆称他为师爷。他在胡子中除了大当家的（也叫“大柜”

的）“为民”、二当家的（也叫“二下手”或“二柜”的）“天偿”外，就是第三号人物了。第四号是“大饷员”，顾名思义，他是管大饷的，是分赃的会计，他叫“打东洋”。第五号人物就是前面提过的叫“说理”的那个“秧子房”当家的。第六号是“水香”，管“了水”的，“水”指敌人（兵），“香”指烧香的时间，由“水香”负贵分配站岗放哨，他报字“压五营”。第七号人物是“炮头”，报字“打得狠”，是前打后别的“管亮者”（神枪手）。第八号人物“总催”，是管督促检查的，报字“交得宽”。

据说，有些“耍清钱”的绺子里的规矩很严，在对鳏寡孤独、婚丧嫁娶、残废人、老人、病人、给病人抓药的人等，不抢不夺，统称为“七不抢八不夺”，不许无故杀人放火，不许“压裂子”（奸淫妇女），抢来的财物归“公”等等。我呆的这个绺子，我看不是“耍清钱”的，也不是“要混钱”的，可以说是不清不混介于二者之间吧，因为最后这３条纪律还是严格遵守的。这些都是由总催监督检查的。以上提到的这八号人物就是绑我这个绺子的“四梁八柱”。此外，还有“马号”（管马的），“联络员”（通讯的），“小崽子”（也叫马拉子）等。

一天，这个大绺子到了安广县境内的一个破烂大屯子住下了。我们的秧子房设在屯子中央的一个破大院内的东外屋，东里屋住的是大柜和二柜。这天来了一个“串局的”（从另外的绺子来的胡子），他进院后直奔东里屋，也不说话，有几个小胡子跟着他。进屋后他点着３根香插在小佛前的米碗上（大柜、二柜一般都在东屋或东里屋，在正北供上他随身带的小佛），然后面向大家，两手抱在一起，在胸前向右一滑动，有些象斜着作个揖，眼睛扫视一下在屋的人，同时回中说声“泰和”（平安），继之又说：“西北乾天一块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不知谁是君来谁是臣？”这时大当家的或“二下手”便走过来自我介绍一番，互致向候，彼此寒喧之后，关起门来再谈来访目的。据说这是久走江湖“耍钱人”的内

行话。是一家人了，才敬如上宾。

同一天我还看见来了两个要当胡子的小伙。他俩站在约２０米 远的地方，头上各顶一个水碗。叫“天偿”的“二下手”举起手 枪，叭叭两枪，两个水碗都被打得粉碎，在场的人都赞不绝口夸 他的“管亮”（枪法好）。这两人就算考试合格录取了。被录取后 无枪无马，跟着绺子“吃溜达”。绺子里有些吃溜达的，步行或坐 在大车上，狐假虎威，每到一处便气势汹汹，不分好坏一齐“划 拉”。其中还有几个用木制的假手枪外边包块红布来吓唬人、抢东 西，一旦有机会弄到一枝真枪，那时他就可以从大饷员那里分到 一份赃款了，

自从抢了我们屯子以后，再未攻打或偷袭过任何一个“响窑”，停停走走一直向正北方向流窜，

有一天上午，绺子经过乾安县的龙泉镇，走到镇南侧约１００米的大道上，龙泉镇内向我们开了枪，子弹擦耳边而过，发出短而急的“吱吱”声音，有些象雀叫，而不是悠悠的长音。这时炮头打得狠高喊：“借道走走！”接连高喊几遍，对方仍然开枪，他一面下命令：“拉开一马的档！”（马与马之间的距离要空出一匹马的空隙），一面跑出队伍奔龙泉镇，距镇约５０米处站下来继续喊话。突然一颗子弹正打中他的帽疙瘩（他戴的是帽头式的四喜帽子）。这时他马上转回马头跑进队伍，口中不住地骂道：“早晚一定踢开这个卡拉（攻击此响窑），叫他鸡犬不留！”大队便飞驰而过，直奔洮儿河而去。

天气一天天的暖和起来了，到处可以见到刚刚冒出地皮的小草。我们在洮儿河南岸的一个屯子（屯名忘记了）住了下来，一呆就是３天。我算了一下，已经被绑离家一个月零几天了。此间从未洗过手脸，两只小手真象是一双老爪子。这天，大当家的“为民”笑嘻嘻的来了，他穿一身将校呢的军服，长得很魁梧，很象个大官儿，几个小胡子见他进屋，都站了起来，让他“台上拐

着”（炕上坐）。他没说上几句话就连连夸我什么孝顺啦，聪明啦，鼻梁高有福啦等等，最后叫我认他作干佬儿。在屋子里的一些小胡子和几个票儿都急忙地逼我说：“还不快下地磕头，你这孩子真傻！”我既不磕头也不表态，作出十分腼腆的样子。为民还是很和气地对我和全屋的人说：“我家也是个大粮户，为了逃避一场人命宫司，不得不拿出自己家的枪和马，拉出来走上了这条绝路哇！”他命令一个小胡子给我打一盆水，叫我洗了脸，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了。之后他又对我说：“你分给我了。”原来，为民、老天合、八方好３个绺子的大当家的，在这里分赃了，分完了车马财物之后，又来分我们这些票儿了。我的价格是银洋１万元，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的赎价。

从此他们３股土匪便分道扬镳，各行其道了。我被一个叫“合财”和一个叫“西来顺”的两个小胡子看管着离开了大队人马，步行到各处，如小集镇啦，打鱼的网房子啦，活人儿和土匪的家啦等地，走到哪住到哪。这时我已被松了绑，活动也比较自由了，精神也活泼了一些。天气暧和了，我把棉衣的棉花掏出来当夹衣穿。

从人们谈话中，我才知道这些胡子都被招安了。为民任了个东北军第八支队炮兵团的一个上尉连长，他的真名就叫徐为民。据说在投降的条件上还与官方议定了我们这些票儿仍必须拿钱来赎，因成为正式军人后，再绑着个票儿带着一块走，实在太不雅观了。因而，在条件中规定，可以由两个穿便衣的人带着票儿，与队伍保持密切联系，直至赎出为止。

我们３个人自从离开队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住在乾安县叫作烧锅熬的小集镇子的西头一家小杂货铺里。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里，这个小镇子无人管理，带我的这两个小胡子就成了此地说一不二的太上皇了。他们与常在这里出入的一些既是官兵又是胡子的人胡作非为、任意勒索老百姓，今天要吃“漂洋子”（饺

子）或“翻张子”（油饼），明天又要吃“翘脚子”（小鸡）或“江错儿”（猪肉），后天又要吃“挑龙”（面条），如果有一天给吃了粗粮，这些人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他们常说：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星星散”（小米饭）。

一天，突然把我扒光了上衣，用绳子绑起，背上横绑一条大扁担，两个上肢伸直被绳子固定在扁担上，整个身子象个十字架。绑定之后领我从街西头的住处一直走到街东头一个小土地庙的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五六个人手中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站在我的周围，好象要枪毙我一样。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知为什么忽然对我杀气腾腾，十分害怕。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交头接耳地互相打听这是在做什么。一个持枪的胡子故意大声告诉大家：“这个小秧子被我们绑起来两个多月，家中不来人，不上项（送钱），他在这里吃的又白又胖，比在家都享福，我们是在叫秧子啊。”原来不知从哪里传来一股谣言说小秧子家来人了，偷偷地看见孩子在这里不遭罪，所以暂时不打算赎了。他们估计我家人现在还没有走，才突然拉我出来游街示众叫秧子。家人能看见更好，既或看不见，左传右传渐渐地也能传到我家，这样就能很快拿钱赎我，小胡子也就可以从中分红了。

他们当中一个人手持二龙出须的马鞭子，左右开弓在我前胸后背狠狠地抽打起来，大约打了８０多条鞭花，皮肤马上条条隆起，各个鞭花处都破裂冒出血水来。打完之后又把我带回原处，一进屋就把我按倒在地，用刚扒出来的小灰撒在我的伤处，再用脚蹬在我身上，使我在地上来回滚动，叫鞭伤处都滚上了一些小灰，据说这样就不会毒火攻心了。我被糟踢得不象样子，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还是这几个“胡子兵”（因为他们既是胡子又是兵），进房来也不说话，就把我左耳朵用两枝筷子夹上了，筷子的上下端用细麻绳勒紧。我知道这是要割我耳朵了，我哭着要求松点绑筷子，那人说：“越紧越好，夹松了割不齐更疼。”正在这时，进

屋一位老者，看样子有５０多岁，挺精神，几个胡子兵看见他，都站起或转过身来说声“泰和”，向他致意。他一进屋就大声喊：“不许割耳朵！快给我松开！”接着他又说：“孩子上他姥姥家两个月不回来他娘还惦念呢，何况叫你们给绑来！听说这孩子是听他娘的话换他爷爷来的。我问你们，谁家的媳妇能舍得让自己的老儿子换回一个年迈的老公公呢？这样一个孝顺的孩子，你们知道将来能出息一个啥样的人。你们破坏人家的五官，我绝不让你门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说来也怪，这些人谁也不敢吱声，乖乖地把我耳朵松开了。他刚刚出屋，那个叫“西来顺”的胡子小声驾道：“这个老东西！早不来，晚不来，他妈的偏偏在这个时候来，算干啥吃的！”可怜我的耳朵一直疼了好儿天。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者家住离此处不太远的一个屯子，是大当家的为民的父亲。他听赶集的人回去说在烧锅熬镇看见了为民的部下在叫秧子，又听说他儿子降了军队，才从家骑马特意来这里打听一下。他是个吃斋念佛的人，看来我的这只耳朵，也应当算是老佛爷给保佑下来的了。

又过了两天，那个被称做师爷的搬舵先生来了。他姓张名叫太公，降了个少尉副官。在胡子当中，谁也不说真名实姓，投降以后才一个个地露了出来。平素，两个胡子谈话时，有时就“盘起蔓子来”（问起姓什么），如对方姓张，他就说是“跟头蔓子”，姓王叫“虎头蔓子”，姓于叫：“顶水蔓子”，姓陈叫“千金蔓子”，姓刘叫“顺水蔓子”，姓孙叫“龙子龙蔓子”等等。两个人盘来盘去有时竟盘出个“曲曲”（亲戚）来，这样，两个人由“不碰”（不认识）到成为“曲曲”，在绺子中就格外亲切，从此互相间都有了个照应。这位师爷进屋后，笑嘻嘻地交给我他事先写好了的一封信，叫我照原样抄下来向家“飘海叶子”（去信）。我用毛笔抄下了他给我家写的“海叶子”，照样签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交给了他。直至今天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祖父大人：

膝下敬窠者，万福重安。孙自被绑以来，家中无人 来看，舍孙于九泉之外，无人可怜，每日三次拷打，痛 苦难堪，周身俱破，坐卧不安，有心寻死，匪把我看。现 在为民绺子已“落点”（驻在）乾安，欲知详情，请与去 人细谈。送停人雇妥，银洋二十元。见信持款速来。否 则孙命难以保全。

崔右任叩首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三日

大约过了二十几天，那个送信人回来说：“家里看见小票儿的信都痛哭流涕，家人都说虽然是孩子的笔体，但不是孩子写的内容，准是照抄的。”这个送信人还对胡子说：“他家中可难了，连给这２０元也是东借西凑的。前些日子家中为抽这小票儿，准备了１５００元埋在粪堆里，又被人盗去了。直到现在因无车马还没有送粪，现在已接近芒种，我看今年的地有撂荒的可能。卖房子卖地没人买，我看见全部都挑袍（盖衣服）睡觉。他们急的团团转。”我回家后知道他们的这番话全是真实情况，这也是我母亲在这人跟前说了不少好话，还从中打了不少“进步”的结果。

这一个月来，我由被叫秧子、夹耳朵，到给家写信和听到送信人回来说的这番话，心中十分闷闷不乐。我想家了，特别是想我的娘了，不知不觉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阴历五月初的一天，西来顺和合财两个人领着我离开了这个住了很久的烧锅熬镇，在天黑前赶到了为民家住下了。他家有个老太太，据说这老太太是徐为民的母亲。使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是，那个端午节的早晨，当我起床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这位老太太偷愉在我的手腕脚腕和脖子上都系上了五色线绳，并且在我洗脸的盆里还放上了艾蒿，在我吃早饭的时候，还给我煮了５个鸡蛋。

后来，八支队炮兵团和徐为民的这个连，都开防到农安县城，就这个机会托人把我三哥崔右纯也安插在这个军队里，在徐为民这个连队当了个上士文书。之后，又找些能说会道的头面人物，把徐为民连长请到南门外宋大娘（我嫂嫂的母亲）家中，殷勤款待，大摆筵席，又抽大烟，又送金馏子，最后只花了２０００元现款才廉价地把我赎出。等这个军队又回到洮儿河附近，徐为民和我哥哥等人从西来顺和合财两名胡子手中把我领出来，我留在哥哥的身旁，骑着马跟着这个连队东走西走。最后，家中接到我哥哥的信，派我的孙表叔骑着小毛驴，到我们在洮南县城内驻防的地方把我领回。我回到家中的那一天是阴历七月十八日，算起来我在土匪中间整整流浪了１６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