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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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8日，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镜厅。
大厅里金碧辉煌，水晶吊灯的光打在镶金的廊柱上，折射出一片耀眼的光晕。
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外交官、政要、记者，把这座宫殿里最宏伟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这一天，协约国与德国在这里正式签署《凡尔赛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在这里被一支支钢笔划上了句点。
中国代表团的席位，空着。
两把椅子，静静地摆在那里，没有人坐。
全场的目光一度投向那两把空椅子，随即又转开去，继续各自的热闹。
没有人为这两把椅子停留太久——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声音在这间大厅里，从来就不算响亮。
然而这两把空椅子，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被反复提起。
就在几个月前，正是那个本该坐在那里的年轻外交官，站在巴黎和会的会议厅里，用流利的法语发表了一篇令全场侧目的演说，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堵得哑口无言。
他引经据典，从历史、文化、法理各个角度，一条一条地论证山东主权属于中国。
那一天，在场的西方外交官们第一次用真正认真的眼光，打量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面孔。
他叫顾维钧，那一年，31岁。
巴黎和会最终辜负了中国，四大列强把山东的权益判给了日本。
顾维钧与陆征祥拒绝在条约上签字，留下了那两把空椅子，也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留下了最有分量的一笔。
这个名字，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从历史里消失过。
但鲜少有人知道，这个在外交场上纵横半个世纪的男人，这辈子还有另一段同样跌宕的故事。
他先后娶过四位夫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活到了97岁高龄。
四段婚姻，四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在他人生最关键的节点上先后出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深深嵌入了他这九十七年的人生轨迹，直到他在纽约安静地合上了眼睛，那些名字才真正随他一起沉进了历史的深处……
【一】少年出走，包办婚姻里的第一任妻子张润娥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也就是今天上海市嘉定区。
他的父亲顾晴川是一名银行家，家境在当地属于殷实之家。
顾晴川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有着比同时代很多人更开明的眼界——他舍得花钱让儿子读新式学堂，也支持儿子出洋求学。
顾维钧自小就显出过人的记忆力和语言天赋，在嘉定本地读了几年书之后，1904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最顶尖的教会大学，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在这里念书的孩子，英语水平普遍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
顾维钧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底子，也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和法律思想。
就在这段时间里，顾维钧的父母给他操办了一门亲事。
对方叫张润娥，江苏嘉定本地人，家境与顾家相当，门当户对。
这是一桩再标准不过的旧式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顾维钧彼时不过十几岁，对这桩婚事没有什么话语权，也谈不上有什么抗拒——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再寻常不过。
婚后没多久，顾维钧便离开中国，漂洋过海去了美国。
1904年，顾维钧赴美留学。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
漂洋过海去美国读书，光是路费和学费，就是一笔在当时相当可观的开销。
正是张家，倾尽家产，资助了顾维钧这一趟改变他整个人生走向的留学之路。
没有张家的这笔钱，顾维钧能不能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门，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润娥和张家，是顾维钧整个外交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经历，是他整个人生的真正底色。
他在那里系统修习了国际法、政治学、外交理论，导师约翰·巴吉斯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要人物。
顾维钧在哥大的求学期间，不仅学业出色，还广泛接触了当时美国政界和学界的各路人物，积累下了一批日后在外交场上极有用处的人脉资源。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培养出了那一口让日后欧洲外交官们刮目相看的流利英语和法语，以及一套在西方外交场合里应对自如的思维方式。
然而，留学这件事本身，也悄悄地改变了这段婚姻的走向。
顾维钧在美国一待就是将近八年，从1904年到1912年。
那八年里，他接触的是西方最前沿的法律思想和政治理念，见识的是一个与嘉定老家截然不同的世界。
等到他学成归国，带回来的不只是一张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文凭，还有一整套已经被西方现代思想彻底重塑过的观念和眼界。
而张润娥，在嘉定等了他八年。
两人之间的差距，在八年的时间里，已经悄悄拉开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
新旧思想的碰撞，留洋归来的顾维钧与守在旧式家庭里的张润娥之间，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两个人。
1911年，顾维钧与张润娥协议离婚。
两人和平分开，没有留下激烈的冲突记录。张润娥此后淡出了公众视野，史料里再没有关于她的记载。
张家资助顾维钧留学这件事，在顾维钧日后的外交生涯里，从未被大张旗鼓地提起过。
但若是没有张家当年那笔倾尽家产的资助，顾维钧能否走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讲台上，本身就是一个无从回答的假设。
【二】真正的心动：唐绍仪之女唐宝玥
1912年归国的顾维钧，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的身份，在民国政坛上起步便走得比旁人顺当许多。
1912年8月，他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随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内务部参事等职。
1915年，年仅27岁的顾维钧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公使，成为当时民国外交圈里最年轻的驻外公使之一。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唐宝玥。
唐宝玥的家世，在民国上流社会里相当显赫。
她的父亲唐绍仪，是晚清重臣，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
唐绍仪早年留美，归国后历任多个要职，与袁世凯、孙中山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举足轻重。
唐宝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自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能说英语，熟悉西方礼仪，性格开朗大方，在那个年代属于少见的新式女性。
一个是留美法学博士出身的新锐外交官，一个是总理千金、开明大方的新式女性，两人在见识和气质上颇为匹配。
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玥在北京成婚。这一年，顾维钧25岁。
婚后，唐宝玥随顾维钧出入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
1915年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后，唐宝玥随夫赴美，在华盛顿的外交社交圈里同样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身影。
她能够在各种外交宴会和应酬场合里自如周旋，熟练地与各国外交官夫人打交道，为顾维钧的外交工作提供了相当的社交辅助。
这段时间，顾维钧的外交生涯正处于快速上升期。
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在这一外交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在华盛顿活动频繁，与美国政界保持着广泛联络，在协约国外交圈里积累下了相当的声誉。
然而，1918年，一场灾难悄然降临。
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与此同时，一场被后世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的全球性传染病正在席卷整个世界。
这场流感在1918年至1920年间蔓延全球，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大流行之一。
唐宝玥在1918年感染了这场流感，随后并发肺炎，病情迅速恶化。
她在上海病逝，年仅26岁。
顾维钧收到消息的时候，距离巴黎和会开幕已经不剩多少时间了。
那之后的几个月，他在极度悲痛中，独自扛起了出席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
唐宝玥与顾维钧育有一子，名顾纪恩。她的离世，是顾维钧情感生活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创。
1919年1月，顾维钧带着这份悲痛，踏上了去往巴黎的旅程。
【三】巴黎和会，那两把空椅子的来龙去脉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处置战后事宜的国际会议，参与国超过二十七个，但实际掌握会议走向的，是英、法、美、日、意五大国。
中国以协约国战胜国身份出席，却只获得了两个代表席位——其他主要大国普遍获得五个席位。
这个待遇，从一开始就说明了中国在这场会议上的处境。
中国代表团由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成员包括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等人。
代表团提出的核心诉求有三：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二十一条"、废除列强在华特权。
1月28日，轮到中国就山东问题发言。
顾维钧站上讲台，用法语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
他在演说中大量援引历史文献和法律依据，从文化、历史、经济、人口各个维度，系统论证山东主权属于中国。
他指出山东是孔子的出生地，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居住于此，德国对山东的占领本身就是非法的强占，理应直接归还中国，而非转手他国。
他还在演说中专门驳斥了日本方面援引的1917年秘密换文，指出这些换文本身是在中国国力积弱、被迫妥协的情况下签署的，不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
这篇演说在当天的会场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英国《泰晤士报》、美国多家报纸随后对顾维钧的演说进行了报道，西方媒体普遍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外交官给出了颇为正面的评价。
然而，会议桌上的掌声，改变不了大国之间私下已经谈妥的交易。
日本方面搬出了1917年与英、法、意、俄签订的秘密协议，以及1918年与北洋政府签订的换文，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
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一度倾向支持中国，但最终在日本的强硬态度和国内政治压力下妥协退步。
英法两国则从一开始就与日本之间有秘密协议，态度暧昧。
4月，"四人会议"（英、法、美、日四国最高领导人）做出最终裁决：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移交日本，而非归还中国。
消息传回国内，在中国各大城市引爆了强烈的社会反应。
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名学生聚集于天安门前，随即走向赵家楼，引发了波及全国的五四运动。
顾维钧和陆征祥在国内舆论的强烈压力下，最终做出了拒绝签字的决定。
6月28日，签字仪式当天，中国代表团的席位空着。
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里记述了那一天的心情——他说，他们没有声张，也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只是静静地没有出现。
两把空椅子，是那一天中国代表团能做出的唯一也是最有力的表达。
这是中国在近代国际外交史上，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公开表明立场。
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并没有就此沉寂，反而进入了一个更为繁忙的阶段。
1920年，他迎来了第三任妻子黄惠兰。
黄惠兰是什么来头？她是爪哇华侨糖业大王黄仲涵的女儿，从小锦衣玉食，受过完整的欧式贵族教育，能说英语、法语、荷兰语，在当时的民国上流社会和国际外交圈里，是公认的社交名媛。
这段婚姻，持续了将近二十年。
二十年里，顾维钧的外交生涯走到了它最宽阔也最艰难的地带——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吞并东北，顾维钧在国联的讲台上一次次据理力争，却一次次眼睁睁看着国际社会的声援化为空谈。
黄惠兰用她在欧洲上流社交圈里无人能及的人脉和手腕，在幕后为他铺路搭桥，出现在日内瓦、巴黎、伦敦每一个需要她的场合。
然而，二十年之后，两人还是走向了分开。
黄惠兰离开之后，顾维钧的人生并没有就此停下来。
1959年，71岁的顾维钧，又一次走进了婚姻。
这一次陪在他身边的女人，叫严幼韵。
她是复旦大学历史上最早的女学生之一，她的前夫杨光泩，是顾维钧在外交圈里相交多年的老友，1942年在菲律宾马尼拉被日军秘密杀害。
严幼韵独自带着三个女儿，在战火里硬撑过了整整三年，直到日本战败才辗转抵达美国。
这两个人，一个在外交场上孤军奋战了半个世纪，一个在战乱里独自撑起了一个家。
他们在纽约相遇，走到了一起。
然而=而这段婚姻背后，还藏着一段鲜少被人提起的往事，以及黄惠兰那本写尽了这段岁月的回忆录里，那些欲说还休的字句。
这一切，都在顾维钧人生最后的那几十年里，慢慢沉淀成了另一种模样，等着被人一页一页翻开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