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邦富：我和《译林》的点与线

中文导报 笔会专栏

作者：莫邦富（旅日华人作家、政经评论家）

一、手拿《译林》逛街的少妇

有好多在今日的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放在50年前却是不可思议或大逆不道的。

比如说，在 1978 年之前，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只能限于北京和上海极个别被指定的出版社来进行，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各类出版社是不能问津的。

1978年，中国终于下决心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日后被视作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事业第三极的外国文学期刊《译林》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高举 “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大旗诞生的。

那时的中国，即使你是大学教研机构或者是大出版社，都难以弄到原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一是购买外国文学作品所需的外汇十分紧缺，属于国家严格控制对象，个人或单位很难大量地经常性地获取；第二，即使大学教研机构拥有可以支配的外汇，也没有人才能够开出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新书订单。长年的闭关自守使得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信息不灵，耳目不聪。

▲ 1978年、在长春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届日本文学讨论会。莫邦富（左2）和谭晶华（左一）作为来自的年轻学者参加了这次在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史上留下深深足迹的重要会议。

从一桩小事可以看出当时闭关自守和青黄不接的现象严重到什么程度。1979 年在长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日本文学讨论会，提交大会的论文题目基本都是有关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我写的介绍井上靖的论文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位同事、后成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谭晶华写的关于川端康成的论文，在那样的环境下自然显得很异类。

不过，当时的与会者对我们两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授予极大的爱惜和鼓励的眼光，使得我们保持了在大会上发表这些异类论文的勇气，同时也深深感到国内多么缺乏国外的信息。众所周知，川端康成是获得者，而井上靖是日本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除了缺乏国外的信息之外，其实还缺乏发表翻译作品和研究论文的舞台。当 1979 年《译林》杂志喊着 “立足江苏，面向全国”诞生时，作为当时一个年轻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我真的是由衷地感到生逢其时。

▲ 1982年10月9日，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为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来会见莫邦富，为此后创作长篇小说《大地之子》作下慎重布局。

尤其是当时的《译林》负责人李景端认为，出版的竞争焦点就是占有出版资源。他一是大量网罗钱锺书、卞之琳、冯亦代、萧乾等翻译界名家出任《译林》编委，二是抓住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大批热情极高却苦于没有舞台的中青年教师，帮助他们发表译作。而上海外国语学院又是外国文学的信息资源宝地，容易掌握有关外国文学最新动向和资源。这样《译林》一问世，就显示出了其声势盖人的强劲势头。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事业第三极由此非《译林》莫属了，而我作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也很自然地就和《译林》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当时《译林》销量极好，用洛阳纸贵来描述它的人气都不为过。

有一次我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看到前面有一位少妇带着四五岁的小男孩在逛街。不经意间，我看到她手上拿着一本《译林》。尽管杂志卷着，但是那一期正好刊有我翻译的日本电影剧本《请问芳名》，所以仅凭着那露出来的一部分封面的图案，我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明那是一本新出版的《译林》杂志。

街头偶见的这一情景，使我十分感慨：街上的行人会拿着一本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逛街，那是迎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才会有的喜人景象。

不过，今天来回顾这段往事时，我得加上一个限定词来表述，那就是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才会有的喜人景象”。那时候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来自海外的各种文化和信息。

一晃眼，三十多年的岁月流逝了。中国已经从 “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时代，步入了实践全球化和走出去的时代了。中国人从打开自己的窗户看外面的世界，走到了打开外面的门户去探看外国深处的今天了。在如今的中国，少妇带着孩子去逛街时，可能是拎着意大利名牌的皮包，外国文学杂志也进入了艰难销售的时代。

可是，我还是忘不了那位手上拿着《译林》带着孩子逛街的少妇。我不记得她的面容了，但在我的记忆深处，她的背影已经升华为走向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的一个缩影。而中国的这个缩影的一个主要道具，就是在我年轻时曾给我热情地提供过活动舞台的《译林》杂志。

二、纯情时代编织的人生点与线

1985年我留学日本，此后就一直客居东京。日常的工作和日本文学也没有了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和《译林》的因缘却并没有因此而断绝。

刚到日本时，我以为我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最长也就三四年，此后会返回中国国内工作。因此，总觉得以后将由我们这一代挑起日本文学研究的重担。于是，不敢松懈，在留学期间不断见缝插针地翻译一些日本的文学作品或者写一些散文，寄给《译林》发表。

曾经是我的责任编辑的竺祖慈兄后来尽管成了译林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却几十年始终如一地担当着我和《译林》的联系窗口。每次我有机会去南京出差，《译林》的创始人李景端只要闻讯，也一定会来看望。章祖德在任出版社社长期间访问日本，我陪他在东京转悠了半天。

这么一桩小事，我自己也没有放在心上，不料，隔了很多年后他仍一再提起这事，使人感受到他十分看重真情交往。

▲ 1993年4月3日，竺祖慈在阅读读者来信。

如今也是译林出版社顶梁柱之一的叶宗敏兄和祖慈兄一样，因为我们年龄相近，更是热情热心，我到南京时大事小事都是他跑前跑后地张罗，提供各种帮助。

这一切的一切，使人真切地感受到译林人待人的亲切和一贯性。是外国文学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是共同语言和爱好把我们的友谊锻造成了不会因风雨和时间的侵蚀而褪色的精神黄金。

说起来话长，其实我和《译林》还有一段隐埋在心灵深处的交往，那就是我还差点当了《译林》的女婿。

记得《译林》创办后不久，有一次编辑部邀请我们上海外国语学院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一大批教师去扬州开会，帮助《译林》筹划今后的出版计划。

当时我往往是这类会议的最年轻的参加者，容易招人注目。《译林》编辑部来了好几位工作人员做会务服务。其中有一位年轻女编辑面容娟秀，待人十分热情得体，大家对她印象很好，我也爱偷偷地观看她的笑脸。

开会期间，不知怎么地，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中有好几个人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地做起月下老人来了，向李景端提出了让我和那位女编辑结秦晋之好的设想。不料，李景端也大大咧咧地说：“没问题。只要小莫同意，我去和女编辑说。”

这样，一天傍晚，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两位中年教师饭后请我出去散步，路上向我公开了他们的设想。我苦笑着说：“我已签约在先了，不能毁约啊。这么大的事，你们得事先了解一下我是否是个自由人啊。没结婚不意味着没签约啊！”这事才悄悄作罢。

虽然当时那位女编辑对这些好事者的幕后策划全然不知，但弄得我在此后的会议期间，一看到那位女编辑就觉得很对不起人家，也不敢偷偷地窥视女编辑娇美的笑容了。

斗转星移，岁月的风霜如今也开始悄悄地爬上了当年年轻人的发鬓。转眼间，在日本定居已有40多年了。

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去过几次南京，几乎每次都会去译林出版社小坐。可是，再也无缘碰见那位女编辑。祖慈兄和宗敏兄则会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故意淡然地、仿佛不经意地，但又撩拨人情绪地提一下女编辑的近况。话不多，点到为止。我也没有办法接口，只好摆出一副很随意地听他们叙家常的姿态。

其实，每每这时才会蓦然发现人和人之间居然是由许许多多的线连接着的，人生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节点。日本的推理小说大家松本清张写过一部名作，叫《点与线》。看来我和《译林》也是人生道路上的点与线连接着的。当年差点使我成为《译林》女婿的女编辑，不知别来一向可好？

▲ 日本大出版社新潮社请莫邦富为山崎丰子的长篇小说《不落的太阳》文库本写腰封评语。旅日中国人为日本著名作家的作品写腰封评语，十分难得。

深夜，东京我家的窗外是异国首都的万家灯火。写稿累了，也被回忆打断了写稿的思路，我干脆走到宽阔的阳台上，让东京湾徐徐吹来的夜风尽情吹拂自己，冷却一下对当年岁月的缅怀热情。当年在扬州开会时的一幕幕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又带着年轻人的音容笑貌一一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译林》不仅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领域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也在我这样一个如今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旅日中国人的人生经历上，刻下了一道鲜明的、带有青春永驻气息的痕迹。

莫邦富（旅日华人作家、政经评论家）

（本文原载2010年出版的译林出版社成立20周年、《译林》创刊30周年纪念文集《书为媒—我与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