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关于构建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

5月31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经管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论坛暨光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果发布会”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林毅夫发表了题为《关于构建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的主旨演讲。

在本场演讲中，林毅夫指出，自主知识体系是建立在自主理论创新基础之上的，将一系列理论创新以一以贯之的逻辑系统地汇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自主知识体系。他希望通过此次分享厘清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需要构建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二是怎样构建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为什么需要构建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林毅夫指出，西方经济学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成为社会科学中第一个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专门研究领域，至今250年。以25年为一代人计算，已有十代经济学家从事理论创新，形成了非常完备的知识体系。可以说，现在在中国看到的各种经济现象，大多能从西方现有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中找到相应的理论来解释。

然而，即便西方理论如此完备，我们仍然需要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管理学乃至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的双重功能：理论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认知、解读各类社会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能够指导我们改造现实、破解现实问题。

林毅夫观察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现象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但毋庸讳言，目前在国际主流杂志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无论是中国经济学家还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作，总体上绝大多数是以西方现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或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现有理论。这类研究尽管数量庞大，且刊发于高水平期刊，但仍不属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范畴，因为它们本质上仍然是西方现有知识体系的运用。

林毅夫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固有局限：对于同一个现象，经常有很多理论可以解释，到底该用哪个理论？譬如，在应对经济萧条问题上，宏观经济学不同学派观点可能完全相悖：凯恩斯主义主张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来创造需求。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货币政策是中性的，从长期看没有作用，财政政策会受到“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约束，同样没有作用，因此该学派认为，即使经济萧条，政府也不该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

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内部存在众多不同学派，而且盛行的理论像潮流一样变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风靡学界，当时学界共识是“我们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但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又变成“反对凯恩斯主义者”了。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那时有大量劳动力未能就业、大量产能未使用，所以用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创造需求对推动经济增长非常有效。而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未充分使用的劳动力和产能已经被用光，此时再用积极财政政策和积极货币政策，虽然增加了需求，但产能无法相应增加，结果是滞胀。这就说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都有其隐含的前提，前提变了，盛行的理论也跟着变。

为什么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理论？林毅夫强调，每个理论都是很简单的因果逻辑，除了模型中保留的因与果之外，理论产生有其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条件被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我们现在所读的西方理论，都是发达国家现象的总结，内嵌于该理论产生时的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如果用这些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前提是中国也要符合那些暗含的条件。如果完全契合这些暗含前提，我国就已然是发达国家，但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我们并不满足其中绝大多数前提条件。那些理论似乎可以解释我们的现象，然而按照那样的理论去做，由于暗含条件不满足，经常无法产生理论所预期的结果，甚至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来说，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世界，理论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正是我们必须倡导自主理论创新、构建自主理论体系的原因。

怎样构建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林毅夫指出，要推进自主理论创新、构建系统化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必须认识到，理论都来自于现象的总结，要把现象总结成理论，最后汇总起来变成知识体系。因此，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的经济现象与现实问题，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前提。

早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林毅夫就在祝贺文章中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他那篇文章的标题是“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倡导研究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现象背后的道理，用规范的学术方法表述出来，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在研究中国现象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各类经济现象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西方理论加以解释，但林毅夫指出，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要研究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在看到中国现象时，要有“常无”的心态，脑子里不能有现有理论，因为脑子里有了现有理论，很容易对号入座。

林毅夫以2000年前后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为真实的讨论为例。中国在1998至2002年间出现通货紧缩，国际上现有的理论认为通货紧缩时经济会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但中国那几年的经济增速高达8%，从主流经济学理论看这是无法理解的。同时，中国从1997年到2000年能源使用量也是负增长。在这种状况下，一位研究中国经济且对中国非常友好的经济学家撰文指出，根据他的研究，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真实的，是扭曲统计数字满足中国政府“保8”的目标的产物，实际增长顶多只有2%或3%。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策并未遵照西方主流的“华盛顿共识”的建议，西方学界、舆论界一直对我国的快速发展存疑，这一研究为中国经济数据不可信提供了“真凭实据”，在国际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林毅夫分析，美欧发达经济体出现通货紧缩通常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居民财富缩水，消费需求减少，产能过剩，物价下跌。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世界前沿，产能过剩后，很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投资因而下降。消费和投资都下降，经济因此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中国在通货紧缩时还能实现8%的增长，且能源使用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早期是短缺经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进入市场，虽产权不清晰、技术效率不高，但因短缺而产品能卖出去。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量涌入，连续五年投资增长30%以上，到1995年各行各业基本都过剩了，所以出现了物价全面下降的通货紧缩。但是，因为没有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财富缩水，所以在过剩时，消费需求的增长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现有的产业产能过剩，但是还有巨大的产业升级的空间，因而，企业仍然会继续投资，另外，政府也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去支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所以，投资还维持相当高的增长。消费和投资都继续增长，所以，GDP能够取得8%的增长。

至于在8%的高增长时，为何出现连续几年的能源需求负增长？其原因则是在产能过剩、物价低迷时，技术老旧、能耗高、效率低的乡镇企业被新的、能耗低、效率高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所淘汰，使得产出增加，但是能耗使用得以下降。

林毅夫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许多社会、经济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时，必须用“常无”的心态才能不对号入座，真正看清中国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是什么。

既然需要秉持“常无”的心态，那么，又如何从现象的观察中认识世界，提出能够改造世界的理论创新？林毅夫指出必须秉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应上层建筑范畴，唯物主义立足经济基础范畴。要改造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应该以唯物的世界观作为切入点进行观察。因为经济基础的影响是第一性的、根本性的，上层建筑的因素固然也有作用，但是其作用属于反作用，是第二性的。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

林毅夫指出，强调经济基础的第一性作用时，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不同的，则还要弄清楚这种不同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其中生产关系被生产力决定，生产力起主导作用。过去学术界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更多探讨的是生产关系的作用，对生产力到底怎么发展、怎么决定研究得较少。直到2023年“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时，才真正开始研究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林毅夫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以产业为载体，产业发展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新质生产力时，一方面讲创新是第一动力，另一方面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禀赋、现有的产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依据——这也正是新结构经济学努力的方向。

新结构经济学以每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研究在这样的要素禀赋条件之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什么、技术是什么，由此决定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决定了生产力可能达到的水平，要达到该生产力水平则还必须有适配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

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林毅夫表示，他高兴地看到经济学界的众多同仁现在正在进行自主理论创新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他指出，要构建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需要秉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常无”的心态，观察我们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面临的各种问题，了解其本质与决定因素。由于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我们的各种经济结构、制度结构不同于发达国家，由此形成的理论就会具有创新性。并且，有了唯物主义这一观察各种现象的共同切入点，形成的各种理论统合起来就会变成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

林毅夫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而且，来自中国的理论与知识体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出现的现象、解决中国出现的问题，还因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发展目标一致、发展条件相近，所以来自中国的理论和知识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知识，对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来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排版| 李珅

编辑 |王小雅

审阅|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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