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广东女模特和3名韩国人共处一室，1小时后从30楼坠楼身亡

2008年4月5日凌晨，广州东风广场。

清洁工阿姨推着垃圾车穿过丽豪阁楼下，一抬头，看见半空中的横梁上挂着一团东西。

她眯着眼睛看了很久，才看清那是一具尸体——

一个女人，只穿着内衣内裤，四肢张开，腰弯成了一道诡异的弧线，像一只被随手搁在高处的布娃娃。

她叫谭静，23岁，洛阳人。

母亲是图书馆管理员，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为了保护母亲，被歹徒捅死在街头。

她19岁考进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毕业后签约亚视，演过几部戏，拍过广告，拿过几个小奖。

后来被韩国经纪公司看中，去首尔当过练习生，拍过MV，但因为不肯整容、受不了公司的高压，两年后解约回国。

回国之后，她在广州一家小公司做模特，拍时尚短片、跑商演，偶尔给韩国人教中文，一个月挣8000块。

她在这座城市里不算穷，也绝不富裕，属于那种努力了、但始终差一口气的年轻人。

她谈过两段恋爱。

第一段是广州本地男孩，两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对方家里嫌她做模特不体面，硬逼着分了手。

第二段是个韩国男生，对她很好，但骗光了她的积蓄，最后因为经济纠纷分道扬镳。

从此以后，她开始喝酒。

朋友聚会喝，自己在家也喝，喝醉了就哭，哭着哭着就开始砸东西、割手腕。

朋友们起初还哄她，说静静你这样不行啊，她笑嘻嘻地说没事，我就是想发泄一下。

后来大家也习惯了，觉得她只是心情不好。

出事那天晚上，她被一个即将回国的韩国朋友叫去喝酒。

五个人，三男两女，在酒馆喝到凌晨四点。

散场之后那个韩国朋友说家里还有些东西带不走，让大家去挑挑。

到了朋友家，她又灌了半杯洋酒。

离开的时候已经站不稳了，连自己家住在哪都说不清。

三个韩国男人把她带回了自己租住的3006室。

保安监控拍到他们凌晨五点二十分进电梯，谭静是被两个人架着拖进去的。

十几分钟后她在卫生间拨了一通电话，语无伦次地讲着中、英、韩三国语言，情绪非常激动。

然后她爬上了马桶，撕开了窗框上那层用胶水粘住的铁丝网，从那个高1米2、宽50厘米的小窗户钻了出去。

她只穿着内衣内裤，牛仔裤在坠落时被横梁挂住，撕裂后掉在了楼下的草丛里。

法医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体内酒精含量300mg/100ml，达到了致死性酒精中毒的边缘。

没有受到性侵犯，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没有任何搏斗痕迹。

可这些都没用。

媒体采访了一个自称邻居的人，说凌晨听见楼上有人吵架，一个女人喊——

“你们三个人，为什么只给一个人的钱。”

就这一句话，把整件事钉死在所有人预设的那个剧本上。

谭静被贴上“失足女”的标签。

她的照片被打上“Easy Girl”的水印在论坛里疯转。

有人写了几千字的推理帖，详细分析三个韩国嫖客如何在价格谈崩之后把她从窗口扔了下去。

三个韩国男人连夜逃回韩国又转机去了墨西哥，全网通缉，群情激愤，连大韩航空都被迫出面澄清他们不是自己的员工。

可后来警方调查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飞行员，只是三个在广州做服装生意的普通商人。

他们跑回韩国不是因为心虚，是在中国已经待不下去了，走在街上随时可能被人揍。

事发那天早上他们发现谭静不见了，还下楼找了好几圈，保安以为他们在耍酒疯。

谭静的尸体在殡仪馆停了好几天。

她妈从洛阳赶来，签了尸检报告，后来又反悔，说自己只被允许看了三分钟，根本来不及看清上面的字。

她请了律师，四处奔走，希望能给女儿讨一个说法。

可那个凌晨卫生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谭静自己，没有人知道。

那通电话打给了谁，她为什么要从窗户钻出去，她是在逃命、是幻觉、还是真的不想活了——全都没有答案。

唯一能确定的是，那天晚上她喝得太多了，多到大脑已经无法正常判断危险。

而一个人的大脑一旦被酒精完全浸泡，身体就会做出任何理性状态下都无法解释的事情。

她不是完美的受害者。

她酗酒、情绪不稳、在公共场合失态过很多次，她身上有太多可以被挑剔的东西。

可她从来没有出卖过自己，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

她只是活得不太好，她的梦想没有实现，她的爱情没有留住，她在这座城市里拼了命地工作，最后只挣到一个月8000块。

她不是失足女，不是Easy Girl。

她是一个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撑起整个家的女儿，

是一个在异国他乡被欺骗过、回国之后又被流言蜚语活活碾碎的女孩。

她死后那几天，很多人不认识她，却骂了她一辈子。

你们觉得，当一个人遭遇不幸时，我们是否有资格要求她必须是“完美”的，才配得到同情？

是那个在凌晨五点爬上马桶、撕开铁丝网的谭静，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还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醉得不省人事的深夜，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却再也无法挽回的事？

有时候，最深的恶意不是来自凶手，而是来自那些隔着屏幕、用一句“她肯定不检点”就轻易给死者贴上标签的陌生人。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