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汤恩伯"词条、《民国人物传》第十卷（中华书局）、《上海解放前后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浙江近现代人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5月，上海黄浦江边的码头上，空气里混着江水的腥气和煤烟的焦糊味，轮船的汽笛一声一声地响，震得胸腔发闷。
岸边挤满了人，密密麻麻，像是被人搅乱的蚁穴。
男人扛着皮箱，女人搂着孩子，老人拄着拐棍，一张张脸上写满了慌乱。
有人在人群里大喊着让开，有人急得哭出了声，哭声立刻就被汽笛声和嘈杂的人声淹没了。
码头工人在人群里穿行，扯着嗓子喊号，声音嘶哑，没人听得清喊的是什么。
舷梯已经开始往上收，还有几个人拼命往上挤，踉踉跄跄，险些踩空。
船慢慢地离了岸。
江面上的水雾弥漫，轮船的黑烟在空中散开，越飘越淡。
弄堂口，有一个女人站着，一动没动。
她头发花白，身上是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脚下踩着一双旧布鞋，手里什么也没拿。
她就这么站着，看着那艘船缓缓离岸，看着船上的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进了黄浦江深处的水雾里，什么都看不见了，她还是没有动。
她叫马阿谦，是汤恩伯明媒正娶、摆过酒席、见过祖宗的结发妻子，跟了他大半辈子。
那艘船上，坐着她的丈夫，还有另一个女人。
船走了，没有回头，连个招呼都没留下。
几个月后，走投无路的马阿谦独自推开了当地政府办公室的门。
工作人员抬起头，等她开口，以为不过是又一个来要救济的困难群众。
然而马阿谦说出口的那句话，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有人慢慢侧过了脸，悄悄背过身去，再转回来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武义县的穷小子，靠着一股悍劲，在乱世里一步步闯出了名堂
浙江省武义县，山多地少，靠种地为生的人家，日子大多过得紧巴巴的。
县里的孩子从小就知道，靠那几亩山地，这辈子出不了头。
想要有点出息，要么读书，要么离开，要么两条路都走。
汤恩伯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1900年9月20日，他出生在武义县的一户农家，原名汤克勤，字捍卫。
家里没有积蓄，父母老实本分，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私塾，又送他进了浙江省立第七中学。
能读到这个份儿上，在当时的武义县，已经算是让父母脸上有光的事了。
中学读完，汤恩伯没有回家种地，也没有留在县城找个差事，他做了一个让乡亲们都觉得大胆的决定。
他要去日本留学。
1921年，二十一岁的汤恩伯凑齐了路费，东渡日本。
那年头，去日本读书是很多有志向的年轻人的选择，尤其是想走军事这条路的，日本的军事学校在亚洲数一数二，出来的人在回国之后大多能有一番作为。
汤恩伯先进了东京明治大学文科，读了一段时间，觉得这条路走下去不是自己想要的，转而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
在士官学校的那几年，汤恩伯拼命学。
军事理论、战术演练、地形判断、兵力调度，这些东西他一样一样地啃，啃透了，再往深处走。
身边的日本同学有时候拿他开玩笑，说中国人来日本学打仗，学完了回去打谁。
汤恩伯不接这个话茬，只管自己把课上完，把功课做完，把该练的东西练扎实。
1926年，汤恩伯学成回国。
回来的时候，国内正值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在筹备北伐，到处招兵买马，急需有军事背景的人才。
汤恩伯带着一身从日本带回来的本事，加入了国民革命军，正式踏上了军旅生涯。
北伐的队伍一路从南往北打，汤恩伯跟着队伍走，见识了真正的战场是什么样子。
他的打法和很多军官不一样，不爱在后方发号施令，喜欢往前冲，跟士兵在一起，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常常是站在最前面那批人里的。
这一点让他在基层积累了不少人心，士兵愿意跟他走，因为跟着这个人，他不会把你推出去当炮灰自己躲在后面。
北伐结束后，汤恩伯先后在几支部队里历练，一步一步往上走，从普通军官做到了师长。
真正让他在全国出了名的，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那一年，日军从东北挥师南下，长城沿线烽烟四起，华北局势岌岌可危。
汤恩伯时任第八十九师师长，接到命令率部驻守古北口。
古北口是长城防线上的险要关口，山势陡峭，地形复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集结了精锐部队和大批重火力，从正面和两侧同时猛攻，炮弹一波一波地砸下来，阵地上的工事被炸得七零八落。
守城的士兵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后续的人顶上来，顶上来的人又倒下去，阵地几度易手，又几度夺回。
汤恩伯部在古北口顶了数日，伤亡极为惨重，一个连打完了可能只剩下十几个人，但阵地没有彻底放弃。
这场仗打完，全国的报纸都在报道古北口。
汤恩伯的名字，从一个只有军界内部人才知道的名字，变成了全国老百姓都听说过的名字。
读者在茶馆里、在街头巷尾互相传告，说又出了个能打仗的将领，叫汤恩伯，在古北口跟日本人死磕，硬是没让阵地彻底丢掉。
打了这一仗，汤恩伯在军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从师长到军长，从军长到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一路往上走，蒋介石对他也越来越倚重，遇上重要的战役，点名让他去。
他手下的部队规模越扩越大，最多时兵力数十万，成了国民党军队里举足轻重的将领之一。
可这些都是仕途上的事。
在他还没有去日本、还是武义县那个穷小子的年月里，家里已经给他定下了亲事。
定亲的规矩按照当地的风俗来，父母做主，请媒人说合，双方见了面，两家摆酒认亲，这门婚事就算正式成了。
女方叫马阿谦，也是武义县人，家境同样普通，父母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在县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头。
马阿谦嫁进汤家的时候，汤恩伯还没有出人头地，两个人就是乡下最平常不过的一对小夫妻，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波折，一起把日子过下去，这就是全部。
婚后没多久，汤恩伯就出了门，先去日本，后来参军，从此一年到头很少着家。
家里的担子，就这样一股脑地全压在了马阿谦一个人身上。
公婆年迈，需要人照料，逢年过节，马阿谦一个人操持，一个人张罗；孩子生了，她一个人带，孩子发烧了，她抱着孩子摸黑去敲郎中的门；田里的事她也要管，力气不够，就去拜托邻居帮忙，事后再备上礼物上门道谢；收成不好的年景，她把家里的开销一减再减，把能省的地方省到最小，只要孩子能吃饱饭，她自己少吃一口也不要紧。
那些年，前线的战报一封一封地传回来，有时候是正式的信，有时候是托人捎的口信，有时候是报纸上的只言片语。马阿谦识字不多，遇上看不懂的，就去托邻居念给她听。
有一年冬天，邻居大婶坐在她家的火盆边，就着昏黄的油灯，把一封从前线辗转寄回来的信念给她听，念完了，抬起头看她，低声问：
"你家老汤，没事吧？"
马阿谦把信从大婶手里接过来，折好，攥在手心里，低着头，隔了一会儿才说：
"没事，打仗的事，他懂。"
大婶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最后什么也没说，起身告辞了。
马阿谦送走大婶，把门带上，回到屋里，坐在火盆边，手里握着那封信，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火盆里的炭灰慢慢变冷。
那个年代，很多军人的妻子都是这样过的。把惦记藏在心里，把日子撑在手上，把等待写进那些漫长的冬夜里，不声张，不外露，硬是把岁月一年一年地熬过去。
【2】抗战的炮火里，一场接一场的硬仗，打出了名声，也让那个家越来越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像一阵风，刮遍了整个中国，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回，是真的要打大仗了。
汤恩伯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开拔，不得拖延。
彼时他已是第十三军军长，麾下兵力数万人。
接到命令的那天下午，他把几个主要的团长叫到跟前，把地图展开摊在桌上，用手指点着几处位置，声音沉稳地说：
"这一仗，不是为了哪个人打的，是为了这片土地打的。到了阵地上，给我拿出真本事来，谁要是在阵地上耍滑头，别怪我翻脸。"
几个团长站在桌边，没有人多说话，只是点头，然后各自出去整队了。
队伍开拔之后，马阿谦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山，站了很久，没有动。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一直打到11月，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周边的土地上炮声不断，硝烟几乎没有散过。
中日双方在这里投入了数十万兵力，每一块阵地的得失，都伴随着巨大的伤亡代价。
汤恩伯率第十三军在上海周边多处阵地参战，前线的仗打得极为惨烈，有的阵地一天之内易手数次，有的连队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几个人还站着。
淞沪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
退下来之后，汤恩伯的一个参谋来汇报伤亡情况，拿着名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念，念着数字，念到一半，声音哽住了，没有往下念。
汤恩伯坐在那里，把那份名册从参谋手里接过来，自己接着往下看，看完了，把名册合上，放到桌上，没有说话。
屋子里沉默了很久，谁都没有出声。
1938年的春天，台儿庄战役打响了。
台儿庄是山东省南部的一个小镇，紧靠大运河，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却在1938年3月至4月间，成了整个抗战史上最重要的战场之一。
日军调集精锐，从多个方向逼近台儿庄，试图打通津浦铁路，打开向南推进的通道。
中国军队在这里与日军展开了正面对决，双方在台儿庄的街巷和阵地上反复拉锯，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都经历了残酷的争夺和反复的易手。
汤恩伯率第二十军团从北面驰援台儿庄，绕到日军侧后方，在关键时刻加入了战局，配合正面守军对日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对整个战役的走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出，全国为之振奋。
有记者辗转找到汤恩伯，想采访他，让他谈谈这场胜仗打得怎么样。汤恩伯摆了摆手，说：
"仗是士兵们打的，要写就写他们，我没什么好说的。"
记者还想追问几句，汤恩伯已经站起来走开了。
台儿庄之后，汤恩伯的部队继续在中原战场上活动，先后卷入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多场大仗，年复一年地在战场上打滚。
这些年里，他手下的部队规模越来越大，从几万人扩编到几十万人，成了国民党军队中兵力最雄厚的将领之一。
战场上的事，一年接一年地忙，回家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
马阿谦在家里，把公婆的后事办了，把孩子拉扯大，把院子里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
偶尔有人上门，谈起前线的战事，说汤将军打了胜仗，又说汤将军手下的兵越来越多，她就坐在那里听着，不插嘴，不接话，听完了，起身去灶间烧水。
就在这段时间里，另一件事，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汤恩伯在上海的社交场合里认识了王竞白。
王竞白受过新式教育，识字、懂时事，在上海的交际圈里进退有度，和各路人马都能说上话。
两人相识之后，接触渐渐多了，关系越来越亲近，没过多久，这件事就在圈子里流传开来，成了半公开的秘密。
武义老家的马阿谦，是通过旁人的嘴知道这件事的。
那天，一个跟马阿谦要好的邻居登了门，进来之后，东拉西扯地说了一堆有的没的，最后吞吞吐吐地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说完了，低着头，不敢看她。
马阿谦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
邻居等着她继续说，等了半天，没等到，只听马阿谦低低地说了一句：
"知道了。"
邻居还想再说什么，看马阿谦的样子，把话咽了回去，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忍不住回头看了她一眼。
马阿谦坐在那里，手里握着一把还没剥完的豆子，眼神落在地上某处，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邻居叹了口气，轻轻把门带上，走了。
这件事，马阿谦就这样压下去了。
没有去找汤恩伯闹，没有托人带话质问，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去找王竞白的麻烦。
就像她这辈子处理所有难事的方式一样，沉默，忍着，把日子继续往下过。
【3】内战的天平彻底倒了，上海城头换了旗，那艘船带走了一些人，留下了另一些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
消息传来的那天，各处都有人放鞭炮，街上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跑出来扯着嗓子喊，嗓子喊哑了还不停。八年，整整八年，这场仗终于打完了。
可这场热闹没持续多久，新的战事就起来了。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
国共两党之间积压已久的矛盾，在抗战胜利之后迅速激化成了公开的战争。
汤恩伯在内战初期继续担任要职，率部参与了多处战场的行动。
内战的头两年，国民党军队在兵力和装备上还占着一定的优势，前线的进展让不少人觉得形势是可控的。
那时候，汤恩伯的一个幕僚在分析战局，拿着地图滔滔不绝地说，照这个打法，用不了多久就能解决，说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股胸有成竹的劲儿。
汤恩伯坐在对面，把那张地图看了很久，没有接话，也没有说什么表示赞同的话，只是让那个幕僚把地图收起来，散了。
1948年，形势急转直下，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打到11月，历时五十二天，国民党精锐在东北几乎全军覆没，四十七万余人的部队损失殆尽。
紧接着是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一直打到1949年1月，历时六十六天，国民党军队在这场战役里损失了五十五万余人，中原战场的主力几乎消耗干净。
平津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局势已经彻底无法挽回。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江南下，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天堑，国民党苦心构筑的江防防线在极短的时间内轰然崩溃，守军四散溃逃，整条防线像是一张被人从中间扯破的纸，撑不住了。
上海，成了所有人目光的焦点。
彼时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防务。
解放军渡江之后，上海外围的战事从4月下旬开始激烈展开。
守军在一处处阵地上节节失守，战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市区方向收缩。
就在前线炮声越来越近的那段时间里，上海码头上的船，昼夜不停地往南开，一艘接一艘，从未断过。
能带走的东西全在往船上装，黄金、银元、机器设备、重要档案，一批一批地运。
能走的人也在想尽办法弄船票，各显神通，能托关系的托关系，能花钱买的花钱买，整座上海滩人心惶惶，街上的金圆券一天贬几次值，粮店门口大排长龙，谁也不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子。
汤恩伯的一批旧部下，在那段时间里陆陆续续来找过他，有些是来探口风的，有些是来道别的，有些是来求他帮忙弄船票的。
其中有个跟了他多年的旅长，来的时候带着两瓶好酒，坐下来喝了一杯，放下酒杯，看着汤恩伯说：
"司令，你说，咱们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
汤恩伯把酒杯放下，沉默了一会儿，说：
"各人顾各人吧。"
那个旅长听完，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站起来，朝他敬了个礼，转身走了，没有再回头。
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对上海发起总攻。
激战持续了将近两周，战火在上海城外的每一寸土地上燃烧，枪炮声昼夜不停。
1949年5月25日，上海宣告解放。
就在总攻打响前后的那几天里，汤恩伯完成了撤离的全部安排，携王竞白登上了停在黄浦江边的轮船，离开了上海，渡海前往台湾。
那艘船从黄浦江缓缓驶出，过了吴淞口，进入茫茫的东海，越走越远，最终消失在了江面尽头的水雾里。
马阿谦没有在那艘船上。
没有任何安置，没有任何交代，没有一分盘缠留下，没有一个字的嘱咐，甚至没有一句"你好自为之"。
就这么走了，像是这个家，像是这个在武义老家等了他多少年的女人，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样。
上海易帜之后，马阿谦一个人留在了这座忽然变得陌生起来的城市里。
手边没有积蓄，住所岌岌可危，过去汤家门庭热闹时常来常往的那些人，这时候全不见了踪影，散得比什么都快，连个打招呼的人都找不着。
有一天，马阿谦实在撑不住了，去敲了一户过去相熟人家的门，想开口借点钱应个急。
那扇门开了一道窄窄的缝，里面的人把头探出来，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说了句"不凑巧，家里也难"，随即把门又轻轻合上了。
马阿谦站在那扇关上的门外面，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没有再敲第二遍。
家里能变卖的东西，她一件一件地翻出来，变卖出去。
一块旧布料，一对压箱底的旧耳环，一件厚实的棉袄，换了钱，买米，付房钱，付儿子的学费。
东西越来越少，钱越来越紧，儿子下个学期的学费，眼看着又到了，却不知道从哪里去找。
那段时间里，马阿谦有时候坐在屋子里，看着窗外弄堂里来来往往的人影，就这么发着呆，想了很久，想来想去，在心里拿定了一个主意。
她要去找当地政府。
这个决定对她来说不容易，她自己清楚。
一个旧军阀的原配妻子，去找新政府开口，光是想这件事，就需要把所有的脸面和顾虑全部放下。
何况她这辈子从来就不是个善于开口求人的性子，什么事都是闷头自己扛，实在扛不动了，也不大声说出来。
可儿子的学费等不了，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再难，也得去试一试。
那天早上，她换上了身上最整齐的那件衣服，在镜子前把头发梳了梳，把鬓角的碎发压平，出了门。
走到政府办公室门口，她停下来，站了一会儿，把手里攥着的那块手帕握紧了，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门。
屋子里，工作人员抬起头，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把手放在膝盖上，沉默了片刻，缓缓开了口。
然而马阿谦说出口的那句话，让整个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住了，在场的几个工作人员面面相觑，谁都没有立刻出声，有人慢慢侧过了身，把脸转向旁边，再转回来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