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保利 杨林中 | 山西沁源隋代韩贵和墓

1999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山西大学考古专业联合发掘队在山西长治地区发掘一夏商遗址接到山西沁源县郭道镇东村村民药玉明的报告,告其在院内取土时,发现砖墓一座,考古队随即前往。墓葬已被扰乱,考古队对墓葬进行了清理。村民药玉明主动将墓内文物全部无偿上交国家。

一 墓葬形制

墓葬位于东村村内,发现于断崖之上,方向320°,墓底距现地面约2米。墓葬为青砖砌砖室墓,墓砖长36、宽18、厚6厘米。墓室平面方形,长3.12,宽2.6米,墓室四壁略呈弧形。墓壁高1米,三顺一丁砌筑。壁上为叠涩内收的穹隆顶,墓顶已塌落,由墓壁上至墓室顶估计高约1.5米。墓门位于墓室南壁处,墓门与墓室之间有长0.9、宽0.5、高0.8米的砖砌拱形甬道。墓门用砖人字形摆放封堵,墓门外的墓道因压在村庄建筑下,未清理,结构不明。

墓室内已被扰乱,据村民描述:墓室北、东、西三面各有一棺床,西棺床高三砖,长约2、宽约1米,置2具骨架,头向南。北、东棺床较矮,约两砖高,长、宽略小于西棺床。北棺床置1具完整骨架,头向东,骨架南侧有一头骨。东棺床置一具完整骨架,头向南。人骨已被全部毁弃,墓室内未发现棺椁葬具。

在墓室正中靠近北棺床处,放置石质墓志一合,墓志南部放置随葬陶俑,东西两侧放置随葬陶器,近墓门处置一陶壶。

二 随葬器物

墓内出土随葬器物57件,包括墓志一合、陶俑32件、动物及器物模型明器9件、陶器13件、五铢钱2枚。

1. 陶俑

灰陶质,有模制,也有手塑,火候很高,均为实心俑。

笼冠俑 9件。头戴黑色笼冠,面部涂白,脸形丰满,身着红色大袖圆领长袍,双手于胸前合拢,手中有一小孔。高18～18.5厘米。据村民讲,此组俑身上佩有扁圆形小鼓,共出土7个小鼓,直径2、高1厘米,通体绘红色,鼓边上也有一小孔,当是用来插小木棍与俑相连接的。

小冠俑 16件。

头戴黑色小冠,面部施白彩,上身穿交领大袖袄子,下身在袄下着长袍,衣物用红彩绘出。双手在身前相拱,左臂折弯处或手中有一小孔,当为持物所设。

仆俑 3件。头戴圆帽,帽檐上折,面部涂白,身着小袖齐膝袄,右袒,下身袍曳地,衣物均绘有红彩。右臂贴放腰部,左臂向前自然抬起。两手及脐部靠左处有小孔。

劳作女俑1件。手塑制成。蹲坐状,头部较大,梳小髻,穿小袖衣,长裙,左手放在膝部,右手执箕。

跽坐俑3件。均为手塑。1件头部较大,穿小袖衣,双臂置于膝上,制作粗糙。1件前额隆起,似为胡人,穿小袖衣,右手齐肩断缺,左手自然抬起,从形态看似为驭手。另1件头残,上身穿交领小袖襦衫,下着齐胸长裙。

2.陶模型明器

碓1件。碓杵以碓架为支点,可作上下活动,臼为一浅圆窝。长11、宽6、高6厘米。

磨1件。有一磨把,磨身下部用一道弦纹表示磨的上下两扇。直径3.5厘米。

鸡2件。似为一雄一雌,伏卧,雄鸡长5.5、雌鸡长4.5厘米。

羊1件。伏卧状,张口。长9.5、高3厘米。

马1件。站立,体形粗壮,马头较小,马颈粗短,剪鬃,背上鞍鞯齐备,障泥较短,四腿粗短,马腹中空。长18.8、高18厘米。

车1件。车轮圆饼状,直径8.6、厚0.6厘米,中心有用于插轴的孔,外侧用红彩绘出轮牙与辐条。车舆方形,左、右及后部有厢板,舆底中部有一排5个孔,为固定车轴及伞盖所用。舆长7.6、宽7.4、左右厢板高4.2、后厢板高2.8厘米。车伞盖圆形,直径9.2、边高2厘米,中间有一孔,为插桯之用。

3.陶器

灶1件。灶门一端灶壁为山字形,灶门拱形,灶台火孔上置一釜。长6、高5.5厘米。

盆1件。口径5.5、高2.5厘米。

壶2件。灰陶。其中1件盘口,细颈,溜肩,微鼓腹,小平底,从口沿到腹有数道弦纹,在肩部的两道弦纹间有向下连弧组成的一圈图案带。高27厘米。另1件小敞口,细长颈,圆肩,微鼓腹,小平底,肩腹部有两圈弦纹,弦纹之间为纽绳纹图案带。高30厘米。

盒3件。形制相同,无盖。子母口,外涂黑,平底。口径13、高2厘米。

碗8件,分二型。

Ⅰ型3件,钵形碗,直腹,饼形足,口径12.8、高6.2厘米。

Ⅱ型5件,直腹,腹与底的收分较Ⅰ型大,足较高。口径13、高8.4厘米。

4. 墓志 1合。

放置于墓室正中,细砂石质,志盖盝顶,盖长40.5、宽38、高8厘米,盖面刻“韩贵和墓志”5字。志盖内面刻2节共5行文字“大葬墓在晋州降川彰壁上韩村”、“在西三里有堂弟韩买外墓羊虎悲柱亦在其所官荣职爵备在悲铭”。

志石尺寸与志盖同,刻志文14行,每行13字,计182字。录文如下:

惟大随(隋)开皇四年四月十四日,荆州南阳人也,韩贵和,祖宗因官流寓,寄居定阳,去武定年中,神武皇帝采访英才,遂被州郡举置为中坚将军、贺拔安定王参军,后除三州界合宿岭防境大都督。年迈,蒙天文皇帝旨授和州伊川、隆州仪阳二郡守。后开皇三年,蒙时仪同三司、司农少卿、大使、南皮县开国伯臣违(讳)瓒授荆州刺史。年九十一,以今开皇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薨,今葬在村北三百步,石铭一枚,石柱一□,并羊、虎,清砖大藏,陛道周悉,羊、虎、悲柱并在其所。葬后富贵吉昌。

5. 钱币

五铢 1枚。锈蚀严重。

常平五铢 1枚。直径2.4厘米。

三 结语

隋代纪年墓葬在山西发现较少,晋东南地区是隋唐时代经济较发达地区,长治地区的唐代墓葬发现不少,但隋代纪年墓属首次发现。韩贵和墓形制完整,时代准确,随葬品种类齐全,是一个隋代早期下级官吏的典型墓葬。

据墓志,韩贵和一生最高官职为荆州刺史和两个郡的郡守,但这都是在韩贵和八十多岁以后封的,应是虚授而不是实封。志云:“年迈,蒙天文皇帝旨授和州伊川、隆州仪阳二郡守。”“天文皇帝”不见于史籍,惟北周宣帝宇文赟曾“自称天元皇帝”,“文”与“元”字形相近,墓志中由“元”讹变为“文”极为可能。此事也与宇文赟在宣政元年(578年)即位时“诏制九条,宣下州郡”的第九条“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之举吻合。是年,韩85岁。当然,所授官职只是荣誉称号,并不须到任履职,事实上二郡相隔遥远,一个人也无法同时担当二职,故只能是虚授。

开皇三年(583年),墓主人年九十,隋文帝发使巡省风俗,因下诏曰:“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其有志节高妙,越等超伦,亦仰使人就加旌异,令一行一善,奖励于人。”隋文帝的这道诏书虽没有敬老的内容,但有“亦仰使人就加旌异”的授权,派出的大使可以自行决定旌表奖励。韩贵和年至九十,在当时确可谓“越等超伦”,所以授以荣衔,给一个空头刺史的官位,表示朝廷对耄耋老人的敬意,也是大使可以决定的。只是这位给墓主人授荣衔的大使,姓名已不可考。由此看来,墓主人的确切身份仅为北齐时代的中坚将军贺拔安定王的参军。贺拔安定王为东魏、北齐骁将贺拔仁。其《北史》有小传,附于《张保洛传》后。据《魏书·官氏志》中坚将军为四品上阶。“四品正从将军主薄、列曹、参军为第八品上阶”,故韩贵和官秩仅为第八品上阶,是一个下级军官。以后墓主人任“三州界合宿岭防境大都督”,三州界无从推测,合宿岭之名亦不能指出其地理位置。“大都督”官职不见于史志,据《隋书·百官志》所载北齐官制,所有的守卫官统由领军府管辖,领军府属官有“勋武前锋散都督”,“防境”应是散都督之列,其品秩为从七品下阶。这应是墓主人韩贵和一生实授的最高官阶,这一官职与他的墓室规格,随葬品种类等相符合。

墓志除提供了有关墓主人的情况外,还为了解北朝及隋的历史地理情况和职官设置提供了一些信息。

志云:韩贵和“祖宗因官流寓,寄居定阳”。北魏建义元年(528年)设置义宁郡,属晋州,并置沁源县,治孤远城,亦是义宁郡治所。孤远城即今沁源县城。那么为什么葬在该县的韩贵和会称居“定阳”呢?据《魏书·地形志》定阳郡有四个,其中南汾州所领有的定阳郡和西定阳郡仅有人口百九十和百四十人,诚如北齐文宣帝诏书所言“百室之邑,遂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应是虚设的州郡,可以排除。

汾州定阳郡有定阳县,设置时间较早,此地即隋之文城郡吉昌县,即今山西吉县。据《魏书·地形志》,其地于孝昌中(525～527年)已陷没,后来寄治在西河郡。寄治在西河郡之定阳,在《隋书·地理志》中有记载,云西河郡介休县“后魏置定阳郡平昌县,后周改郡曰介休,以介休县入焉。”而据《魏书·地形制》,领有平昌县的定阳郡,只有一个,即是始置于兴和四年的晋州定阳郡。从行政区划来看,这个寄治于西河的定阳郡,是划归于晋州管辖的,而西河郡领属于汾州。北魏介休即今山西介休县。由此可见,吉县的定阳和介休的定阳是前后承接的关系,前者在孝昌中陷没,后者于542年从西河郡所辖地域中划出一块设置,却隶属于晋州。今介休县与韩墓所在——沁源县接壤。另外我们注意到,《魏书·地形志》在晋州定阳郡条记载的是:“领县三”,实际著录的只有两个县,即平昌和西五城。这个问题《魏书》的点校者已经发现,并在校勘记中指出:“杨校,郡所领只二县,三为二误。按上晋州下云领县三十一,这里如只领二县,则合计只三十县,疑下脱去一县。”我们推测,《魏书》脱漏的这个县,极有可能是定阳县,亦是定阳郡的治所。这个定阳县在今沁源县北部,接近介休县的地区。韩贵和墓葬所称居定阳,也正在这一区域内。距墓葬所在地以东直线距离约10公里处即有一村,名定阳,为一乡政府所在地。此定阳应是古地名,即北魏末年定阳郡治所在。由设在今沁源县北部的定阳县和设在介休县东南部的平昌县,再加上西五城县,即是晋州定阳郡的地理位置。韩贵和墓志的发现,可以为北魏晋州定阳郡地理位置的考证和北魏末至隋初的行政区划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佐证。

参考文献

[1] 《周书·宣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同[1]。

[3] 《隋书·高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

[4] 《魏书·地形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5] 《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