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夏天的夜晚,田埂上的萤火虫一闪一闪,蜻蜓贴着水面飞,抓一只放在手心还能感觉到翅膀扑动。
那个画面对很多人来说是真实的童年记忆。可现在走遍城市和农村,这些东西早就不见了踪影。
奇怪的是,蝗虫也不见了。同样都消失了,原因却完全不一样。那些萤火虫和蜻蜓,到底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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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的历史记载,从汉代到清末,蝗灾的记录密密麻麻,几乎每隔几十年就来一次。
一旦蝗群到来,一块农田从绿油油变成光秃秃,用不了半天。蝗虫不挑食,庄稼吃完了啃树叶,树叶没了咬草根,草根没了连晾晒在外面的粮食布匹也不放过。古代农民面对这种东西毫无办法,只能烧香拜神,祈求"蝗神"绕道而行。结果当然没用,该来的还是来,该饿的还是饿。
蝗虫能爆发成这种规模,靠的是一套非常特殊的生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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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单独生活的蝗虫,其实就是普通的蚂蚱,绿色的身体,动作缓慢,啃啃草叶,毫无攻击性。问题出在数量上。当旱灾或者其他原因导致食物减少,蝗虫被迫向同一片有草的地方聚集,密度越来越大,个体之间开始频繁接触和摩擦,尤其是后腿内侧受到刺激之后,体内的血清素水平迅速上升。
血清素这个东西,在人类身上跟情绪调节有关,而在蝗虫身上,它是启动群体化的开关。血清素一旦拉升,蝗虫的神经系统就切换到了另一种模式:身体从绿色慢慢变成黑黄相间,行动变得亢奋,食量暴增,而且开始产生强烈的群聚倾向,向同一个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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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研究人员意外的是,这个过程不只靠身体接触触发。实验室里把一只蝗虫单独用玻璃隔离起来,不让它跟其他蝗虫有任何肢体接触,只让它看见旁边的同类在互相摩擦,结果这只隔离的蝗虫同样发生了群体化的转变。视觉信号本身,就足以启动这套程序。
这意味着蝗群一旦形成,扩散速度极快。边缘的蝗虫看见中心的蝗虫在聚集,自动被卷进来,群体规模滚雪球一样扩大。一个成熟的蝗群,可以绵延几十公里,遮天蔽日,飞过去的地方什么都不剩。
这种灾害在古代基本无解。人力追不上,驱赶没用,蝗群飞走了又来,来了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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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新中国面对的依然是这个老问题。
1950年代初,各地组织农民人工扑打蝗虫,拿着扫帚、铁锹,下田直接消灭虫卵和若虫。这个方法费力,效率低,对大规模蝗群几乎没有决定性作用,但在当时是唯一能快速动员的手段。
同一时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技术援助,化学农药开始进入治蝗体系。六六六、滴滴涕这类有机氯农药被喷洒在蝗区,杀虫效率大幅提升。飞机喷药作业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试验,覆盖范围一下子从几百亩扩大到几万亩,对集中爆发的蝗群有了真正的压制能力。
到了1960年代,治蝗的思路开始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改造"。蝗虫的繁殖需要特定环境:干燥疏松的沙质土壤,大面积裸露的滩地,以及稀疏低矮的植被。河滩、湖滩、盐碱荒地,这些地方是蝗虫最理想的产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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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始大规模改造这些区域。兴修水利,把容易泛滥的河道治理好,原本反复被淹又反复干涸的河滩地被改造成稳定的农田。植树造林,大量荒地种上树木,改变了地表结构。开垦荒地,把蝗虫赖以繁殖的裸露地面变成有人耕作的土地。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累计改造了约75%的历史蝗区。这个数字背后是几十年的持续投入和几百万人的劳动力,但它从根本上断掉了蝗灾大规模爆发的生态条件。
进入1980年代之后,监测技术也在升级。建立了专门的飞蝗预报体系,利用飞机遥感、卫星遥感对大范围地区进行定期扫描,地面监测站同步采集虫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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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从卵孵化成若虫、长出翅膀之前这段时间,是最好的扑杀窗口期,没有翅膀就飞不走,集中在一个区域更容易处理。预报系统的目标就是在这个窗口期之前发出预警,让灭杀行动赶在蝗群形成之前完成。
无人机技术成熟之后,精准喷药进一步降低了农药用量,同时提高了命中率。
几十年叠加下来,中国本土的大规模蝗灾基本消失了。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偶尔出现的蝗虫威胁,主要来自境外迁入,本土繁殖爆发的情况已经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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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被压住的这几十年,萤火虫和蜻蜓的数量也在持续下降,而且这个过程没有人专门去记录,没有预警,没有新闻报道,就那么静悄悄地发生了。
等大家意识到的时候,童年里那种夏夜漫天萤火的场景已经成了集体记忆里的遥远画面。
萤火虫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它需要干净的水源,岸边有腐殖质丰富的泥土,植被茂密,湿度稳定。萤火虫的幼虫生活在水边的土壤里,靠捕食蜗牛、螺类维生,整个幼虫期长达一到两年。这段时间里,它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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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是第一道打击。广谱杀虫剂的名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广谱"意味着不加区分,凡是昆虫,统统在打击范围之内。萤火虫幼虫待在土壤里,接触土壤中的农药残留;成虫在夜间飞行,经过喷过药的田地;它的食物蜗牛,也在农药的覆盖范围内大量减少。三个环节同时受损,萤火虫的种群数量就很难维持。
水体污染是第二道打击。农田排水把化肥和农药带进周边的沟渠和小河,水质恶化,水中的氧气减少,萤火虫幼虫需要的那种干净湿润的水岸环境被破坏掉了。
栖息地消失是第三道打击,也是最彻底的一道。
治理蝗灾改造滩地的同时,大量天然的河岸和湿地消失了。原本长满杂草、芦苇和灌木的河滩,被推成了平整的农田。自然的土质河岸,被浇上水泥硬化,方便灌溉和管理,防止水土流失。城市扩张把郊区的湿地一块一块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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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需要的那种环境,要求杂乱、潮湿、自然、少人干扰。这些特点恰好跟农业现代化的方向相反。农业要高效,要整齐,要可控,要减少病虫害,每一条都在压缩萤火虫能用的空间。
蜻蜓的情况和萤火虫类似,但还有它自己的麻烦。蜻蜓的稚虫(俗称水虿)生活在水里,是水生昆虫,对水质的要求极高。水体污染直接打掉了蜻蜓的繁殖能力。成虫在空中捕食小型飞虫,农药减少了空中飞虫的总量,也就减少了蜻蜓的食物供给。
两个物种消失的方式,跟蝗虫消失的方式完全不同。蝗虫是被人盯着、追着、专门消灭的,有预算、有方案、有部门负责。萤火虫和蜻蜓的消失,没有人主动去做,是各种人类活动的副产品叠加出来的结果,没有人为此负责,也没有人在当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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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在做萤火虫的保护和恢复工作。
部分地方开始划定萤火虫保护区,禁止在保护区附近使用广谱杀虫剂,恢复河岸的天然植被,清理水泥硬化的岸边,让土质河岸重新裸露出来。一些地方的萤火虫数量已经出现了恢复迹象,说明只要条件合适,种群是可以重建的。
农药使用方式也在改变。精准施药、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这些技术在推广中。生物防治用的是天然天敌,比如寄生蜂、病原微生物,对目标害虫有效,对其他昆虫的伤害相对小得多。这个方向走下去,杀虫和保护非目标物种之间的矛盾有可能缩小。
水质治理是另一条路。清理农业面源污染,减少化肥农药流入水体,修复湿地生态,这些工程量巨大,但已经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效果。水质改善之后,水生昆虫的种类和数量往往会比较快速地回升。
城市里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不少城市开始保留或者建造"生态湿地公园",模拟自然水岸环境,为蜻蜓、萤火虫提供人工替代栖息地。效果参差不齐,但至少是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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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改变的其实是认知。很多人看见虫子的第一反应是打死,不管是益虫还是害虫。农村地区的农民面对经济压力,更倾向于用最快最便宜的方式解决虫害问题,广谱农药至今仍是最常见的选择。在粮食产量和生态保护之间做取舍,农民很难选择后者,因为后者的收益是长期的、抽象的,前者的损失是眼前的、具体的。
这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部门的责任问题,是整个农业体系在几十年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
蝗灾的治理是成功的,这一点没有争议,它保住了几亿人的粮食供应。萤火虫和蜻蜓的消失是真实的损失,虽然不影响吃饭,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有价值的,捕食害虫、指示水质、参与物质循环,这些功能不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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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时代,互相有关联,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已知的技术条件下,减少广谱农药的使用、保留部分自然滩地和水岸,既不会让蝗灾卷土重来,也能给萤火虫和蜻蜓留下生存的余地。
做到这一点需要更精细的管理,需要更多投入,需要在政策层面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农业规划,而不是等到物种消失之后才开始补救。
那些在夏夜里发光的小东西,不只是童年记忆里的点缀。它们在不在,折射的是一片土地的生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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