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赵朴初年谱》《陈独秀墓五次迁修的故事》《人民日报·陈独秀墓为何五次立碑》《看历史·陈独秀孙女口述》《安庆党史方志网》《光明日报文摘报》《人民政协网·赵朴初与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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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秋天，安庆北郊叶家冲。
83岁的赵朴初站在陈独秀的墓碑前，久久不动。
这一天他刚从合肥、九华山一路辗转赶到安庆，行程排得很满，随行的工作人员知道朴老年岁大了，一路上都在劝他注意休息。
但他一到安庆，第一件事不是回故居看看，不是去见老朋友，而是直接往叶家冲走。
安徽省书法家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颜体大字，端正地立在墓冢前。字写得好，笔力稳健，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东西。
赵朴初在碑前停下脚步，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然后抬起头，把这五个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从尾到头看了一遍。随行的人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声偶尔从墓园外传进来。
他就这样站了好几分钟。
末了，轻声说了一句话，在场所有人都听清楚了——没有同志，也该有先生二字。
【一】出走七十年的安庆人
1990年那次回乡，赵朴初自己说是"阔别64年后回归故土"。
这个64年，指的是他1926年考入东吴大学、此后再未久居故地的那段岁月。
但如果把他离开安庆这座城市本身来算，时间更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仅四岁的赵朴初跟着父母离开了安庆天台里的老宅，回到太湖县寺前河祖居，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在安庆安定住下来过。
赵朴初出生在一个很有来历的家族。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第，是他的祖宅。
这个称谓不是随便喊出来的——他的太高祖赵文楷，嘉庆元年（1796年）考中状元，此后曾以钦差身份出使琉球，以"廉洁之声，著于海外"载入史册。
之后赵畇、赵继元、赵曾重，四代直系入清翰林院，门楣上悬着光绪御笔赐写的"四代翰林"匾额，大门两侧是光绪御赐"江山如画，物我同春"楹联，前后七进院落，规制齐整。
安庆城里，知道这座老宅子的人无不肃然。
赵朴初就出生在这里，1907年11月5日。
但他在这座老宅里并没有住多久。
四岁那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安庆成了革命浪潮的核心地带，枪声打起来，时局动荡，赵家人带着孩子迁回了太湖县寺前河的祖居。
赵朴初在太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九年里，私塾读书、佛寺走动，母亲陈慧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每日烧香礼佛，门前水塘里养着她买来放生的龟鳖。
赵朴初后来说自己与佛的缘分，最早的根就扎在太湖那段岁月里，是母亲种下的。
1920年，13岁，母亲把他送到上海，投奔母亲挚友的弟弟关絅之家中。
关絅之这个人，本身就是一段值得细说的历史。
他曾以同知身份在上海道尹袁树勋幕下任职，是清末举人，后来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有一段极少有人知道的往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接到上海镇守史郑汝成发来的逮捕孙中山的密令，他作为同盟会会员，悄悄让人通知孙中山转移，还故意拖延发捕票的时间，让孙中山得以脱险。
孙中山后来亲笔题写书扇送去表示感谢。
1921年以后，关絅之转而投身佛教事业，与周舜卿、沈心师等人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这是全国第一个居士林团体，后又参与创办净业社，在上海佛教界地位极高。
赵朴初到上海后，就住在关家，读书、补课，1922年插班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他在学校里的那几年，正是时局最激荡的年份。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赵朴初作为东吴大学附中选出的十名学生委员之一，出席苏州学联召集的紧急会议，听取上海学联关于五卅惨案的报告。
他当场提议全体学生吃素两周以代尝胆，把省下的伙食费募捐汇给上海，当天执委会就募集到一千余元，当即汇了部分给上海总商会。
1926年升入东吴大学本部，1927年因患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在上海觉园关家养病。
净业社迁入觉园正是1927年这一年。赵朴初一边养病，一边在觉园耳濡目染，大量阅读佛经，高僧大德往来其间，他的佛教信仰从此由母亲种下的那粒种子，开始真正生根发芽。
1928年，经关絅之介绍，赵朴初进入江浙佛教联合会担任文牍员，收发报纸，起草文件，从此走上了宗教文化事业的道路，再未回头。
从1926年真正离开故地算起，到1990年重回安庆，正是64年。
这64年里，赵朴初的人生轨迹涵盖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几个阶段。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飞机炸弹落在上海街头，大世界门前一片混乱，涌进租界的难民在战火里哭喊奔跑。
国民党当局驻"慈联会"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逃之夭夭，三十岁的赵朴初和朋友吴大琨各执一面红十字小旗，冒着日机轰炸，大声召集难民，引导他们找到安置的地方。
上海的报纸次日刊出大幅报道——《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义胆救难民》。
事后在"慈联会"下设的"战区难民委员会"里，赵朴初担任收容股主任。
两三年间，他主持的难民收容所先后建起五十多个，收容难民超过五十万人次，其中大批青壮难民经他秘密组织，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
1940年上海难民工作接近尾声，从国际救济会接收的百余名无法安置的难童，连同净业社原本收养的二十多名孤儿，合并成立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关絅之任院长，赵朴初任副院长，主持日常事务。孩子们叫他"赵先生"，在战火年代，他是这些孩子在陌生城市里找到的唯一依靠。
1945年，他与马叙伦、许广平等人共同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9年，他代表佛教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3年，参与筹建中国佛教协会，此后历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把中国当代佛教事业从百废待兴一步一步走到了成规模的样子。
到1990年，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身兼着多个重要职务。
周总理在世时当面称赞他是"国宝"，这个评价在当时并非客气话，是真真切切的认可。
就是这样一位年届八旬、身份特殊的老人，1990年秋天走进安庆，第一件事不是别的，是去安庆北郊叶家冲。
去看陈独秀的墓。
【二】一座墓，走了将近五十年
赵朴初1990年看到的那块墓碑，其实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
陈独秀这座墓，从1942年入土算起，到1990年赵朴初来拜谒，中间经历了几次反复修缮，每一次修缮背后，都对应着一段独特的历史节点。
先说入土时的情形。
1942年5月27日深夜，陈独秀在四川省江津县鹤山坪区双石乡石墙院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这座石墙院，是前清进士杨鲁丞的旧宅，1939年陈独秀受杨家后人邀请住进来整理杨鲁丞遗著，此后就再没有离开。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
陈独秀晚年的境况，用"贫病交加"四个字来描述，并不夸张。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作为"政治犯"从南京监狱提前出狱，沿长江西迁，经武汉辗转来到重庆，后应同乡好友邓仲纯邀请，移居江津。
他多年来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肠胃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收入几乎完全依赖朋友接济和零星稿费，困难时甚至要靠典当朋友送来的皮袍度日。
但他有自己的原则：素无深交的人送来的接济，他不接受；与政治立场相左者送来的钱，一概退回。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曾多次托人送去五千元，都被他原封退还。
在这样的境况里，身边陪伴着小他三十多岁的妻子潘兰珍，长子陈延年已于1927年在上海龙华就义，次子陈乔年1928年同样牺牲，三子陈松年带着家人也因安庆失守一路辗转到了四川。
1939年嗣母谢氏在江津病逝，陈独秀悲痛了很长时间。
陈松年后来在江津九中任教，两父子能时常见面，这是陈独秀晚年为数不多的慰藉之一。
1942年5月27日深夜，陈独秀辞世，陈松年守在身边。
临终遗言，陈松年一字不忘：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我和你母亲合在一起。
但那时的陈松年根本没有能力负担长途运棺的费用。
江津当地的士绅和陈独秀的生前友好出资，在县城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找了一块地，由书法家葛康俞篆刻了"独秀陈先生之墓"的碑文，把陈独秀葬在了那里。
这是第一块墓碑，也是他最初下葬时所在的地方。
下葬那天，送葬的人有几百名之多，各方名流绅士沿路相送，一路放鞭炮。他去得落寞，送他走的人，却并不少。
整整五年后，1947年，陈松年攒够了盘缠，雇了一只船，将父亲和祖母高晓岚的灵柩顺着长江运回安庆。
途中为了避免麻烦，棺木上写的不是"陈独秀"，而是父亲科举时用的名字——陈乾生。
到了安庆北郊叶家冲，按照高晓岚生前请风水先生选好的那块地，将父母合冢，立碑"先考仲甫公之墓"，只刻字，不刻大名。这是第二块墓碑。
陈松年后来解释过这个选择：用字不用名，不是不愿意让父亲的名字留下来，而是在那个时候，把陈独秀的大名堂堂正正刻在石碑上，实在太过危险，低调一些，是保护父亲在地下能安安稳稳待着的唯一办法。
事实证明这份谨慎不是多余的。此后几十年，陈家人自己都不敢公开扫墓。
特殊时期，墓地彻底没有人来，荒草年复一年地长，墓冢渐渐和地面齐平。
如果不是陈松年每年悄悄来时留下的标记，加上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朱姓老农的指认，这座墓几乎要完全湮没于荒野中，无迹可寻。
一直到1978年以后，局势逐渐松动，陈家后辈才得以重新公开活动。
1979年10月，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安庆市政府补助了一笔经费，以陈独秀四个儿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的名义重修了墓地，碑文改为"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由安徽省书画院的葛介屏书写，这是第三块墓碑。
这次修缮只是抢救性质，墓的规格依然十分简陋，和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分量完全不相称。
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看在眼里，和另一位陈家后人商量后，决定直接写信往上反映，请求对墓地进行正式的重修。
信寄出去之后，等来了一份批示。
【三】批示下来之后
那封信，是陈长璞写给上面的。
批示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至安徽省委办公厅，再由省委办公厅转到安庆市委办公室，市委办公室的同志专程打电话通知了陈长璞。
批示的原话很简洁，大意是：陈独秀墓重新立碑，可以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光明日报文摘报上曾刊出更为详细的引述版本：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这句话看上去不长，但落地的分量不轻。
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墓葬纳入"文物保护"的范畴，意味着这个人的历史存在被正式认可，他对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值得被后代保存。
在彼时的语境下，这是一种郑重的态度表明，不是小事。
安庆市政府随后拨款两万余元，由市文化局接手，对陈独秀墓进行了第四次修缮。
这次修缮历时三年，1983年正式完工。墓冢砌上了水泥，四周用白石条砌了护栏，外围挖了防山水的土沟。
坟顶留着——没有封顶。这是陈松年特意交代的，他对市文化局的人说："过去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父亲到现在还没有盖棺定论，这次修墓就不要封顶了吧。"
市文化局采纳了这个意见。
碑文，请了安徽省书法协会的张建中来题写：陈独秀之墓，五个字。
背面只有生卒年月，再无其他内容。没有任何头衔，没有任何评价。
陈独秀的同乡挚友朱蕴山——这位曾与陈独秀相交数十年的安庆同乡——当时专门交代过：墓碑上只写"陈独秀之墓"五个字。就这五个字，不多一个，不少一个。
这话说来轻巧，但在那个年代，能把"独秀"两个字堂堂正正刻上去，已经是当时能给出的最大善意。
从1947年的"先考仲甫公之墓"到1983年的"陈独秀之墓"，这中间走了整整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才从一个隐去了名字的家坟，走到了堂堂正正把"独秀"两字刻出来的文物保护单位。
这就是赵朴初1990年秋天站在墓前，看到的那块碑，那五个字。
他在碑前站了很久，鞠了三个躬，然后说出那句话："没有同志，也该有先生二字。碑文少了两字，实在不妥。"
【四】这两个字，为什么值得说
听到"先生"二字，在场的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谁都没有说话。
不是不知道该怎么接，而是那一刻，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赵朴初这句话说的是什么，也都明白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意味着什么。
1990年，对于陈独秀历史评价的讨论，学术界虽已陆续展开，但正式的历史重评并未完成，围绕这个名字的种种争议，在公开场合仍然属于敏感领域。
很多普通人对陈独秀的印象，几十年来固定在了几个特定的框架里，要从这个框架里彻底松动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朴初在陈独秀的墓前，面对一块五字碑文，直接说：少了"先生"两个字，实在不妥。
没有绕弯子，没有打比方，没有拿什么话来过渡一下——就是直说。
"先生"这个称谓，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礼貌用词。
孔子是先生，鲁迅是先生，蔡元培是先生——凡是能被后人称为"先生"的，必然是在学问、在人格、在对这个民族的精神贡献上，都站得住脚的人。
赵朴初说这话，是在把陈独秀这个名字，放进这个序列里来。
赵朴初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出现在安庆，是有公开行程的，身边有随行人员，他说的这句话，不是私底下的嘀咕，是会被记录下来、被知道的。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附和，但也没有一个人反驳。
然而，这两个字背后，隐藏的东西远不止是一块碑文的格式问题。
赵朴初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来拜这座墓，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第一个当众说出这话，他和陈独秀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往渊源——
而且还有一件事，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年那份推动第四次修缮的批示，原文里有一个细节，几乎所有叙述这段历史的文章都会一笔带过，但如果真正读进去，会发现批示的措辞背后，透露出的东西其实远比"文物保护"四个字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