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猛导演专访：人的一生中，戏剧性时刻可能不足1%

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山海训练营期间，我们与导演霍猛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此时，距离他的电影《生息之地》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已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但他身上未见丝毫“获奖导演”的包袱或焦虑，反而呈现出一种罕见的沉稳与澄明。

在这次对话中，霍猛导演系统地阐述了他一以贯之的创作哲学。他坚定地认为，《生息之地》的成功并非个人才华的胜利，而是一种创作路径的印证：将镜头虔诚地对准土地与日常，记录下那些即将消散的乡村生活图景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拒绝悲情叙事，坚信那些吃饭、下地、唠家常的瞬间，本身就蕴含着最磅礴的生命力。

面对当下影视行业的热点议题，霍猛给出了冷静而富有洞见的观察。他驳斥了“慢节奏电影已死”的论调，认为快与慢仅是两种互补的影像语法；他积极看待年轻导演投身类型片的趋势，视之为一种“更聪明的生存与表达策略”；他坦言技术平权时代导演需具备融资、宣发等综合能力，是挑战也是常态。

针对“生活经验趋同导致创作同质化”的普遍焦虑，霍猛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流动时代表面的生活方式相似，背后不同群体的生存体验实则千差万别。真正的独特性，源于创作者能否沉心观察，从99%的平凡日常中打捞出真挚的情感细节。

在谈及行业低谷与AI冲击时，他既承认传统电影语言面临革新压力，也坚信电影作为“现场的艺术”其核心不可替代——AI永远无法生成拍摄现场那些偶然的、充满体温的微妙瞬间。

霍猛始终将“尊重”置于核心：尊重土地，尊重普通人，尊重观众，也尊重创作规律本身。在这个变化迅疾、概念纷飞的时代，他的思考犹如定锚，为我们理解创作、行业与未来，提供了一份沉静而有力的参考。

采访/文字：王晨宇

专访正文

导筒：《生息之地》在柏林获奖之后，您再回头看自己的创作，会不会对作者表达有新的压力？

霍猛：我好像从来没从这个角度琢磨过这件事。对我来说，柏林的认可更像是一种印证——印证了这种扎根于土地、忠实于真实生活的表达，是有价值的、能被看见的，它不会成为我后续创作的束缚，也不会有什么压力。

《生息之地》从始至终都不是我个人的私人经验书写。蹲在田埂上抽烟的老人、背着锄头下地的农妇、村口晒谷场上追逐的孩子，还有清晨弥漫的炊烟、雨后泥土的腥气、傍晚家家户户飘出的饭菜香，这些人物、场景、气息和味道，都不是独属于我的记忆碎片。它是60后在乡村度过完整童年的共同记忆，是70后、80后寒暑假回乡探亲的共同经历，甚至是很多更年轻的一代从祖辈口中、从老照片里触摸到的乡土底色。我只是恰好有过一段完整的乡村生活体验，又恰好掌握了电影这门语言，于是把这一代人对乡村生活方式的眷恋、对乡土里那些沉默又坚韧的普通人的情感，用我认为最真诚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它的内核从来不是我的个人抒发，而是一群人跨越代际的共同经验和内心共鸣。

其实这种创作逻辑，在我拍《过昭关》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当时拍完那部片子，我最大的感受不是完成了一部作品，而是终于把爷爷那一辈人留在了荧幕上——他们经历过战乱、饥荒，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沉默寡言却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智慧，却很少被真正认真地书写过。而《生息之地》，我想做的是把中国乡村快速转型时期的整整一代人、那片正在慢慢消失的土地上的完整生活，都原原本本地留在银幕上。

对于我来说，因为有切身的乡村生活经历，所以我我无法把乡村塑造成一种简单的符号；我一开始就明确的一点就是绝不用悲情叙事和放大苦难来博取同情。我需要用一种内视的、沉浸式的视角，去拍他们吃饭、下地、唠家常的日常，去捕捉那些没有强烈戏剧冲突却充满生命力的瞬间，去拍出乡村生动的，充满人间烟火的一面。我觉得这种更具真情实感的方式，反而能让观众真正走进乡村的内核，看见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对我自己而言，创作最核心的标尺从来不是奖项或者市场的反馈，而是有没有忠实于我想表达的情感，有没有对得起我想记录的那些人和事。踏踏实实地把这件事做完，把那些本该被看见的生活留在荧幕上，我就已经问心无愧了。

导筒：现在很多影视作品都在强调节奏和情绪刺激，您会觉得慢节奏、低刺激的电影越来越难生存吗？

霍猛：我不认为慢节奏电影会走向消亡，这本质上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行业过程，不必过度焦虑。

短视频兴起初期，强视觉冲击、高密度情绪输出的内容确实能快速抢占大众注意力，这是新媒介形态发展的必然阶段。但观众的审美和观看习惯不会一成不变，整个市场的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就个体体验而言，年轻时我们或许更偏爱快节奏的爽感叙事，追求即时的感官刺激；但随着人生阅历的积累，反而会逐渐渴望留有余味的内容。

不同的观影选择都值得被尊重，市场自有其运行的自然规律。更重要的是，慢从来不等同于无情绪或者枯燥。恰恰相反，很多最厚重、最绵长的情感，都需要在缓慢的叙事里慢慢沉淀、发酵。

我始终觉得，观众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绝对的快或慢，而是与自身日常节奏形成互补的观影体验。当你被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推着向前走时，快电影能让你暂时放空，无需深度思考即可获得放松；而当你想要停下来审视生活、触摸真实的细节时，慢电影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快节奏用密集的信息和冲突快速构建起完整的叙事世界，带来酣畅淋漓的观影快感；慢电影将镜头对准那些被快节奏生活忽略的细微之处，让观众在凝视中获得更深层的情感共鸣。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影像表达方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更不存在谁取代谁的可能。

导筒：这几年不少年轻导演开始主动靠近类型片、商业片，您怎么看现在作者导演的生存状态？

霍猛：我觉得这是特别清醒、也特别智慧的选择，年轻导演能有这个意识，说明他们没有活在自我的象牙塔里，是真的在直面当下的创作环境，在想办法让自己能一直拍下去。

很多人会把作者表达和商业性对立起来，觉得一碰商业就丢了作者的风骨，其实这是个误区。年轻导演选择在类型化、商业化的框架里做个人表达，本质上是在找一种和市场、和环境博弈的方式。纯靠极端的个人表达这条路，真的太难了。很多有才华的导演，可能拍了一部没人看的处女作，就再也没有下一次机会了，这才是最可惜的。先活下来，才有持续表达的可能，这比什么空泛的作者坚守都重要。

我不太提倡过渡沉溺于自我的创作。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拍自己脑子里那点细碎的情绪，完全不管观众能不能接收到、能不能共情，最后很容易变成自说自话，甚至会被观众误解。不管你是拍作者片还是商业片，尊重观众都是最基本的底线。你要尊重你镜头下的人，更要尊重坐在银幕前的每一个人，只有拿出真心去对待他们，才有可能和他们产生真正的共鸣。

而商业片的类型框架，其实是创作者和大众之间最便捷的沟通桥梁。观众对类型有基本的认知和预期，你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融入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反而更容易被接受，也能让你的表达触达更多人。这不是妥协，是用更聪明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传得更远。

导筒：您觉得今天做导演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霍猛：最核心的变化，是技术门槛的根本性降低，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导演综合能力要求的全面提升。

在胶片时代，技术壁垒是入行的核心门槛。胶片摄影机的操作、胶片的冲印与剪辑，都需要系统的专业训练，且胶片资源稀缺、制作成本高昂，没有行业资源或院校背景的人，几乎难以获得创作的基本条件。彼时的导演，核心职责就是专注于创作本身，融资、宣发等环节均由专业团队分工完成，无需过多分心。

数字技术的普及彻底打破了这一格局。现在，一台便携的拍摄设备、一套基础的剪辑软件，就能完成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的全流程。技术不再是阻碍创作的鸿沟，非科班出身、跨专业的创作者，只要有表达的欲望和基本的审美，都有机会拿起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互联网的发展让电影学习的渠道无限拓宽，海量的经典影像资源和专业教程触手可及，创作者的视野不再受限于传统院校的教育体系。这无疑是行业的巨大进步，它让电影从少数人的专业特权，变成了大众可及的表达工具。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涌现出更多的创作者，但这也意味着导演需要具备更加全面的能力了。这种能力可能是游离在电影本身之外的能力，比如融资、宣发、个人 IP 打造。我们会看到今天的创作者们可能一个人就能完成很多事情。这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催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市场在推动。

导筒：现在很多年轻创作者的生活经验其实越来越趋同，您会担心大家拍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像吗？

霍猛：其实哪一代人的生活经验没有共性呢？只是过去的相似性，建立在空间固化的基础上——乡村的人一辈子守着土地，城市的人在单位大院里长大，人口流动性极低，同一空间内的生活方式高度统一。而现在我们感受到的所谓“趋同”，恰恰是因为流动成为了时代常态。技术与交通的发展，让人口、家庭的迁徙变得前所未有的密集，这种流动本身就催生了更复杂多元的生活形态：有在农村留守的老人与孩子，有在城市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有从乡村涌入城市的新移民，还有在不同城市间辗转的年轻人。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生活方式的相似，背后不同群体的生存体验与情感内核，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我从来不觉得只有传奇的经历才值得被书写。恰恰相反，每个人最普通的生命经验，都是独一无二且无比珍贵的。人的一生里，真正称得上“戏剧性时刻”的时间，可能连1%都不到，剩下99%的时光，都是由吃饭、工作、相处这些琐碎的日常构成的。而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常里，藏着最真实的人性，也有着最弥久的生命力。很多时候，真正打动观众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剧情，而可能是一个躲闪的眼神、一次沉默的陪伴这些最细微的瞬间。

我自己的创作一直把镜头对准这些烟火气的日常。不管是乡村 里扛着锄头下地的农民，还是城市里傍晚遛弯的普通家庭，他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在我看来都有着强烈的魅力。创作者能沉下心来，认真观察自己身边的生活，把那些被快节奏时代忽略的日常细节和真实情感拍出来，就永远不会拍出千篇一律的作品。

导筒：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电影行业的低谷期，很多项目的制作规模、预算规模连年缩减，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视听产品。您会怎么看这种现状？

霍猛：我身处行业之中，其实很难给出绝对精准的判断，只能谈谈自己的切身感受与期待。首先我始终坚信，电影绝不会消亡，它只是在大众精神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业规律。随着短视频、互动游戏、沉浸式体验等各类新娱乐形态的涌现，大众的精神消费选择变得空前多元，电影不再是占据核心地位的娱乐方式，这种市场份额的分流，是技术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

但换个角度看，行业的低谷恰恰在倒逼电影完成自我革新。传统的电影语言和创作姿态，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节点。过去有个说法，影院观影是一种“强迫式”的体验——在黑暗的封闭空间里，观众的视觉与听觉被银幕完全主导，导演掌握着绝对的叙事强权。但在当下，观众的注意力被海量信息切割，自主选择的意愿也愈发强烈，这种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创作逻辑，已经无法完全适配新的观众需求。

回顾整个电影史，每一次重大的语言革新，几乎都诞生于行业危机之中。如今我们已经能看到很多创作者在做出积极尝试，从叙事节奏、视听呈现到与观众的情感连接方式，都在突破传统电影的固有边界。我们需要拍出真正“新鲜”的电影，这种新鲜首先体现在电影语言的迭代上，VR电影、体感电影这些新形式的出现，都是值得鼓励的探索方向。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跳出只有90分钟影院长片才是电影的固有认知。从影像创作的本质来看，电影最初不过是《火车进站》那样的单镜头短视频，所谓的标准时长和影院观影形式，只是后来约定俗成的行业惯例。如今数字技术的普及，彻底解放了影像创作的生产力，每一个拥有手机摄像头的人，都可以成为影像的创作者。这绝对是行业的巨大进步，它打破了电影曾经的专业壁垒，让更多不同背景、不同视角的声音能够被听见。

哪怕是普通人过年时记录家人吃年夜饭的视频，只要是带着情感和意识去拍摄的，本质上也是一种创作。或许它的受众只有自己的家人，但时隔多年再回看时，那些日常的画面依然能带来最真切的情感抚慰，消解时光带来的遗憾与怀念。这种影像的日常价值，其实与院线电影的艺术价值同样珍贵。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终将催生更多元的创作主体和更丰富的影像形态，这才是一个行业的生命力所在。

导筒：现在AI已经很垂直地参与编剧、分镜甚至影像生成了。您觉得未来AI会只是工具，还是会改变电影创作的核心逻辑？

霍猛：AI技术的快速渗透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应该不排斥新技术，反而需要主动将它作为高效的创作辅助工具。在剧本打磨阶段，我会用它梳理故事逻辑、补充不同视角的情节可能性；在前期筹备时，它能快速生成场景概念参考、绘制初步的分镜草图，甚至帮我推演制片计划的细节。这些重复性强、需要海量素材积累的工作，AI能帮我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让我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真正需要创造性的部分。对我而言，导演的工作从根本上是一门现场的艺术，它无法被提前预设和批量生产。当你站在拍摄现场，摄影机就是你的眼睛，你每一次对镜头焦距的调整、对光影角度的选择、对演员表演的引导，本质上都是在捕捉一种当下的、流动的情绪。这种情绪只有在那个具体的物理空间里，面对活生生的人，你才能真正感知到。你会知道这场戏的情绪该往哪个方向收、哪个方向放，知道演员哪个不经意的微表情最动人，知道窗外突然照进来的一束光，能让整个画面的质感完全不同。

这些现场的、偶然的、不可复制的瞬间，是AI永远无法生成的。它所有的输出都建立在已有的数据和给定的关键词之上，是标准化的、可预测的。但创作中最珍贵的部分，恰恰是那些无法被精准定义和拆解的东西。同样是离别的情绪，它可能是强忍泪水的故作轻松，也可能是沉默转身时的肩膀颤抖，还可能是望着对方背影时的欲言又止。这些复杂的、混杂着多种感受的情绪，你无法用几个关键词完整传递给AI，它也无法理解那种藏在细节里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张力。

影像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承载那些文字无法言说的内容。那些画面里的温度、质感，那些空气里流动的气息，那些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连接，才是电影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这一切，都只能由带着真实生命体验的人，在真实的现场中去创造和捕捉。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