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 顾维钧口述《顾维钧回忆录》、金光耀《一代外交家顾维钧》、唐启华《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王建朗《顾维钧传》、黄蕙兰《没有不散的宴席》、严幼韵口述《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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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尔赛宫镜厅，签字仪式按时举行。
各国代表鱼贯入场，羽毛笔蘸上墨水，在《凡尔赛和约》的最后一页依次留下签名，金碧辉煌的镜厅里，仪式进行得庄重有序。
只有两把椅子，自始至终空着。
那是为中国代表团预留的席位。
从开场到结束，两把空椅子就那样摆在原地，在镜厅的光辉中显得格外刺目。
先后得知消息的外交官们交头接耳，随即压低了声音。
整个仪式的气氛，在那一刻悄悄变了味道。
这两把椅子背后站着的人，叫顾维钧——一个日后活到九十七岁高龄、一生迎娶四位夫人、每一位都堪称命中贵人的中国外交官。
而当他在那个午后，独自驾车穿行于巴黎的街头，没有任何人能够料想到，这一天将成为他此后六十多年外交生涯里，被中国历史反复追溯、永久铭刻的那个关键起点……
【一】嘉定官商子弟，越洋求学路
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嘉定，顾家迎来一个男孩，取名维钧，字少川。
顾家在当地属于官商出身。
父亲顾溶早年供职于招商局（中国轮船招商局），后来辗转升任交通银行总裁，在那个年代，算是见过世面、手握资源的人物。
顾维钧打小跟着父亲生活在华洋交杂的上海，既见识过外国人在租界里的那套规矩，也在租界边界上感受过中国人被划定在某条线以外的滋味。
这两种感受同时积压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日后都化进了他外交生涯的每一场谈判里。
他的求学之路走得颇为顺畅。最初在私塾读书，十二岁随姐夫进入上海英华书院，学习英文和西学，随后考入圣约翰书院，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
圣约翰是当时上海顶尖的教会学校，外语教学水准在全国名列前茅，学生里出过一批民国时期的外交官和政商要人，顾维钧在其中算是早早就脱颖而出的那一个。
一九〇四年初，顾维钧在同学施炳元兄弟的影响下，下定决心留学美国。
那一年他十六岁，圣约翰书院调整了中国教师的安排，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改革气息，恰好成了他动身出走的契机。他自费踏上轮船，跨越太平洋，落脚纽约。
一九〇五年秋，他正式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与政治外交。
一九〇九年，他同时拿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此后专攻博士论文，题目定为《外人在华地位》，由指导教授约翰·穆尔亲自把关。
穆尔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认为这个题目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把顾维钧当作一个真正有潜力在外交界独当一面的人才来培养。
然而博士论文还没写完，时代就已经等不及他了。
【二】第一位命中贵人：张润娥开了那扇出洋之门
顾维钧十二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
父亲顾溶在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幕府里担任小吏，家境平平，靠着一份稳当但并不宽裕的薪俸度日。家里出了病人，自然要请名医。
请来的，是上海滩颇负盛名的中医张衡山，又名张骧云，行医数十年，在沪上口碑甚隆。
张衡山给顾维钧诊了脉，却没有急着开方。
他细细打量眼前这个少年——眉目清朗，气质沉稳，自有一股寻常孩子身上少见的气度。
张衡山平素精通相面之术，观人多年，出手下断言并不轻率，那天却开了口，对顾家父母说这孩子福寿双全、将来必成大器。
话刚落，他随即提出，愿将独生女儿张润娥许配给顾维钧。
顾家遇到这等机缘，自然欣然应承，两家当场订下了这门娃娃亲。
这门婚事，从头到尾与感情无关，是两个家庭之间一笔看不见的契约。
几年后，顾维钧中学毕业，前途走向了一个岔路口。
顾溶打算让儿子进钱庄学习商业、帮补家用，是当时中等家庭子弟的惯常选择。
张衡山得知此事后，强力反对——他认定顾维钧是可造之材，岂能困于一间钱庄，断言应当接受最好的教育，并当即表示，愿意承担顾维钧所有的教育费用，一分不少。
这个承诺，并非出自富贵人家的随口一说。
张家是中医世家，家境尚可但谈不上宽裕。
为凑足留学所需的大笔费用，张衡山卖掉了部分祖传的房产与田地。
他先资助顾维钧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教会学校，英文教学水准一流，学费却也价格不菲，寻常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顾维钧在圣约翰打下了扎实的英文根基，为此后留美深造做好了铺垫。
一九〇六年，顾维钧决意赴美，张衡山再度提供全部费用。
此后七年半，他先就读于纽约州库克学院，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与外交学，一路的学费和生活开销，均由张衡山一力承担。
一个卖掉祖产来供外人读书的岳父，在那个年代殊为罕见。
然而这份付出，没能换来一个对等的结局。
一九〇八年，顾维钧在家人催促下回国与张润娥完婚，婚后随即带她赴美。
接受了多年西式教育的他，对这桩包办婚姻极为抗拒，婚后对张润娥态度冷淡，甚至安排她单独居住于纽约某处，自己则专心留在哥伦比亚大学治学，两人之间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
一九一二年，顾维钧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回国进入外交部，在唐绍仪的引荐下出任总统府英文秘书，仕途骤然开朗。
一九一三年五月，他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正式与张润娥离婚。
仅一个月后，他便与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在上海完婚。
张衡山得知女儿被弃的消息，悲痛欲绝，此后一病不起，含恨而终。
他用变卖祖产凑出的那笔钱，给顾维钧买了一张通向世界的船票，却没能给自己的女儿换来任何回报。
张润娥此后落发出家，遁入佛门，再不问世事。
一九三三年，顾维钧出任民国外交部长，托人给张润娥送去一封信和五万元大洋，以示忏悔。
张润娥将信连款原封退还，一字未回，盖因多年修行，凡心不动。
顾维钧晚年在口述回忆录里数度提及张润娥，称她"宽容、豁达、忍耐、天真、纯朴"，字里行间有尊重，也有难以言明的愧疚。
【三】第二位命中贵人：唐宝玥与外交生涯的全面起步
一九一二年三月，顾维钧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为《外人在华地位》，顺利通过。
严格说来，他是被"逼"着毕业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政府通过驻美外交代表张荫棠，向仍在哥伦比亚写论文的顾维钧发出邀请，请他回国出任总统府英文秘书。
顾维钧本想推辞，说学业未竟，不宜离校。
指导教授穆尔替他打消了顾虑，说论文引言部分已经写完，足以充当正式论文，口试随时可以安排，国家的事更重要，不该放弃。
就这样，顾维钧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回国，以二十四岁之龄入职北京，结束了在美国将近八年的求学生涯。
回国后等待他的，是两件事：一是在唐绍仪的引荐下出任总统府英文秘书，二是与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日渐加深的情意。
唐绍仪是民国首届国务总理，与袁世凯有旧交，同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留美归来的官员里资历最深。
他在顾维钧尚在美国时便结识了他，赏识其才，回国后主动将他纳入视野，既引荐给袁世凯，又有意将女儿唐宝玥介绍给他。
唐宝玥端庄大方，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与顾维钧之间没有任何包办的成分，两人你来我往，情投意合，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在上海正式成婚。
婚后，顾维钧的仕途如有神助。
一九一四年升任外交部参事。
一九一五年初，日本乘一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图谋全面控制中国。
谈判期间，顾维钧参与交涉，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要求，他做了一个险招：将谈判的细节内容悄悄透露给英美两国，在国际舆论中掀起轩然大波，令日方措手不及，骑虎难下。
英美随即在外交层面施压，日本不得不撤回其中最为无理的部分条款，最终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较原版"二十一条"大为收窄。
在那个弱国任人宰割的年代，能够借助大国之间的博弈为中国挤出一点空间，已是极为难得的成绩。
一九一五年七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
同年十月，调任驻美公使——这个职位，让他以二十七岁之龄成为华盛顿外交史上最年轻的外国外交使节之一。
唐宝玥全程陪伴在侧，是他在这段快速上升期里不可缺少的情感支撑。
她性情温和，懂得体察人心，丈夫出席外交场合时她也能从容应对，不给他添麻烦，有时还能主动帮他周旋一些非正式场合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她的父亲唐绍仪所赋予的政治背书，在北洋政府的官场生态里，是一张实打实的通行证。
然而，命运的考验在一九一八年秋天到来了。
那一年，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流感汹涌而至，史称西班牙大流感，数月之内夺走了全世界数千万人的性命。
唐宝玥未能幸免，于一九一八年十月病逝，身后留下一子德昌、一女菊珍。
那一年，顾维钧三十岁。
两个月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他奉命赴巴黎，参加一战结束后的国际和平会议。
失去了妻子，却不得不在哀痛中立刻投入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外交大战。这是顾维钧这一生里最沉重的一段出发。
【四】巴黎危机：弱国外交官的孤注一掷
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万国和会。
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入场，带着对列强公正裁决的期望和收回山东主权的强烈诉求。
然而和会刚开幕，列强便按照大国惯例将参会国分了三等：英美法意日五个大国可各派五名全权代表，中国被划为三等，只能出席两名代表。
五个席位、只能坐两张椅子——开场已经输了一半。
代表团内部又因为排名问题生出嫌隙，外交总长陆征祥率团，顾维钧排名靠前，引发了其他代表的不满，埋下了内部分歧的种子。
日本随即主动出击。
一月二十七日，日方在五国最高会议上提出，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的一切权益应无条件移交日本。
这是一个不讲任何理由的强盗逻辑——只因日本在一战中对德宣战并实际占领了山东。
消息传来，代表团人心惶惶，原定出席的代表临时无法上阵，顾维钧被推到了台前。
那天下午，他只有几个小时来准备第二天的陈述发言。
他翻遍手头资料，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各维度梳理中国对山东主权的系统论据，一直准备到深夜。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他站上发言台，面对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这些世界政治巨头，用英法双语作了一场长篇陈述。
他从孔子与山东的历史渊源讲起，延伸至国际法对领土主权的基本界定，再到中国参战贡献与主权诉求之间的法理关联，论证层层递进，有理有据，有节有力。
日本代表完全处于被动，场内多国代表纷纷起立致意。
这场发言当日成为和会的头条新闻，顾维钧由此在国际外交圈里一举成名。
然而形势的逆转来得猝不及防。
英法两国早已与日本在一战期间签订了秘密协定，许诺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当威尔逊发现，为了让国联计划顺利推进，他不得不默许这个安排，山东问题便被从谈判桌上拿走了。
四月三十日，英美法三国领袖秘密会谈后宣布决定：山东权益授予日本。
这个结果传回代表团驻地，代表们深陷争议：是按北京政府早前的模糊指令签字，还是以国家尊严为由断然拒绝？
北京政府的电报时而说以保留方式签字，时而又改口全权委托代表团自行决定。
从五月到六月，整整两个月，代表团在压力与分歧中一步步走向六月二十八日那个无可回避的节点。
就在签字仪式的前夜，顾维钧安静地坐在驻地的房间里，面前摆着最新一封北京的电报和这场和会两百多天的全部谈判档案。
而当第二天清晨的阳光照进那间房间，等待他的，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沉重的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