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情感与权力关系：关于女性主义民族志的思考

在《亲密陷阱》的后记中，作者瑞秋曾讲述了自己作为年轻的白人女性学者在进入这个男性主导的、与性接触密切相关的场域里所经历的困难、骚扰、被迫或主动的沉默和共谋、个体之间复杂又流动的权力关系，还有自己与他们的情感与经验。

与瑞秋的研究经历类似，本文作者研究的是以粉丝为主的网络亚文化社群。她们在研究中同样面临田野中的“心理负担”，需要处理研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这篇文章跳出“PUA”社群研究本身，反思此类女性主义田野中存在的更广泛的权力问题。

电影《降临》（2016）剧照。

当研究者个人立场与研究对象相摩擦

在民族志写作中，位置性（positionality）是一个绕不开的立足点和反思地。因为人类学是要求研究者进入被研究者的场域并且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观察、遭遇、沟通、互动来搜集信息和生产或建立知识的学问。这就带来关于研究者在这项研究和田野中所处的位置的种种思考，乃至质疑。在后记的开篇，瑞秋提到自己经常被人问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身为女性，做这项研究有什么感觉？”第二个问题是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有人想骗她的“色”。这两个问题都是围绕立场论展开，或者说是期待与要求瑞秋从自己的身份——人们相信这必然影响了她的研究——来给出回答。

女性主义研究很重视情境化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强调知识的建立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位置和生存脉络。立场论（standpoint theory）也相信，不同视角能够带来不同的知识，而在多个维度下的脆弱视角往往能够提供给人们更多关于社会（不够）公正和权力关系的思考，因为他们的处境能够暴露很多处于更优越环境中的人未能体会到的世界角落。这也是近些年来关于外卖骑手、服务业零工、网约车司机、少数民族地区的弱势群体的报道和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关注的原因。

但是这篇后记让人惊讶的或许是与上述权力关系的倒转。通常上述领域的研究和写作者相对于所描写的人群处于更为优渥或稳定的环境，即便会在个体交往间可能出现一些维度的弱势（比如身体素质、社会经验、性别关系），议题也往往不受这些因素太多影响。而对瑞秋来说，作为女性来与“PUA”行业的培训者、参与者进行单独交流，即便可以设想到危险，身处其中还是会产生具身的情绪反应与感受。这种感受有时候甚至是与受访者共同完成的。比如她提到被骚扰和羞辱后仍需完成观察和事后记录的愤怒，以及受到种族歧视的年轻黑人男性在讲述结构性暴力时的痛苦。在这种脆弱暴露的时刻就会让人觉察，他们并不是缺乏良知的恶棍或是阳刚符号的化身，是背后的一些原因将他们引向这个歧途来缓解自己的困苦和怨恨——以更弱势者为代价。

可能民族志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通过细致的解释性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让我们理解其他处境情境下的人的生活和背后的原因与意义，另一方面通过批判理论分析让我们以“他者”为镜像反观自己身处的文化、制度和权力结构，洞察在“习以为常”中忽略的支配性力量或社会偏见，从而能够想象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或更好的环境可以是怎样的。这两方面的考虑就意味着在研究者在数据收集时要尽量保持中立，或者说不过度介入和评判田野中的内容。当然，在现实中会有更复杂的伦理实践，比如瑞秋选择了阻止“PUA”学员去和十几岁的少女搭讪。而这种选择也会成为田野内容，在瑞秋进行数据分析时展开对研究者自身和包括女性在内的“PUA”社群参与者的批判反思。

我和瑞秋在采取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时的最大区别可能在于进入田野的方式和身处其中的权力关系。我研究的领域是以粉丝为主的网络亚文化社群，包括内容创作、与圈层内外个体的表达和互动，以及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因为我本人多年来是其中一员，这个社群对我并不陌生，或者说我身处其中。然而，瑞秋进入的是一个对她而言陌生的环境，所以她需要得到该领域守门人（gatekeeper）的许可才能够接近受访者，比如“PUA”训练师组织者本人。因此，她无可避免地要在研究中收敛道德评判的锋芒，在一些时刻保持沉默乃至共谋，并且小心地维护自己与对方的关系。比如在对话中，用模糊的回答试图打消对方对自己的疑虑，同时稍显暧昧地写下“或许确实如他所言吧”的回答算保持中立而非赞同对方。因此在她从权力错综复杂的田野现场退身而出、进行数据分析时，女性主义和批评视角终于可以介入了。

但对我的研究，则并非总是如此。不同社群的人同处在一个大环境之中，并因为争夺生存空间或话语解释权而陷入冲突。我对瑞秋的研究方法感到习惯的部分，是民族志过程中尽量保持中允地记录过程和各个视角的叙述，不在事件进行时评判言行，不去干预事件的进行和发展。但因为我来自亚文化社群内部（这里可以包括不同的亚文化或边缘群体），所以相对而言并没有守门人的存在来让我处理关系。

虽然不必担心进入田野时受到守门人的阻挠，但在群体的内部进行批判的视角仍会有时让我觉得有心理负担。作为以女性为主要参与者研究，互惠性的原则在我的课题中更加重要。一方面我会觉得，我是在如瑞秋般一样为了更公平更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社群环境而提供必要的、同时也是重要的知识，来解除一些污名；另一方面，我也迷茫于这样的知识对于真正改变置身其中者的处境能有多大作用。尤其是这些社群面临的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也有彼此之间的竞争。如何处理日益加深的割裂，分析又能在多大程度弥合这些裂痕，这种犹豫和矛盾始终存在，并且在处理关于情绪的议题时尤其可感。

正如瑞秋所言，“当我们女性主义的政治抱负和研究对象的世界观相冲突时，我们会陷入两难。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角与受访者的观点相调和，而他们与我们对权力、机会、解放和局限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我们亦有责任去准确和公正地解读和代表他们的观点。”我所能做的也是保持作为学者立场和思考的独立，在准确公正地呈现田野内容时，允许自己并不和自身社群的主流意见相吻合，并且观察到主流意见随着环境变化和代际更迭的流动性。

在割裂中重新建立连接

可以想象，我的研究需要面对很多情绪。网络民族志依然是关于人的学问，或者说因为是在社会上切实发生的生活（也包括网络环境和相关的基础设施）。不论是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知识立场、经验、创伤、目的、情绪、社会关系等等，并非总是符合关于人的模型（比如作为经济理性的人，或是其他依据刻板印象也好、数据归纳也好总结出来的画像）。因此直接套用一些经典的理论并不能够解释复杂的当代现实生活。

为了避免自身的偏见和处于社群内部的视角局限性，我在进行数据收集时也刻意避开了自己最为熟悉和投入情感最多的领域，而是选择更为平行的内容群组。这样，我既可以确保对其中运行的逻辑有足够的了解，又能避免立场冲突和研究之外情绪的介入，并且尽可能多地接触我固有审美对象之外的内容——至少在设计研究时我是如此打算。但是在开展的过程中，这个计划实现了一半，打破了一半。我的确得以接触、理解、分析此前我并不熟悉的圈层，并且能够逐渐清晰地分辨他们与“低俗”“幼稚”“戾气”等污名标签的重合和差距，也能够避免以一个互联网遗老的姿态在未加了解时做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评判。但另一方面，亚文化的流动和传播属性也让我研究对象的特质迅速扩散到更广阔的范围。况且，我们同处在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中，任何环境上、政策上的变动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地震荡到各个圈层。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情感无可隔离，我在研究中积累的失望、沮丧、愤怒、疲惫也会蔓延到我的生活。而且这些情感并不属于我一个人，正如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的情感经济学（affective econo⁃mies）所说在整个空间流通增长。在这样的流通里，站在彼此对岸的人们的行为也在被这种气氛塑造和引导。网络上亚文化参与者们也同样把情绪带入生活，或把生活中的情绪传递到网络，进行线上与线下的大循环。就这样，我的研究在后期转向了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讨论作品和冲突中反映出的众人的情绪和欲望，而不只是探讨亚文化作品和互动与环境之间的更为直观的相互作用。我不再将情绪作为决策行为中非理性的溢出产品，而是把这些心灵层面的影响纳入分析本身。

也许在女性主义田野中，研究者注定要面对立场或价值上的冲突、消极的情绪和经历，因为这就是生活中实际发生的部分，自然在研究中也会浮现。如果能保持对田野间权力关系的时刻警觉，不论是处于优势还是弱势地位，都对于更公正的社会环境、更公平的权力关系有所期待，那这就是包括女性主义研究在内的田野中的研究者共同面对的处境。瑞秋试图揭露的是“PUA”产业中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和性别关系是如何在后女性主义社会中的各个维度大行其道，而这又怎样影响了人与人之间建立真正亲密、真诚的关系的可能。我在研究中试图呈现的是边缘地带的亚文化参与者如何生产话语来应对主流的排斥、反对商业逻辑的剥削，并且主动利用不受欢迎的身份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以及这其中又会有怎样潜在的暴力和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归根到底，所有的田野和阅读都还是会指向我们的关心：在这个往往被割裂和规训的世界里，试图了解和理解他人也许指向了重新建立连接、在更好的环境里共处的可能。

撰文/王亦鸣

编辑/宫照华 张婷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