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研究员质疑！西方媒体报道伊朗：被动语态抹去施动者

布拉克·埃尔马利认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表明，语言以及西方主流媒体的叙事框架，仍在充当战争工具。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不仅严重冲击了地区安全、地缘政治、外交、能源和贸易，也意味着传统上用来解释这类局势的国际关系话语正在失效。

战争、威慑、自助、国家安全和生存威胁等词汇，属于较早一代国家间冲突的语汇。先发制人战争这一概念，曾被视为布什时代的政治遗产，如今却成为为干预主义和扩张行为提供正当性的常用说法之一。如今的冲突，尤其是以色列作为交战方时，更多通过战略模糊、持续性先发制人和叙事威慑来运作。而主流媒体仍在沿用过时的术语，由此制造出一个语义战场，使语言本身成为误导工具。

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脚本，是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世界设计的：边界清晰，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摩擦，“威慑”意味着以确定报复的威胁来阻止攻击。到了2026年的现实环境中，这套框架已经被掏空。联合国宪章语境中的“自助”，原本只是对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寻求安全的中性描述，如今却被武器化，变成了“永久性先发制人”的依据。

在这一新范式下，安全不再是维持力量平衡，而是争夺叙事上的全面主导。分析者若继续用冷战时期的逻辑来解读非对称、多领域战争，就无法解释一种现实：战略模糊如何让一个国家在持续充当进攻者的同时，仍保有防御者的法律和道义身份。

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流媒体，正是这一语义战场的主要建构者。最常见的手法之一，是在描述以色列主导的暴力行为时使用被动语态，实际上把行为的“施动者”从句子中抹去。于是，一旦涉及以色列主导的暴力行为，战争报道就变成了一串用被动语态写成、便于传播的标题。

例如，在报道2026年德黑兰遇袭，或米纳卜一所女子学校遭轰炸的悲剧时，最初的标题往往会写成“听到爆炸声”或“据报学校遭袭，至少153人死亡”。这样的表述，要么把事件写得像是不幸的自然灾害，要么在互联网不自由的信息环境下，间接把责任推回德黑兰。

相反，一旦伊朗实施报复，语言就会立刻转为主动语态。类似的报道方式还体现在冲突中对死亡的不同表述：以色列士兵是“被打死”，而黎巴嫩人则只是“死亡”。这种语言上的不对称，确保最初的打击被看作一种冷静、几乎不可见的必要行动，而回应则被贴上明确且无端的侵略标签。这种带有倾向性的框架，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为先发制人战争提供正当性的最基础机制。

在一种被去政治化的国际关系词汇体系里，“战争”或“冲突”这类常规术语失去了具体语境的分量，真正发生的其实是一场先发制人的行动：有些人是被刻意杀死的，而另一些人则只是“死去”，仿佛自发发生，以此呈现某种在战略上被合理化的行动。

此外，媒体对奥威尔式委婉语的依赖，也在淡化当代扩张主义的真实面貌。“斩首式打击”“削弱能力”之类说法，取代了“暗杀”和“摧毁基础设施”原本具有的法律与道义分量。通过这种冷冰冰的技术性词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把对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他高级官员的暗杀，描述成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行政任务，而不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这种叙事上的威慑，使媒体能够把一场全面战争呈现为一系列定点“安全行动”，从而让公众看不到其人道代价——例如雷萨拉特广场附近居民楼中数以百计平民死亡——同时强化一种形象：以色列是一个被迫进行“外科手术式”自卫的高科技受害者。

今天的危机并不新鲜。它延续了“9·11”事件后形成、并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不断强化的话语模式。那个时期，一批所谓“问题国家”被单独挑出，成为可以被强制改造的合法目标，并被纳入一种更宏大的叙事：干预被包装成一场带有准自由主义色彩、旨在维护全球秩序的十字军行动，其间政权与平民之间的界限往往被有意模糊。类似的正当化逻辑，如今也出现在围绕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表述中。

这种话语上的相似性还在进一步延伸。正如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曾是伊拉克战争的核心借口，如今围绕铀浓缩的讨论，也越来越呈现出类似的证据弹性。两者在修辞表演上的差异则十分明显。布什主义的主动出击逻辑，当年还依赖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展示所谓证据这一经过精心安排的场景；而今天的正当化说辞，已经远没有那么复杂。

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曾援引总统“强有力的洞察”和直觉，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这样的表态表明，为干预行为赋予正当性的修辞门槛，已经比过去那种至少还要装作讲求证据严谨性的阶段，进一步下滑。

国际关系词汇体系中的这一长期问题，反过来也成了传统媒体进行选择性框架建构的便利工具。新闻语言所依赖的理论资源日益浅薄，复杂的地缘政治发展常被压缩进简化叙事之中，引导公众认知走向预设结论。

要抵消这种扭曲，只能依靠媒体的多元化。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曾将其称为“替代性信息来源”，并视为任何正常运作的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

这种透明性，眼下正由无数奋战在现场、并以生命代价换取真相的记者共同塑造。记者瓦埃勒·达赫杜赫在失去整个家庭后仍继续报道；已故记者希琳·阿布·阿克莱以及其他记录加沙及更广泛地区公民生活被抹除的人，也都在让叙事变得更加透明。

他们的工作挑战了西方经过粉饰的“斩首”话术，迫使人们直面这一语义战场背后令人不适的现实。但责任并不只在新闻业。国际关系学界本身也必须正视一种分析词汇的局限：它至今仍大体被束缚在冷战遗留下来的概念边界之内。

要理解当代冲突，越来越需要能够处理这类行为体的理论框架——例如以色列，其地区扩张主义往往依赖被神话化的安全叙事和深层的非理性执念。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建立这样的新范式已是迫切任务。否则，无论学术分析还是公共讨论，都可能继续被困在一套越来越无力解释现代冲突现实的概念词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