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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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毛泽东年谱》、百度百科"埃德加·斯诺"词条及"红星照耀中国"词条、中国记协网《斯诺访问陕北——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澎湃新闻《80年前，斯诺初遇毛泽东》、中国日报网《伟人与斯诺的"窑中对谈"》、光明网《抗日战争的胜利与科学理论的光辉》
1936年的中国，正处在一种极为特殊的舆论状态之中。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将近五年，东北三省落入日本之手，华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危急，平津两地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
民间抗日情绪沸腾，从上到下都有人在喊"打回东北去"，可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另一件事的态度却始终如一——那就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围困和舆论封锁。
自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以来，国民政府通过控制报章、封锁交通、实施军事包围等一系列手段，将陕甘宁边区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
在那个年代，普通人能够获取的关于"红色根据地"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官方宣传渠道。
这些渠道持续多年向外界传递同一类内容——"共匪烧杀抢掠"、"土匪流寇横行"、"苏区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套描述不断被各地报章转载，久而久之，便在许多人心目中形成了一道根深蒂固的印象：那片黄土高原上，是一群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在苟延残喘等待覆灭。
国民党宣传机构甚至公开放话——没有进了红区还能活着回来的。
就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坐在北平燕京大学的讲师宿舍里，反复思量着同一个问题。
斯诺带着他当时无法理解的诸多关于中国红色政权、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
他希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为什么愿意冒生命危险参加红军？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兵力有多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这些疑问，搅动着他作为一名记者的全部神经。
斯诺的记者本能告诉他，要解开这个谜，只有一个办法——亲自去看。
1936年，这个年仅31岁的美国记者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颇为冒险的决定。
他通过宋庆龄牵线，拿到了进入陕北的介绍信，越过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封锁线，踏进了那片被称为"赤色禁区"的黄土地。
没有人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来。
而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行囊里装着十几本密密麻麻的日记与笔记，三十卷胶卷，以及足以震动世界的一部书稿。
那些记录下来的内容，尤其是在保安那孔烛光摇曳的石窑洞里，由翻译吴亮平从旁转述、斯诺振笔疾书写下的内容，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一次又一次地被验证其分量。
【一】一个美国记者与中国的缘分：从上海码头到燕京大学
要讲清楚1936年那场采访为什么会发生，得先把斯诺这个人说清楚。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困家庭。
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开始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崭露头角。
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来到了中国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上海的特约通讯员。
1928年的上海，是一座处处矛盾交织的城市。租界里的外国人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租界外头的街头巷尾却是另一番景象。
斯诺年轻气盛，怀着对东方的好奇与热情来到这里，本以为会见到的是书本上描述的古老神秘的中国文明，结果看到的，是码头上扛包的苦力、工厂里超时劳作的童工、街头讨饭的难民，以及日本军队在城市边缘的耀武扬威。
这些景象，在斯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斯诺目睹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热河抗战。
此后两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同时努力学习中文。
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与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了接触。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斯诺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
他不再满足于只在国统区的城市里采写新闻，而是开始认真审视那些他在报纸上看不到、在官方渠道中摸不着的问题。
他根据见闻，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颂扬东北和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
正是这段时间，斯诺与宋庆龄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并通过宋庆龄认识了鲁迅。
在鲁迅的具体指导下，斯诺编辑了英文的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
这些交往，让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让他对那片被封锁的西北红色根据地越来越好奇。
到了1936年春，斯诺又去拜访宋庆龄，表达了前往陕北红区访问的愿望，宋庆龄表示赞同并愿意提供帮助。
时隔不久，宋庆龄接到有关人士转来的中共中央电报，内容是请宋庆龄帮助邀请一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到陕北访问。
经宋庆龄介绍，斯诺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开始酝酿访问陕北红区的相关事宜。
斯诺对这次采访之行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
他知道国民政府不会允许他去，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每天都在告诫所有人：进了红区，没有活路。
这不只是威慑，有些试图接近边区的记者，确实因此付出过代价。
可斯诺还是决定去。他用了一句话概括自己当时的心态：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
这话听起来有点轻描淡写，实则是认真掂量过的选择。
【二】从北平出发，穿越封锁线的秘密旅程
1936年春末，一套复杂的秘密安排开始运作。
1936年5月，斯诺来到上海宋庆龄的住所，宋庆龄接受了这位异国他乡朋友的热情求助，通过设在外国友人艾黎处的秘密电台转达陕北。
中共中央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并如实报道，并委托宋庆龄同时找一位高明的外国医生同来陕北，以改进根据地的医疗水平。
5月中旬，宋庆龄把埃德加·斯诺约来上海自己的住所，转达陕北中共欢迎他去陕北的喜讯，告诉他回北平接到中共的介绍信后即可出发，到西安后入住西京招待所，等候姓王的牧师前来接头。
这位"王牧师"，真名叫董健吾，以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的公开身份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安排在西安接应斯诺入区的关键人物。
埃德加·斯诺回北平后约半月，就收到了北平地下党徐冰送来的介绍信。
那是经宋庆龄联络，由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示，中共北方局组织部用隐形墨水开出的。
1936年6月3日深夜，埃德加·斯诺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开始了他记者生涯中神秘的"红色中国"之行。
与斯诺同行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黎巴嫩裔美国人，时年27岁，在上海从事医务工作，由宋庆龄安排同行，正是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带一位高明外国医生"的请求。
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就这样结伴踏上了西行的旅途。
从北平到西安，这段路程本身并不算难走，火车一路向西，途经郑州转乘，抵达西安。
可西安到陕北苏区的这一段，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
在西安，斯诺与宋庆龄派出的"王牧师"董健吾碰头，并对上了暗号。
接着，通过董健吾与张学良接洽，党中央派邓发和刘鼎护送斯诺到达肤施（今延安市）。
随后，斯诺由交通员一路护送，经一周跋涉，终于踏入陕北苏区的土地。
1936年7月9日这天傍晚，斯诺骑着马，出现在安塞附近的黄土路上。
路边的沟壑里有赤卫队的哨兵，远处的山梁上隐约能看到几个持枪的身影。
斯诺后来在书里写，就在他们抵达安塞不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踏进了那条封锁线的另一边。
7月9日，斯诺抵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见。
周恩来告诉他："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周恩来是用流利的英文说出这句话的。
这让斯诺有些愕然——他没有预料到，在这片被外界描绘为蛮荒之地的黄土高原上，等待他的接待者，会操着一口标准的英文开口说话。
周恩来曾留学法国，英文底子扎实。他当着斯诺的面，把一整套开放采访的承诺干脆利落地讲出来，没有半点儿含糊。
这句"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等于把斯诺事先预设的种种防备心理，一举击散。
【三】抵达保安：封锁线另一边的那个世界
1936年7月13日，斯诺与马海德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志丹县。
斯诺用了三天时间从安塞的白家坪到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现在叫志丹县。
从安塞白家坪到保安这三天行程，斯诺这样形容："我骑马，胡金魁骑了骡子，李长林骑了驴子。"
1936年7月13日，斯诺、马海德两人秘密抵达保安，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红军给他们每人配发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军红星八角帽。
为便于采访，斯诺的住处被安排在离毛泽东所住窑洞不远的山脚下。
7月14日保安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即席讲话，对斯诺的到访表示欢迎。
街上挂起了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等标语。
斯诺穿上那身灰色的红军军装，戴上红星八角帽，站在保安的黄土街道上，把眼前的一切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站在封锁线的另一边。
他看到的，是一座在外界眼中几乎不存在的小城。
城墙是黄土夯成的，斑斑驳驳，有好几处已经坍塌。
街道不宽，正午时分有人挑着担子走过，扬起一小股尘土。
窑洞一排排依山而凿，有的门口挂着粗布门帘，有的敞着口，里头能看见土砖砌的炕和摆在案头的油灯。
斯诺注意到，这里的人脸上没有他在国统区见惯的那种麻木与惶恐。
农民走路的姿态松弛，孩子们在识字班门口追着玩耍，不远处有红军战士在操练，口令声清晰地传过来。
他路过一间土屋，里头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推开半掩的门，是一群年龄参差不齐的农民正在认字，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旁边的年轻教员用竹棍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
斯诺把这些都记进了笔记本。
斯诺说，当年保安的老百姓穷到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晚上睡觉时上衣脱了还要当被子盖。
他还说，1936年这里只住着100人，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只有一家小铺子，红军是在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的。
贫穷是真实的，这一点斯诺没有回避。
粮食短缺，物资匮乏，红军的军装洗了补、补了洗，不少人脚上还穿着草鞋。
可斯诺把这种贫穷和国统区的贫穷对比着看，发现两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里的贫穷，没有带来绝望。
到了保安之后，斯诺开始紧锣密鼓的采访，采访了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
7月17日在保安采访红军大学时，发现居然可以打网球。
红军大学的存在，是斯诺在保安见到的最出乎他意料的事情之一。
一所设在黄土高原上、以窑洞和土坯房为教室的军事院校，课程涵盖军事战略、政治理论、文化基础，学员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
斯诺在那里采访时，亲眼看到学员们在土坯黑板前认真记笔记，课间在院子里打网球——那张简陋的球网是用绳子和木棍拼成的，地面坑坑洼洼，可打球的人却玩得兴致十足。
这个细节，斯诺觉得值得写进书里。
在保安期间，斯诺用他随身带来的柯达相机，留下了大量照片。
红军战士骑马奔跑的身影，窑洞外晒太阳的老农，识字班里认字的孩子，伟人站在土坯墙前的侧影……这些画面，此后成为外界了解1936年陕北苏区最真实的视觉记录。
伟人戴着红星八角帽的那张侧脸，尤为特殊。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经典形象。
那顶帽子是斯诺在采访前借给伟人戴上拍的，据记载，伟人当时拿着帽子端详了一下，带上之后侧过脸任斯诺拍照，神情自然，毫无做作。
【四】进入那孔石窑洞：十几个夜晚，一张问题清单
1936年7月15日晚上九点，保安的夜已经深了。
熄灯号早就吹过，城里几乎所有的灯火都已经熄灭，只有几处窑洞里还透着昏黄的烛光。
斯诺走进伟人所住窑洞的院子时，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采访在毛泽东的住所进行，这是一眼石孔窑洞，分成两间，四壁是石头的，地上铺着土砖。
洞中放着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桌上铺着红毡，上面立着烛台，烛光摇曳，映出墙壁上的地图。
床铺上放着毛泽东的随身衣物和铺盖卷，还有那时算得上奢侈品的蚊帐。
翻译吴亮平已经在场，靠着一侧的土墙坐着，手边放着一本记录用的本子。
现场还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她在隔壁房间里，把从水果贩子那里买来的野桃子制成蜜饯。
斯诺坐定，把自己的采访提纲摆在桌上，蜡烛的火苗随着窑洞里的细微气流轻轻摆动，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凿石的墙壁上。
这份采访提纲，早在两个月前，就通过中共的秘密交通网送到了中共中央在陕北的驻地。
中共方面还专门组织了一次以"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为议题的讨论会。
这说明，双方都把这次采访看得非常认真——这不是一次随意的会面，而是一次经过充分准备、双方都有明确目的的正式谈话。
从1936年7月15日开始，这样的夜谈持续了多个晚上。
毛泽东与斯诺曾进行过十几个晚上的长谈，往往从晚九点谈至翌日凌晨两点，当年一直陪同担任翻译的正是吴亮平同志。
斯诺采访后写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
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谈话的内容极为广泛。
伟人向斯诺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历程，从1927年南昌起义前后的那段历史说起，一路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翻山越岭，再讲到抵达陕北之后的重建与扩充。
伟人向斯诺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耐心解释了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谈完长征的经历之后，伟人做了一件令斯诺大为惊喜的事——他乘兴将所作《七律·长征》抄赠给斯诺。
这首诗，是毛泽东1935年9月下旬长征抵达哈达铺时写成的。
当时他确定了"陕北"这个长征的落脚点，"心情豁然开朗"，写下这首诗。
9月29日晚，在通渭县文庙召开的部队干部大会上，毛泽东自告奋勇朗诵了它，此后便秘不示人。这时，主动抄赠斯诺，可见两人友谊之深。
斯诺不懂古诗词的格律，但他请吴亮平帮他做了英文意译，把这首诗的内容大致了解了一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两句话的气度，让斯诺在笔记里专门做了标注。
谈话不止于历史回顾，还涉及了大量当下的政治判断。
毛泽东多次与斯诺谈话，谈及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联合战线等问题，还应斯诺要求连续几晚与他谈个人历史以及红军长征的经过。
关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伟人的表述让斯诺感到意外。
按照当时许多西方观察者的固有印象，中共不过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接受莫斯科的指挥。
可伟人明确告诉斯诺，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中国自己的路，苏联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中国革命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而中国最大的实际，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土地问题，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现实。
这段话，放在1936年的历史语境下，需要不小的胆量才能当着一个外国记者公开说出口。
伟人在回答实行联合战线、共产党是否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时说：这要由反日运动的发展来决定。如果不救济农民，反日纲领是不能实现的。土
地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斯诺把这段话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在笔记旁边加了几个着重号。
这套关于土地与农民的论述，既回应了斯诺关于"中共会不会为了统一战线而放弃自身主张"的疑问，也展示出一套既有原则立场、又有实际灵活性的政策逻辑。
谈话在继续，烛火一寸寸地燃短，吴亮平的翻译声在凿石墙壁之间轻轻回响，斯诺的笔越写越快。
而就在那些谈话里，有一个议题，比其他所有的内容都更让后来的历史证明其分量——那就是伟人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的判断，以及那套后来被称为"持久战"的战略轮廓，已经在1936年的保安窑洞里，向一个美国记者说出了最初的骨架……
然而，当斯诺把这些内容整理成稿，准备向外界发出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些话在外界究竟会引发多大的震动——那种震动，远超他当初走进那孔石窑洞时的全部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