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死后，张作相为何不和张学良争夺东北大权？选择是对是错？

1928年仲夏，沈阳城里钻出桩透着邪气的怪事。

随着皇姑屯那声震天响，“东北王”张老帅丢了命，奉系这杆大旗底下顿时没了主心骨。

照那个年月大帅们乱斗的规矩，能坐上头把交椅的，不是德高望重的老将，就是手握重兵的狠人。

论起那会儿奉系里辈分最老、名望最盛的，当数张作相。

他不光跟张作霖拜过把子，还扎根在吉林，腰包里的银子最足，手底下的兵也最横。

在旁人看来，这接班的差事非他莫属，连东洋人都开始围着他打转了。

谁曾想，张作相非但把这烫手山芋推得远远的，还当众整了一出让大伙儿都看傻眼的戏码：他一见着才二十六七岁的张学良，当场老泪横流，扑通跪在地下磕起头来，扯开嗓子喊“少主回来了”。

就这么一个动作，硬是把刚出茅庐的小张送到了“东北王”的宝座上。

那会儿不少人嘀咕，觉得张作相是脑子转不过弯或者是胆子小。

可要是剥开皮看当时的局势，你就会发现，他这一跪，其实是老谋深算到了极点。

他肚子里起码盘算明白了三笔大账。

头一笔，是算这“坐江山”的成本高不高。

在那会儿的关外，奉系虽说披着现代军队的皮，可骨子里还是草莽那一套，讲究个父传子受。

张老帅经营了二十载，早把这儿变成了老张家的私人领地。

张作相想上位难吗？

一点都不费劲。

他1881年生人，比张老帅小四岁，1902年起就跟着闯荡。

在吉林当差时，他把账目弄得利索极了，公库里平白多出三百万两，还张罗修铁路、办大学。

论实干，论资历，谁也越不过他。

可偏偏他明白，自己若是上去，那是名不正言不顺。

奉系里头山头林立，有跟他一样的老哥们儿，有军校出身的新派，还有杨宇霆那种心高气傲的留洋派。

这帮人谁也不服谁。

张作相要是当了头儿，他凭啥压住杨宇霆这种刺儿头？

杨宇霆嘴上虽说“汉卿虽嫩，终归是主子血脉”，可若换了外姓人上位，他头一个就得跳出来闹事。

这要是内讧闹起来，奉系准得像别的大军阀一样，转眼就散了架。

于是，他在议事的大厅里把话撂得明明白白：“雨亭哥打拼二十年，我跟他虽然亲如手足，终究是外人。

我要是坐了这位置，那就是欺主，得被全天下戳脊梁骨。”

这番表态可不是装相，那是直接给那些眼红位子的人敲警钟：老张家才是正根，谁动谁就是贼。

他往后退这一步，生生把旁人的野心给锁死了。

再一笔，是算那份“人情钱”能翻多少倍。

张作相跟老帅那不是普通的官职关系，是实打实换过命的交情。

1916年和1919年，张老帅先后把沈阳的防务和吉林老家托付给他，这份信任沉得要命。

等到了1922年打输了仗要改制，小张当领头的，实际上在后头教他怎么走路的正是这位张叔。

这会儿，张作相早就成了小张的政治导师。

有个细节：那会儿老乡汤旅长闹脾气反对裁兵，在会场上撒野。

张作相半点面子没给，当场就横眉冷对，吼了一嗓子：“老帅信咱才让整顿，要是为了私交坏了公事，咱还有脸见关外的父老乡亲？”

这会儿功夫，他其实就已经在给小张“抬轿子”了。

到了1927年，张老帅在北京当大元帅时，曾在私下里拽着他的手嘱咐：“辅臣啊，汉卿这孩子嫩，性子急，我要是出个意外，这摊子就全仗你拉扯了。”

这就相当于托孤。

张作相当时应得也痛快：“我肯定豁出命去帮他，没二心。”

所以，等1928年6月小张溜回沈阳见着他时，他那惊天一跪，其实是场极隆重的权力交接。

他是用这种极端的礼节告诉所有人：我是老臣，我认新主了，你们谁也别想整幺蛾子。

这么大的情分能捞着啥好处？

小张坐稳后，把他当亲师父看，天大的事也得先问他的意思。

他成了实权在握的二当家，军政大权一手抓，还没人敢背后捅冷箭。

这“辅帅”的位子，比坐在那个随时可能挨炸的火山口上，要稳当得紧。

最后一笔，也是最要命的，是算外头的风险。

张作相心里跟明镜似的，皇姑屯那火光只是个开端。

炸死老帅的是关东军，他们的心思明摆着：就是要让奉系自个儿掐起来，好趁乱把东三省给吞了。

打后来翻出来的东洋人档案看，那会儿对方连占领计划都写好了，就等这边窝里斗。

要是张作相跟张学良争起宠来，东北非乱不可。

他在发给张景惠的电报里说得极重：“邻居在那儿流口水呢，咱要是自个儿先打起来，这地界就得丢，咱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这就是典型的避险手段。

为了不给对方递刀子，他必须利索地把权给转了。

就这样，在1928年7月的典礼上，他领着文武百官给二十来岁的少帅鞠大躬。

这动静通过报纸传遍了，就是要做给日本人看的：别做梦了，我们铁板一块。

后来在往哪儿挂旗的问题上，杨宇霆那帮人怕受气不答应，又是张作相在节骨眼上站了出来，说了句：这事儿不是为了谁，是为了咱这几千万老乡。

他看准了，只有名义上抱团，大伙儿才能在抗日的旗号下多几分活路。

回过头看这段往事，你会觉得张作相真是个少见的清醒人。

他知道自己该捞什么，也知道舍掉什么能换来大伙儿的平安。

他丢了个名头上的“第一人”，给奉系在风口浪尖上换来了三年的安稳日子。

在这种“少主在上，老将操持”的法子下，东北的开销省了，兵也精简了，缓过了一口气。

张学良老了还念叨：“辅帅对我像爹，我对他就跟对师长一样。

我的大事我拿主意，但必须得先听他的。”

这就是张作相想要的结果：一个稳当的摊子，一个能托付的后辈，还有个对得起兄弟的名声。

当然了，历史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

他算清了权力的账，却没能改掉少帅在大主意上的嫩劲儿。

1931年九一八那天，他正巧回老家办丧事。

等他往回赶时，老家已经丢了。

那会儿他心里怕是堵得慌。

他曾跟家里人叹气：忠义名声是保住了，可老帅留下的山河没守住，没脸见人。

但这怪不到他头上。

在一个快塌了的棚子底下，一个老将能做的已经到了头。

他凭一己之力让那场乱局迟到了几年，这本身就够有本事的了。

正如史家评价的：他的让位，不是因为没本事去争，而是压根就不想争。

这种“不争”，反倒需要比“争”更大的胆略和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