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活动大事记》（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1981年）、《汪精卫与现代中国》（台湾六卷本，何孟恒主编）、《蒋介石日记》、维基百科"汪精卫"词条、百度百科"汪精卫被刺事件"词条、维基百科"曾仲鸣"词条、《申报》1946年4月庭审报道、陈恭澍回忆录《英雄无名》、《汪精卫年谱》、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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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16日，苏州，江苏高等法院。
那天苏州全城万人空巷。《申报》的记者赶在开庭前到达，环顾四周，旁听席上早已坐得密不透风，走廊里、门外的台阶上，全是闻讯赶来的市民。
报纸后来记下了这样一句话："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被押上被告席的女人叫陈璧君。她曾被称作南京伪政权的"第一夫人"，她的丈夫，是当年国民党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建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汪精卫。
检察官韦维清拿起厚厚一摞材料，开始宣读起诉书，逐条列举陈璧君的五项罪状，其中每一条都涉及她在汪伪政权期间参与的各类活动。
审判长孙鸿霖坐在台上，面色肃然。
陈璧君坐在被告席上，脊背挺得笔直，神情异常镇定，像是早就预料到了今天的一切。
宣读结束，她昂起头，用清晰的声音说出了那段日后被很多人反复援引的话。
大意是：广州失守不是汪先生卖的，武汉沦陷不是汪先生卖的，整个沦陷区的土地也不是汪先生卖的，若要治汉奸之罪，那些丢城失地的人也该先被审一审。
这番话落地，庭上沉默了片刻，随即一片嘈杂。
旁听席上有人喊出了"汉奸"二字，随后被法警强行压制。
审判长孙鸿霖宣布，陈璧君以汉奸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
这是一个漫长故事的最后一幕。
故事开始于六十三年前的广东三水，那里是汪精卫出生的地方。
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幕僚之家出生的穷家少年，会在往后的岁月里，走过那样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生轨迹。
从受尽磨难却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到孙中山最倚重的文字助手，到国民政府的主席，再到被全国骂作千古罪人的汉奸头子，最终在日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孤独死去。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广东三水的幕僚之子：一个少年的早年漂泊
1883年5月4日，汪精卫生于广东三水县署。
他的父亲汪琡，是三水地方官的师爷——一种在官府里负责写文书、出主意的幕僚，薪水微薄，地位尴尬，既称不上官员，又不是普通百姓。
父亲汪琡随族伯入籍广东番禺，搬入广州豪贤街，在三水县当幕僚时，汪精卫便生于此地。
幕僚的家，讲究读书，讲究礼数，却很少有余钱。
汪精卫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儒家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念头，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在他脑子里生了根。
不过，这个家庭的处境，在他少年时期急转直下。
1895年至1896年，汪精卫母亲、父亲相继去世，1897年他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游幕于广东北部的乐昌县，"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父母双亡那一年，汪精卫十三岁。
在乐昌跟着哥哥讨生活的日子里，他一边协助哥哥处理幕务，一边读书备考。
1902年，不满二十岁的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考中了秀才，而且还得了第一名。
同科考中的，还有他的二兄和一个侄儿，分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人同时考中，当地人称"玉峰双秀，珠树三花"，传为一时佳话。
这段科举经历，是他早年最体面的一笔。
1903年，二十岁的汪精卫通过考试，取得了官费留学的资格，启程前往日本，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
那个年代，日本是无数中国青年心目中"学习新知识、寻找救国道路"的地方，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多达数千人，各种思潮在此激荡，保皇、立宪、革命，三种主张的人整天吵得不可开交。
汪精卫到了东京，很快就被革命党人的主张所吸引。
1905年7月，他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与兴中会会员发生联系，当月下旬在东京神田锦辉馆进谒孙中山，孙的演讲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汪于是加入中国同盟会。
7月30日，他在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参加同盟会筹备会，与黄兴、陈天华、马君武起草会章。
8月20日，在日本众议员坂本金弥家召开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汪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为孙的助手。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用"精卫"作为笔名。
这个笔名的来历，《山海经》里有记载：精卫是一只鸟，因溺死于东海，化而为鸟，衔西山之木石，誓要填平大海。
取这样一个名字，多少说明了那个时候的汪精卫，心里揣着一股什么样的劲。
因为文笔好，汪精卫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和主笔之一，从这段时间开始，他用"精卫"发表了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
之所以不用本名，是因为他是大清官派的留日学生，而且他的哥哥汪兆镛当时正在两广总督府做公务员，级别还不低，汪精卫不愿意连累哥哥，所以用"精卫"做笔名。
他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和梁启超的保皇派论战，言辞犀利，逻辑清晰，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肯定。
1907年初，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同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
陈璧君比汪精卫小八岁，家境富裕，性格豪爽，对革命充满热情。
两人相识之后，陈璧君对汪精卫倾心不已，后来更是不顾家人反对，跟着汪精卫投身革命事业，成为他日后最重要的伴侣。
这段人生，放到当时的背景下看，是一段相当普通却又充满活力的青年岁月——出身不高，才华不差，遇到了改变时代走向的那一批人，跟着一起走上了那条路。
【二】北京银锭桥下的炸弹：一次载入史册的刺杀行动
1909年前后，革命党人接连遭遇挫折。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自1907年起，先后在广西镇南关、云南河口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元气大伤。
保皇派的梁启超在报纸上讥讽说，革命党人不过是一群"远距离革命家"，躲在海外的安全地方喊口号，却没有勇气真正以身殉国。
这话刺中了许多人，也刺中了汪精卫。
汪精卫认为"我等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才能证明革命的决心"，他表示自己要做"革命之薪"，去点燃"革命这锅饭"。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开始谋划一场极度危险的行动——孤身进入北京，刺杀清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
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以摄政王身份主持朝政，成为清廷实际上的权力核心。
汪精卫拉上了同志喻培伦和黄复生，三人秘密制定计划。
为了掩护行动，他们在北京琉璃厂附近的一条街上，以"守真照相馆"的名义开设了一家门面，用来藏匿物资、传递消息。
载沣家住什刹海边上，什刹海一端狭窄的地方只有几米宽，一座石桥沟通两岸——这座如今被酒吧包围着的小石桥，就是银锭桥。
载沣每天上下朝都要从这座小桥上经过。汪精卫和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在此踏勘多日，决定将一颗大号炸弹安装在银锭桥下。
炸弹将由电话线引爆，汪精卫具体负责操作。
炸弹是革命党人中的"炸弹大王"喻培伦亲手制作的，用的是喻培伦用夹袄从日本背回来的炸药，裹以北京铁匠打造的一枚铁壳。
事后试爆，证明这枚炸弹威力惊人。用来引爆炸弹的电话线不长，汪精卫做好了和载沣同归于尽的打算。
准备行动之前，汪精卫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明心迹：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人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信里没有退路，也没有假设，就是一个准备赴死的人留下的话。
1910年2月21日，汪精卫在北京后海北岸的银锭桥埋设炸弹，再敷设电线，电线太短不够，第二天添购电线，晚12时下桥。
喻培伦发现有人蹲在桥上观察，告诉汪精卫躲避。
黄复生见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认为秘密暴露，匆匆赶回东北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决议喻培伦赴东京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谋进行。
几个人散去，汪精卫和黄复生留了下来，等待时机。
这一等，等来了最糟糕的结局。
在接到车夫报告后，警察在当天晚上（1910年4月2日）就到了甘水桥，并在桥底发现装有炸药的铁罐。
警察知道事出非常，马上就报告了警署，警署又呈报步军统领衙门和民政部，并请来日本使馆一名技师，才从铁罐中取出弹药。
经警署查验发现，铁罐上的铁盖螺丝是本国人制造的，于是命令警察将京城中铁匠店挨户密查，探知是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匠铺所制。
经警署审讯，该店店主供认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中人定做之物。
1910年4月16日，北京警署派人到守真照相馆，将黄复生及照相馆司事罗世勋二人捕去，又令其雇用的小厮带路跟踪至东北园搜索，将汪精卫拿获。
被捕之后，汪精卫在审讯台上没有辩解，也没有推卸，他在清廷的法庭上直接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目的：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
黄复生也在庭上抢着揽责，两人都声称自己是主谋，都想为对方减轻刑罚。
审理此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他对汪氏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汪氏被改判终身监禁。
在狱中，汪精卫提起笔，写下了那首后来流传极广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传出去之后，整个革命党圈子里一时轰动，连原本对革命持观望态度的人，看了这四句话，也忍不住动容。
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氏被释放，出狱时，北京数百人在刑部门前争睹其风采。
这一年，他二十八岁，一夜之间成了革命阵营里家喻户晓的英雄。
【三】孙中山的"文胆"与国民党的权力格局
出狱之后的汪精卫，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他参与了南北议和期间的各种斡旋，在政治上开始真正发挥影响力。
袁世凯上台之后，他转而出走，1912年赴法国，继续在海外参与组织活动。
此后，他几度往返欧洲与国内，直到1917年才真正回到孙中山身边，此后再度追随，成为孙中山最信赖的文字助手，人称"文胆"。
孙中山讲话，汪精卫起草文稿；孙中山发表宣言，汪精卫润色文字。
1924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中央宣传部长。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弥留之际，汪精卫是在场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之一，那份流传后世的《总理遗嘱》，正是出自他的手笔。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
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这一年，他站在广州的台上，底下是十万人的欢呼声。那是他政治生涯里最风光的时刻之一。
然而，权力的格局从来不是靠声望就能维持的。
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的权力中心开始移位。
蒋介石从黄埔军校起家，靠着对军队的掌控，一步一步把影响力从军界延伸到政界。
汪精卫在党务系统资历深厚，文章做得好，演讲也有感染力，但他始终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个缺陷，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博弈里，是致命的。
从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第一次汪蒋合作时间仅半年。
廖仲恺遇刺后，蒋介石一跃而上，开始对汪构成威胁。
汪于是撤换了蒋的亲信，处分了蒋的拜把兄弟，矛盾逐渐尖锐。
1926年3月，广州爆发了"中山舰事件"。
事情的经过至今仍有争议，蒋介石说汪精卫勾结苏联顾问意图绑架自己，汪精卫说蒋介石擅自调动军队搞政变。两边各执一词，局面混乱。
汪精卫决定利用自己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调动部队围剿蒋介石，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其他几个军的军事主官均不愿意讨伐蒋介石，甚至包括一直忠于自己的第四军。
汪精卫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人格受到了侮辱，于1926年3月23日辞去了国家领导人职务。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被迫辞职，出走法国。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
在汪精卫途经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人物。
回国之后，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史称宁汉分裂。
武汉方面最初仍主张容共，其后与共产党发生摩擦，再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人士的表态要求分共，汪兆铭乃于1927年7月15日当日，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没能在随后的权力格局里站稳脚跟。
1927年9月，他通电下野，与陈璧君一起出走法国，再度流亡海外。
1930年，他从香港回来，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地区发动反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史称中原大战。
结果蒋介石赢了，汪精卫的一方败了，他再度流亡香港，并一度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
蒋介石迫于民意压力，将此前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主动向汪精卫示好，两人再度握手言和，在南京重新整合了国民政府的架构。
此后至1938年，汪精卫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在名义上，他是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表面上，蒋汪两人重归于好，一个管军，一个管政，分工协作。背地里，两人之间的猜忌与角力，从未真正停止过。
【四】1935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那三声枪响
1935年11月1日，南京，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
这一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开幕式，随后全体中央委员在第一会议厅门前等候集体合影。
台阶上，汪精卫站在最显眼的正中位置。蒋介石这天因为对会场安保不满，迟迟没有出现，合影队伍里没有他的身影。
眼见摄影结束，委员们转身要上台阶，机会稍纵即逝。孙凤鸣举着枪从记者群中跳出，高呼着"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击三枪，三枪皆中。
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成员，以记者身份混入会场。他的相机是个空壳，几分钟前他躲进厕所，从挖空的相机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装好子弹。
汪精卫所中三枪，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射中手臂，一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
虽未毙命，却留下致命的创伤。孙凤鸣则被卫兵击中两枪，倒地不起。
中委张继冲上去拦腰抱住了孙凤鸣，张学良将他手中的枪踢落，卫兵随后赶到，孙凤鸣当场被擒。
第二天，孙凤鸣因伤重不治，在医院里死去。死前他一心求死，根本不配合抢救。
汪精卫被紧急送医，经过手术抢救保住了性命，但那颗射进背部脊椎旁的子弹，始终没有完全取干净。
案件发生后，南京官方最初的说法是刺客受共产党指使，许多人对这个说法将信将疑，坊间也有传言认为蒋介石是幕后主使。
蒋介石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那天的经过，并一再强调自身清白。
直到刺汪案一周年时，华克之为纪念因此案死难的孙凤鸣等战友，特地写《告全国同胞书》，坦承刺杀是由他们所为，与共产党、王亚樵均无关，行刺的目标就是蒋介石，最后射击汪精卫，则是孙凤鸣不得已的临时选择。
汪精卫是替蒋介石挨了这几颗子弹的，尽管从动机上看，孙凤鸣的愤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汪精卫本人那一套对日妥协路线的强烈不满。
事后，汪精卫带着伤去了法国疗养。
在那里，他想到了西安事变，想到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来时，他日夜兼程往国内赶，打算在新的权力格局里重新立足。
结果等他赶到，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他只能去溪口探望了一下刚刚获释的张学良，顺带感谢当年那一脚踢枪之恩。
【五】1938年12月，重庆起飞的那架飞机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节节后撤。
1937年底南京沦陷，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战争的阴云之下。
汪精卫此时名义上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这四个头衔摞在一起，听起来地位显赫，但他手里没有兵，没有枪，在那个靠武力说话的年代，这些头衔不过是好听的名号。
战局的连续失利，让他越来越悲观。他公开说，中国打不赢日本，必须考虑谈判。
这话一出口，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当即发出通电，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制止他的言论。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南洋华侨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提案只有十一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在台上读到这行字，据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的记述，他面色突然变得苍白，神气非常不安。
与此同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已经和日方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了秘密谈判。
双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议定：缔结反共协定；中方承认"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兵（内蒙古等地除外）；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条款。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
汪精卫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商讨。
密议之后，一切已经成形。
1938年12月18日，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离开重庆飞往昆明，次日逃往越南河内。
随同叛逃的还有其妻陈璧君和周佛海等人。
途经昆明时，汪精卫争取滇系的龙云表态支持，龙云不表态，但提供飞机送汪一行人到法属印度支 那河内。
蒋介石通过情报线人及龙云的汇报得知了汪精卫的行为，随后向汪精卫通过代信表示："莫公开主和、莫与中央失去联系、莫要赴港、可赴欧"等原则，以希望汪精卫不要与日本人合作。
汪精卫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
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的诱降声明，认为近卫声明是"和平之原则"。
这一份电报，就是后来被称为"艳电"的东西——之所以叫"艳电"，是因为12月29日的电报代日代号里有一个"艳"字，并非有其他深意。
但这份电报发出去的那一刻，汪精卫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已经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1939年1月2日，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时发表谈话，声讨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同时，《新华日报》发表了《汪精卫叛国》的社论。
同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汪兆铭危害党国，开除党籍并撤职。
周恩来在这次公开谈话里，将汪精卫定性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个说法，此后再没有改变过。
延安方面的反应同样强烈。1940年2月1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
这是延安对汪精卫其人其事所作出的公开、明确的定性，立场鲜明，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就在蒋介石和共产党都彻底切断了与汪精卫的往来之后，有一件事悄悄发生了——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要把汪精卫干掉。
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汪精卫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出了一个信号——他想向延安投降，他想找伟人谈谈，看看有没有一条活路可走。
然而，等到那个回复传来，汪精卫看着手中的消息，彻底傻了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