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刘群先曾任妇女队长，最终客死异国他乡

无锡老城河边，早年纱厂的汽笛一响，一整片女工窝棚便涌出一群瘦小的身影。她们扎着头巾，脚上木屐哒哒响，肩背已经被麻绳勒出血印，却还得一步不停地往厂门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名叫刘群先的女孩，悄悄走上了另一条路，这条路把她从车间带到了工会，从苏区带上了雪山草地，最后把她送到了遥远的苏联战火之中。

很多人知道长征时有女红军，却未必知道，在中央红军队伍中专门有一支“妇女队”，队长就是这个从纱厂走出来的江苏女子。她的名字，在许多回忆录里只是一句带过，但把散落的史料拼起来，可以看到一条相当清晰的脉络：一个从童养媳到女工干部的转变，一支在极端环境中坚持不掉队的妇女队伍，一个在陕北边区支撑起工厂生产的女部长，最后，是1942年苏联天空中的一场轰炸。

一、从童养媳到女工干部：无锡纱厂里的“例外”

在1907年的无锡，一个女孩出生，家庭并不富裕。11岁时，她被送去做童养媳，这在当时的江南乡村并不稀奇。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家中经济突然崩塌。大约在14岁左右，家里供不起学，只好把她送进纱厂当童工，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从此成了常态。

那时的无锡，已经是江南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大量乡村女孩被送进厂里，住在拥挤潮湿的工棚，拿着微薄工钱。对大多数人来说，日子就是“上工—吃饭—睡觉”，周而复始，很难有什么别的念头。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车间里，新思想悄悄出现了。

1920年代中期，工运浪潮席卷长江三角洲，一些受过教育的工人、进步青年开始进入厂区做宣传，讲工资、讲工时，也讲“组织”这两个字背后的意义。刘群先就在这种氛围里，接触到了工会和党的地下活动。1926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年龄不过19岁。

入党后，她迅速从普通女工变成骨干。无锡工会需要能和女工打交道的干部，刘群先既出身工人，又敢讲话，很快被推举为无锡工会妇女部长。她开始组织女工学习维权，发动罢工，协调与男工的联合行动。

“你一个女娃子，也想跑在前头？”有工头曾经冷嘲。

刘群先当时的回答，据当年的工友回忆，大意很直接：“挨饿吃苦都走在前头，为什么要争权就要躲在后头？”

言辞不算华丽，却说明了态度。在那几年里，她不但在厂区里穿梭，还被选为代表，参加全国层面的工会会议。在一次全国劳工大会上，这个出身纱厂的年轻女子站上讲台，代表无锡工人发言，这在当时的女性中，已经算很特殊的经历。

这些早年的工运活动，有两个后果。一是锻炼了她在群众中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如何和女性工人对话、组织、动员。二是让她进入了党内视野，被视为可以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这为她后面的一连串职务变动，埋下了伏笔。

二、走出纱厂，走向国际：从无锡工会到世界工人大会

1920年代末至1930年前后，党内决定选派一批干部出国学习，与国际工人运动建立联系。刘群先因为工运表现突出，被选中参加国际劳工会议，地点在苏联。当时的安排既是培训，也是考察，更是一次政治信任。

在这次会议上，她见到了后来名声很大的一个人——博古。博古原名秦邦宪，当时正在苏联学习，担任会议翻译。一个是来自无锡的女工领袖，一个是受过系统理论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两人因为工作接触频繁，很快走到了一起。此后，他们成为革命伴侣，共同回国工作。

1930年前后，二人回到国内。刘群先随即被安排在全国总工会系统，担任女工部长。这个职位对她来说，是从地方基层走向全国统筹的重要一步。她需要面向的不再只是某一座厂、某一座城市，而是全国各地的女工、女雇员、女学徒。

当时的中国，城市工人数量有限，女性工人更是少数。但党已经开始意识到，女性不仅是“家庭”成员，也是潜在的革命力量。刘群先的工作，就在于把这部分力量组织起来，从车间延伸到苏区，再从生活领域延伸到武装斗争。

不得不说，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革命队伍中，这位年轻的女部长属于比较少见的声音。她的工作并不光鲜，不是在前线指挥冲锋，而是琐碎的会议、宣传、调查、统计；可通过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工作，妇女问题才真正被纳入到了整个革命布局中。

三、中央苏区的“女队伍”：从工运到武装的转换

进入193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的重心转入中央苏区。1933年，刘群先抵达中央苏区，已有较为丰富的工会和妇女工作经验。苏区的任务与城市不同，除了发动群众、宣传政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把妇女组织起来，直接支援红军。

当时苏区已经建立了地方武装，如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刘群先受命负责妇女方面的动员。她在地方上挨家挨户做工作，发动妇女参加赤卫队、担任运输员、护理员、炊事员等职务。史料中有个数字提到，她动员了约五分之一的女工会会员进入赤卫队，这个比例即便需要再核实，也能说明工作力度不小。

有些妇女起初顾虑不少。“家里孩子谁带？战斗打起来，伤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听上去琐碎，却是真实的阻碍。刘群先的办法，是既做思想工作，也推动组织上解决问题，比如在村里建立互助照看小组，让外出参加赤卫队的妇女家中有托底。

值得一提的是，她并不满足于让妇女只去干传统意义上的“女工活”。在一些地区，妇女赤卫队参与警戒、站岗甚至简单的武装任务。这种尝试打破了传统性别分工，虽然规模有限，但在当时中国农村，是相当大胆的探索。

通过这些实践，刘群先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思路：妇女既是家庭成员，也是政治参与者，更是武装斗争的支援者甚至直接战斗人员。这一思路后来贯穿她在长征中的工作。

四、长征中的妇女队：一支“没有掉队”的队伍

1934年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长征”的那次大规模行军。这个时候，妇女该怎么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党内专门讨论过：长征条件极其艰苦，不少人认为妇女难以承受高强度行军与战斗，有的主张尽量留在地方坚持游击。有意思的是，中央最后做了一个折中决定——保留一部分妇女骨干，集中编成一支妇女队，随军行动，同时减少人数，把大多数妇女和孩子留在根据地或分散安置。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4年10月左右，中央红军妇女队成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队伍组建，点名由刘群先担任队长。选她不是偶然，她既有工运和妇女工作经验，又在苏区有组织武装妇女的实践，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

这支妇女队伍人数并不多，成员多是医护、宣传、政治工作骨干，以及个别女战士。她们要做的，不只是跟着部队走，还要在途中担任救护、宣传、联络等任务。

“怕不怕？”有战士在出发前半开玩笑地问。

有人记得，刘群先当时的回答很干脆：“怕也要走，不走也不安全，跟着队伍，总比散在山里强。”

长征以后路途艰险，翻山越岭，过草地，环境恶劣。这支妇女队的存在时间并不长，大致到1935年初，在遵义附近配合部队调整后，队伍被打散，成员分别编入各大单位，融入普通连队和机关。但一个细节一直被老红军提起：在整个行军过程中，这支妇女队做到了无一人因伤病掉队，整体安全到达。这在当时条件下，不算轻松。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所谓“没有掉队”，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生病或受伤，而是指没有出现中途被迫留在地方、失散或丧失行动能力而无法随军前行的情况。从组织管理角度上看，这说明队伍日常管理严密，行军纪律落实得非常彻底。

刘群先在这段时间里的工作，既是队长，也是政治指导者。她要安排每天的行军节奏，关心伤病情况，协调与周围部队的关系，还要不断做队员思想工作。对于一个女性干部来说，这是一次严酷的综合考验。

五、遵义城里的十天：10万斤粮食是怎么筹来的

长征路上的粮食问题，是每支部队的头等大事。1935年前后，中央红军在艰难行军中进入遵义一带，面临粮食告急的情况。根据当时的安排，中央决定在遵义周边尽可能筹措足够粮食，为后续行动做准备。

这时，刘群先已经从妇女队队长岗位，转入红军政治部工作。她被交给的任务，是利用自己的工运经验，在遵义城内组织碾米工人，迅速扩大产量，尽可能筹集粮食。

遵义有许多小作坊和碾米点，平日生产规模有限。要在短时间里筹集大批粮食，就得协调工人加班加点，还要与当地商人打交道。政治部给了她一定的政策授权，但具体怎么落实，仍旧要靠她自己安排。

据史料记载，在大约10天左右的时间里，她带领工人昼夜轮班，把原本零散的碾米作坊串联起来，集中力量尽可能多地加工粮食。大批粮食被运往红军驻地，为后续队伍出发提供了保障，数字大致在10万斤上下。

“你们这是给谁干？”有工人一开始犹豫。

“给自己的将来干。”刘群先当时大体这样解释，“红军走得动，你们的地盘才安全。”

这次筹粮行动后来在一些回忆资料中被提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结果是肯定的。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转变：曾经在无锡纱厂带头罢工的女工干部，如今在遵义城里组织工人加班生产粮食。这并不是立场的变化，而是斗争形式的变化——目的都是为革命队伍争取生存空间，只是手段不再是对抗单一资方，而是服务于一支革命大军的整体行动。

从组织史的角度看，这次行动也体现出一个特点：在关键时刻，党内愿意把极其重要的后勤任务交给一位女性干部负责，这本身说明刘群先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信任。

六、到陕北去：边区工厂里的女部长

长征结束，中央红军陆续到达陕北，革命的大本营从江西、遵义转移到了黄土高原。这里的问题，不再是单纯的行军，而是如何在贫瘠地区建立起一套能支撑长期抗战的生产体系。

陕北自然条件艰苦，村庄分散，耕作方式落后。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鞋子磨破了常常难以更换，药品更是紧缺。刘群先在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生产建设。

在边区政府和党组织安排下，她担任女工部部长，负责组织妇女参与纺织、缝补、制鞋等生产工作。以吴起镇等地为中心，她参与创办了被服厂、鞋厂、袜厂以及简单的制药作坊。这些单位规模都不大，设备也异常简陋，但它们构成了边区自给自足体系的重要一环。

某次会议上，有干部提出：“这么穷的地方，能办起厂来吗？”

刘群先当场回应：“荒山能开梯田，有人手，就能做出厂房。”

这种说法听上去很朴素，背后却有明确的方向——不指望外面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而是依托本地资源，哪怕条件极差，也要建立起生产体系。被服厂负责给前线、机关和学校制做衣物，鞋厂制作草鞋、布鞋，袜厂解决冬天保暖问题，制药作坊则尽力用本地草药配制简易药品，缓解基本医疗缺口。

这些工厂里，妇女是绝对主力。她们在白天干自家地里的活，空余时间到工厂干活，既拿一点报酬，也算完成革命任务。刘群先利用她早年的工会经验，大力推行按劳动计工的方式，同时强调纪律和质量要求，避免边区工厂沦为“好心办坏事”的形式主义。

边区的一些回忆资料中，一再提到她精力极为旺盛，常常在几个工厂之间来回跑，下工房看车间运转，问原材料来源，盯订单完成情况。长期高强度工作，对身体损耗非常明显。

从更大的背景看，这一时期的陕北边区正在努力解决“吃饭”和“打仗”两大问题，物资匮乏是普遍难题。刘群先参与建设的这些小工厂，很难说有多么“现代化”，但在当时确实实实在在缓解了军民生活压力，也为后来边区工业体系的扩展提供了基础样本。

七、病重远行：苏联战争阴影下的意外牺牲

长期操劳，再加上早年在纱厂积累下来的职业病，刘群先的身体状况在陕北渐渐恶化。据相关资料，她患病时间已不短，靠简单草药、土法治疗，只能压一压症状，很难根治。

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共中央与苏联之间的联系加强，一部分重病干部被安排前往苏联治疗。这既是政治关系的体现，也是实际医疗条件的考虑——陕北能提供的医疗条件实在有限，而苏联在当时拥有相对完善的医院和医生队伍。

在这种背景下，组织决定送刘群先去苏联治病。她离开陕北时，年纪不过三十出头。对一名老资格干部来说，这个年龄本应是事业的上升期，却不得不因为病情离开一线工作。

到了苏联之后，她的具体治疗情况，现有史料记载得并不详细。可以确定的是，1941年以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国进入卫国战争状态，许多城市遭到德军空袭，后方医院、疗养院也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医疗资源紧张，疏散混乱，环境远谈不上安全。

1942年，刘群先在苏联的一次纳粹轰炸中遇难，终年35岁。这一时间点与德军对苏联城市密集轰炸的时期相吻合。她并不是直接死在战场，而是作为一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中国女性干部，成为空袭的牺牲者。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死亡方式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她的一生始终围着革命和战争转，最后却倒在异国他乡的废墟之中。她并未亲眼看到抗战胜利，也未能回到熟悉的黄土高原。

4年之后，1946年，博古在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39岁。这对曾经在苏联相识、在苏区并肩工作的革命伴侣，最终都没有活过四十岁。

八、女性干部的多重角色与一段未被重视的历程

从无锡纱厂的童工，到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再到长征妇女队队长、边区女工部部长，刘群先的职务变动看上去很频繁，但有一条主线是清晰的：她始终围绕“妇女”和“生产”这两个关键词展开工作。

有几层意义，很值得注意。

一是工运与武装之间的转换。早年在无锡，她组织的是工会，工具是罢工、谈判；到了中央苏区，她开始把女工、妇女动员到赤卫队和红军周边，参与武装支援；长征中，她带队行军，也在关键时刻组织生产粮食。这表明，党内妇女干部并不是被固定在“妇女问题”这一相对狭窄的领域，而是在更广泛的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承担职责。

二是组织策略的尝试。长征妇女队的设立，是一次大胆的组织实验。把妇女集中成一支队伍，在极端条件下统一管理，既体现了对妇女工作的重视，也带有探索性质。妇女队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之后被打散，并入各单位，从结果看，这种“集中—分散”的方式，既保证了妇女骨干安全转移，又在后续各个部队中播撒了女性骨干力量。

三是后勤建设中的女性力量。遵义筹粮、陕北工厂建设，这些工作与前线冲锋相比似乎不显眼，却直接关系到队伍的生存。刘群先在这些领域的表现，让人看到妇女干部在后勤组织、经济建设方面的能力。在边区这样物资稀缺的环境中，她和许多不知名的女工、女干部一起，把一针一线、一双鞋、一包药变成战争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经历并不孤立，而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早期女性革命者的轨迹：从社会底层出发，经由工运踏入政治，随后在苏区和边区承担日益重要的工作。只是因为她的工作多在“幕后”，加上英年早逝，名字被埋在更宏大的历史叙述之下。

刘群先的一生，定格在1942年的苏联战火之中。她未能见证后来的一系列历史转折，却在此前十五六年的革命实践中，完成了时代赋予她的那部分角色。她带过的女工、她组织过的妇女队、她一手推动的边区工厂，都在之后的岁月里延续发挥了作用。

如果把中国革命中的女性革命者比作一条隐蔽的线，刘群先无疑是其中一段重要的线头。只是这条线，往往被更醒目的战役、会议和男性领袖的名字遮挡住了。讲清她的故事，有助于理解一个事实：在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里，许多关键位置上确实站着女性，而且她们并不是附庸，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组织者和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