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潘小妹：在碑刻、口述、仪式与地方志书之间

一、分辨“月子婆”

登秋[1]对门的土坎上有两座墓葬，一座墓碑上写的是“刘婆潘氏”，另一座墓碑上写的也是“刘婆潘氏”。

“月子婆”是谁？清理完杂草、摆好祭品后，我们没有立即离开。年过八旬的二爷虽是“月子婆”的孙子，但也语焉不详。据他回忆，“月子婆”姓潘，娘家在良上苗家，三胎时死于难产，是个浑身是血的“红人”。也就是说，“月子婆”去世时还在生育年纪。

再来看墓碑，外侧潘氏“原命生於光绪己丑年正月十四日”“大限殁于公元甲午年七月廿七日”。“光绪己丑年”是1889年，之后的甲午年有1894、1954、2014年。首先要排除2014年，此时我早已记事，没有见过她。1894年也不是，登秋附近的墓碑，清代的年份都是以皇帝年号为前缀。“公元甲午年”是1954年，减去生年后，可知外侧潘氏在世65年，已过了女性的生育年纪，她不是“月子婆”。

里侧潘氏墓更小，墓碑要蹲起来看。碑面的苔藓和杂质太多，我两手空空，无法清除，首次阅读收获不大。再来时，我带了毛刷和抹布，碑文一览无余。除去子嗣，从左到右为：“原命光绪乙未正月初七戌时建生”“清故慈母[2]刘婆潘氏之墓”“大限殁於民国癸丑年十二月吉日终”。光绪乙未年、民国癸丑年均只对应1895年和1913年，里侧潘氏死于18岁，在生育年纪，是“月子婆”。

她有幸进入了中山先生描绘的新世界，但仅仅看到了曙光。多活几年，会不会有其他的命？我和姐姐忍不住问对方。

“难讲。”她说了好几遍。

东莞的流水线上，白班与夜班月月更替，闲暇时逛商场、做头发、拍照片，这是姐姐的18岁。她结交了男朋友，但还没有谈婚论嫁。我的18岁幸运得多，上了大学，学说普通话，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学习懵懂的专业概念。我们的18岁有很多标签，区别不小，但都离死亡很远，18岁的姑娘在三胎难产而死，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故事。我忽然为来时在路上摘下两朵野杜鹃感到愧疚，它们也才18岁，但没了继续绽放的机会。

她死的那天，为什么要写成吉日？让人费解。

母亲在登秋生活多年，她说墓碑上的“吉”不是吉祥，而是立碑时已经无人记得殁日，只得以“吉”代替。“大限殁於民国癸丑年十二月吉日”，换成今天的表述，是“大限殁於民国癸丑年十二月某日”。这意味着“月子婆”去世时没有墓碑，时间往前走了很久，直到殁日被全家、全登秋的人忘记时，才有人为她立碑。这一天，不知道人世间是否还有逝去她的哀恸，能确定的事情只有一件——有人还牵挂着她。

就是那个立碑的人。

虽然碑文中没有立碑时间，但可以推算。孙子辈中，从年长到年幼依次刻有“文、武、双、全”，未见最小的“义”，按照登秋的惯例，立碑时要全部刻写已出生男性后代的名字。换言之，立碑时“全”出生了，“义”还没有。“全”生于1940年，“义”生于1942年，“月子婆”的墓碑应立于两者之间，在下葬27-29年后。

随便在街上叫住一个人，让他回忆3天前的事情，多数人都很难讲完，让人回忆近30年前的一个殁日，难度要大得多，即便是自己的亲人。1940年初，眼见“月子婆”死亡的家人多已离去，为她立碑的人应是唯一在世的儿子刘必秀。小时候，我经常听到母亲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

一个5岁就没有妈妈的孩子，怎么会不牵挂坟墓里的“慈母”？

二、鸢尾花中的平地

马赶桥是登秋后山的洼地，2013年的一个夏夜，这里人声鼎沸，刚刚开辟出来的空地上，熊熊大火正在燃烧，劈哩叭啦的声响中，堂哥的尸首一点点消失殆尽。他死于车祸，是必须要火葬的“红人”。同为“红人”，“月子婆” 自然也经历过这一幕。只有火化，“红人”的魂魄才不会祸扰后人。凌晨，困意和恐惧加重，马赶桥的人渐渐离去。剩下的几个汉子也想快点离开，不停地泼汽油、加柴火，也用木棍往往火堆中央戳去，试图增加暴露面、加快燃烧速度。

尸体还未完全炭化，当柔软的触感传到汉子手中时，他吓得脸色发白。

5岁的刘必秀也做过类似的事情。火化“月子婆”时，他用木棍戳出了乳房，众人惊骇。这件事流传了很久，其子二爷长大后都还能从他人口中得知。即便5岁的刘必秀还未记事，长大后肯定也听说过自己的“罪行”。不懂事，是这“大逆不道”的根源，我相信这一点。听到曾经的“大逆不道”时，他不想原谅自己，我也相信这一点。近30年后，在为“慈母”立碑时，刘必秀应该会想起这件“大逆不道”的事，他是否原谅了当时不懂事的自己？

2019年，我壮胆回到马赶桥，鸟叫声清脆，山间平静得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火化堂哥的平地已经被成片的麻栗、松木、杉木遮蔽，巴茅草又粗又状，盖过周边。

“月子婆”墓旁，有一块鸢尾花环绕的平地，这里此先坐落着刘子荣[3]的老房子，房子建成前，它是火化“月子婆”的地方。登秋的火化之地，人们都避而远之，在上面建房子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时间最擅长冲淡恐惧，有违常理的事在历史的下一个节点也可以变得合情合理。刘子荣之妻、年近90的陈光枝回忆，老房子建于1965年，距离火化“月子婆”已有50余年，“红人”“刘必秀的妈”已是可以平淡讲起的睡前故事。老人家的子孙在这里成长，或穿梭坟茔，或酣睡土埂，没有受过诅咒，即便灾病，她也从未怪罪于“月子婆”。

我发掘过新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时期的墓葬，在这些时间尺度面前，半个世纪不长，但当我把“月子婆”和有关她的记忆置于其中时，时间好像又有了新的模样。

新建的砖房很好，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电火箱取代了烟雾缭绕的火坑，冲水的卫生间少有长脚蚊和臭味，不过陈光枝不想搬进去。奈何刘子荣早已逝去，老房子垮塌后又无力维修，她只得随了儿子们的想法。我去看她，她很开心，反复感谢我没有忘记她，也反复向我道歉：“我开始没认出你是谁，变化太大，奶奶黄昏（糊涂）了，你别放在心上。”生怕我心生一丁点芥蒂。

临走时，老人家说她又要搬家了。我疑惑，“住得好好的，搬什么家？也没听说她家建新房。”

走离后，母亲才小声告诉我，老人家年初查出了宫颈癌晚期，这是她最后的几个月。说罢，又指了指路边的塑料布，掀开后，一座崭新的墓碑显露出来。

“刘婆陈氏之墓”——老人的新家。

嘀嗒嘀嗒的雨声持续到傍晚，天灰蒙蒙的，置身其中，我有些木讷，学习考古十余年，我对墓葬的理解从未像今天这么深刻。

三、格外珍视的推论

“只记得是良上[4]苗家过来的，至于是哪个村寨，我黄昏了。”

二爷在一堆瓦砾中编竹笼，回忆起“月子婆”时，他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一年前，那里还是一座老木房，去年初冬燃成了灰烬。“要是我不烧火去烤我那发霉的棺材，家就还在。”在儿子三番五次地催促下，二爷搬去了砖房，但他只在那里吃饭睡觉，其他时间还是围着瓦砾转。大火烧不掉用泥巴做的东西，他的妻子、小儿子、小女儿、小孙子生于此又逝于此，种种悲欢离合得以残留。

“你看看能不能去良上找到她娘屋，她是我奶。”二爷的身形像大写的C，头与脚的距离小到可以轻易亲吻地上的瓦砾。说完，他又捡起了竹编。

我也想找到她的娘家，早早离家又早早逝去的她，应该无比希望我做成这件事。最新的人口数据中，良上镇有94户潘姓人家，贵槐51户、上寨33户、稿米6户、贵溪、龙塘、坪寨、雅中各1户。逐一访问虽不至于完不成，但不高效。夜深后，我撰写毕业论文，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前，我有了灵感。地理是与历史一同变迁的地理，二爷所说的良上，或许不是今天的良上镇。

良上镇有15个居民点，涉及上寨、下寨、贵溪、稿桥、稿米、雅中、稿白、龙塘、岑兴、桐合、中坪、平寨（坪寨）、桂槐（贵槐）、白眉、小巴冶，这是广义良上。在地的语言习惯里，还有一个狭义良上，它以良上镇政府为核心，只有上寨和下寨。狭义良上才是二爷理解的良上，寻找“月子婆”看似简单了些，参照今天的人口数据，她很可能来自上寨。

近百年来的良上另有过良上乡、良上联保、良上保的身份。今天的良上镇，承接于1992年以来的良上乡，管辖范围基本未变。此先的良上乡始设于1953年，范围颇小，据《三穗县志》记载，1990年时，仅辖上寨、下寨、贵溪[5]。以此为准，“月子婆”的娘家在上寨或贵溪。实地调查得知，贵溪的潘姓人家不是苗族，推论仅剩上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三穗县整编保甲，始设15联保和1个特别保[6]。二十八年（1939年），变更为16联保，良上联保领顺安（顺洞）、稿白、大塝坡（大榜坡）、良上、三民镇、巴冶7保[7]。三十年（1941年），三穗县撤销联保建置，设6乡1镇，80保[8]。三十二年（1943年）再度调整后，新设乡镇未见良上[9]。若“月子婆”叙事中的良上是良上联保，则她家有7个备选地点，不过今天有潘氏住户的仅为良上保。

作为联保下的基层单位，保通常较小，良上保应是今天的狭义良上，“月子婆”家仍然只能在上寨。但联保存续不足5年，它的地域范围能否和良上绑定，继而形成地方记忆并流传？“月子婆”叙事中的良上是良上联保的可能性很低。

地名中的良上源起何时难以考证，清乾隆时期，由蔡宗建主修的《镇远府志·卷三》中，“梁上汛”已经出现。良上保应是二十世纪前期良上持续最久的标签，地方史志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穗推行保甲制度时，在全县设立的8区、14镇、51乡、89保、948甲中，乡镇一级未见良上[10]，据此推测良上此时为保。在《民国三十一年三穗县乡镇图》（图一）中，良上（梁上）是保办公所和村落，与桂槐、稿米等地是平行的行政关系[11]。三十二年（1943年），良上为长吉乡第7保[12]。1949年11月7日，中共三穗县工作委员会和三穗县人民政府将原6乡1镇分设7区，其下保甲编制未动[13]。1950年冬，保甲编制废除[14]，良上保的身份结束。

“月子婆”叙事中的良上，如果源自于20世纪前期，更可能是良上保。

综合考虑二爷认知中的良上和旧良上乡、良上保、良上联保几种情况后，“月子婆”家最有可能在上寨，但这是推论、并非实证，是很多条件都被调整至理想化、简单化后的结果，如将现今良上镇的潘氏住户假设为过去百余年间未作变动的静态概念等。然而，这并非是想表达推断没有意义，预先找出指向性最高的地点很有必要。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穗县乡镇图（引自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37页）

接下来的实证有两个角度，或是通过实地访谈，继续排除上寨以外的潘氏住户点，或是在上寨寻找直接证据，但短时间内均难取得成效，甚至不可能有成效。族谱无载出嫁的女儿仍是很多地方的惯例，即使我获得了他们的族谱，发现“月子婆”的希望也趋近于零。五代人过去，真的有人还会记得她吗？无论我是否愿意，都要接受极有可能的遗憾。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格外珍视上寨这个推论，即便它在学理上有那么多的缺陷。

我有种预感，如能回到113年前，当我递给这个姑娘关于贵槐、上寨、稿米、贵溪、龙塘、坪寨、雅中的相片，看到上寨时，泪水从她脸颊上缓缓流下的概率最大。

四、她叫潘小妹

“我有个姑妈，很小就出门、很早就断了联系。”上寨屯上的潘年松曾经同自己的表弟海桃提到。

潘年松生于1907年，姑妈年长一代，以15岁为代龄，应出生于1892年前后，与“月子婆”是同一个年代的人。“月子婆”13岁产子，离开娘家的年龄要更小，18岁离开人世，与娘家的联系不长，人生轨迹与姑妈大致重叠。我对这条线索颇为兴奋，但海桃的记忆仅限于此。为了获得更多信息，我前往屯上，找到了潘年松的儿子潘胜槐和潘胜清。

农历四月，稻田中站满了拔秧、插秧的人，打量一圈后，直觉告诉我应该找弯着腰的那个老妇人。果不其然，她正是潘胜槐的妻子，今年85岁，仍思维敏捷，但她对夫家了解不多。好在潘胜槐只是放牛去了，很快就会回到田里。

好一会后，眼见还是没人过来，我们打算先去其他人家问问。

启程几分钟后，田埂对向走来一个背着喷雾器的老人，他才同我们错身，我便不受控制地喊：“您老人家是不是潘胜槐？”惹得姐姐一惊。我至今都不知道冲动来自何处。

“是啊。”老人家转过身来回应我。

他依旧没办法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去到了潘胜清家。木房子前有一个十三四岁的苗族姑娘，长得秀气，让我想起了永远停留在如花灿烂年纪的“月子婆”。我们问大人是否在家后，她害羞得躲了起来。没有坐等太久，潘胜清夫妇就出门与我们搭上了话，他们不仅不知道我们口中的“月子婆”，也不知道父亲潘年松和海桃提过的姑妈。父亲生前和他关系很差，多年都没有交流，潘胜清仅对爷爷潘绍南、太爷爷潘德胜的过往熟悉。

潘绍南有三个弟弟，是否有姐妹不清楚，四弟死于老虎之口，三弟死于打斗，二弟顺利成了家。历史总是给我惊喜，潘绍南是我此先分析过的良上联保长。潘德胜更传奇，是著名的清咸同苗民大起义参与者，随同寨头苗民起义军首领万金贵。起义失败后，潘德胜才从山下逃到屯上。

离开之前，我拍了潘胜清家木房，拍了站满乡民的水田，拍了高耸入云的老山坡，准备回家后打印出来。

当晚的电话中，海桃新想起一段对话。对话的一方是他年近百岁的伯母，去年刚刚离世，另一方是潘年松，内容为：“你家有一个潘小妹，我家也有一个潘小妹（伯母的名字）。”潘年松没有兄弟姐妹，与伯母同名的潘小妹是潘绍南的姐妹、潘年松的姑妈，这个姑妈可能是“很小就出门、很早就断了联系”的那个姑妈。

经过一夜的回忆，海桃又补充了一个细节。潘年松曾和他说，潘小妹去了金竹沟刘家。金竹沟是个包含登秋在内的大地名，刘姓全部在登秋，刘必秀生殁于此。如果说之前的推测是99.99%的历史，那么当金竹沟刘家的回忆涌现时，剩下的0.01%也补充完整了。我终于可以很确定地给二爷说，“月子婆”的娘家在良上上寨屯上，那边还有后人。

她有名字，叫潘小妹。我想让所有叫她“月子婆”的后人改口。

当天下午，我又回到瓦砾堆中，二爷还坐在那儿编竹笼。太阳西斜，篾条的影子打在二爷的手背上。还没说喜讯，我又尝试着问他，“月子婆”是良上哪里的？二爷耳背，我几乎叫喊起来。在瓦砾后头干活的大儿子听见了，就抢先答了我：“‘月子婆’是上寨屯上来的，喊是潘小妹，他（二爷）现在黄昏、记不清了，我还小的时候他给我讲过。”

绕了一大圈去找寻的答案，原来就在身边，我一时愣在原地。

五、仪式里的记忆

中元节到来前，贵州东部地区的山民都会封包。包由纸钱及封皮组成，呈方形或长方形，正面通常写上某某某收。中元节当天，包会被放在堂屋门口的干稻草上烧，先祖根据自己的名字“认领”。每个先祖“得到”的包数量不一，亲属关系越近，“得到”的包越多。为了烧得更旺，包通常会被小心翼翼地摆成蜂窝状。登秋在沅江上游，这里的刘姓也烧包，不同的是仪式多了一个环节，从我开始记事，兴趣点一直在上面。

这个环节与潘小妹相关。

有几个包会被单独放在篾条编成的小竹塔里烧，竹塔由二爷编好后发给大家，来不及时，二爷也会教大家用稻草快速编成草塔。不管材质是什么，但一定得有塔，塔是“月子”。没有“月子”，死于难产的潘小妹就收不到包里的纸钱。父亲这样解释，婶婶这样解释，堂哥这样解释，他们都这样解释，我深信不疑。为了让潘小妹“拿钱”时不那么费劲儿，我很小就跟在二爷身后琢磨竹塔的编法，期待有一天超过他。

对潘小妹的“关照”不止于此，泼水饭也是其中之一。

将煮熟的米饭泡在装有凉水的碗里后，吃它的人便从活人变成了死人。母亲临盆前，二奶奶都会叮嘱父亲把水饭拿出家门，泼在面向潘小妹墓的方向。二奶奶坚持让父亲在泼完后叮嘱：“‘月子婆’，这是给你吃的，吃饱你就别多嘴了，一定要保佑娃娃生得顺顺利利。”登秋的其他刘姓人家也泼水饭，每个新生儿来到人世间前，潘小妹的故事都会被拿出来讲一遍，故事的重点是女人生产的不易，讲完后总是哀叹。我们不必担心哀叹后到来的是消极的情绪，同为女人，准妈妈们相信潘小妹会保佑自己，不让厄运重现。

如果竹塔烧包、产前泼水饭等仪式一直在，潘小妹就不会被后人忘记，但有些仪式出现了中断的征兆，传承故事的行为在减少。堂屋背后的厢房，因为紧邻神龛，叫神龛背，那里采光不好，阴暗潮湿，常用来放置类似“红人”的牌位。据母亲回忆，刘必秀修建的老房子里，神龛背有潘小妹的牌位，后来建成的房子中，神龛背不仅没有牌位，就连钉牌位的钉痕都消失了。竹塔烧包、产前泼水饭赖以存在的环境是乡土，在城里安家的堂哥、堂弟不再做，我以后大概率也不会，大规模的城市化潮流中，这些仪式被湮灭是迟早的事。

仪式消失的那天，就是潘小妹被忘记的那天。

在宇宙的长河中，每个人都会被忘记，这是客观规律，帝王将相也好，像潘小妹这样的普通人也罢，都没办法置身其外。我还是希望他们的历史存世的时间久一点，帝王将相已经被写进了大量的史书里，潘小妹没有，但她同样值得被书写。2026年清明假期结束后的返程路上，我深深意识到这一点。怎么书写？去读她的墓碑，去田间地头听她的故事，去走她曾走过的路，去思考族谱和志书里的只言片语……

去她的历史现场。

[1]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长吉镇贵晓村的一个寨子。

[2]虽然墓碑上的称谓是“慈母”，但这并不代表墓碑为其子所立，非子立、以子谓的现象，至今仍常见于登秋及其附近，故严谨考证立碑人具有必要性。

[3]登秋刘姓，同为登秋刘氏高祖后人，但与二爷所在支系不同。

[4]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南部，距登秋约18公里，三穗县苗族的主要聚居地。

[5]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9-40、48、647页。

[6]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7]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8]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9]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10]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5-36页。

[11]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12]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13]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14] 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穗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