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张啸林"词条、"林怀部"相关史料、《民国上海黑帮史》、《戴笠传》部分章节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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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14日，上海法租界岳阳路1号。
这一天的上海，热得出奇。空气里带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沉闷，整座城市像被人用一口大锅扣住，连喘气都费劲。
法租界的梧桐树叶子挂在枝头，一动不动，连风都懒得动弹一下。
岳阳路这条路，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梧桐，地面上铺着青石板路，平日里走在这里，看着倒是洋气体面，但这一天，这条路上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异样气息，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空气里，沉甸甸的，叫人喘不过气来。
岳阳路1号，张啸林的私人公馆，门口的武装守卫照常站着，里头的保镖照常候着，表面上跟任何一个寻常的夏日下午没什么两样。
张啸林那天穿着一件宽松的夏布长衫，坐在客厅主位上。
他今年六十三岁，鬓角已经花白，脸上的皮肤被岁月和风霜雕刻出深深的纹路，但那双眼睛还是和年轻时候一样——精光四射，带着一种多年历练下来的、压得住人的威势。
他的手边放着一把折扇，不紧不慢地扇着风，神情散漫，仿佛今天只是一件寻常的小事需要交代一下。
他开口了，语气平静，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宣布了一个决定：所有保镖即刻上缴枪支，整支队伍就地解散，各自领了遣散费之后各回各家。
客厅里一时安静下来。
窗外的蝉鸣声突然显得格外清晰，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在这片沉默里显得有些刺耳。
其他保镖陆陆续续开始把枪往桌上放，动作麻利，没有人吱声，毕竟老板发话了，照办就是。
贴身保镖林怀部站在人群里，神情没有任何异样，和周围的人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除了他的手，慢慢地，伸向了腰间，但不是为了交枪。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这栋公馆里所有人的命运，在同一时间被改写，整个上海滩都为之震动，而那个扣下扳机的人，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上海滩三大亨，张啸林是哪号人物
张啸林，1877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原名张小林，后改名啸林。
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市井家庭，父亲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家境说不上富裕，但也没有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
童年的张啸林念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这在那个年代的普通人家里已经算是有点底子了。
但这个人打小就是个坐不住的性子。
书读了没几年，他就开始往街头跑，跟着当地的武师学拳脚功夫，跟各路江湖人物混在一起。
杭州那地方，自古以来帮会势力渗透很深，市井之间有的是各路人马，码头上有漕帮，街巷里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帮派，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势力争夺也从未停歇。
张啸林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耳濡目染，一身江湖气越来越重，读书人的那点斯文反倒被磨掉了大半。
他学的那套拳脚功夫，也不是花架子。
杭州那一带有习武的传统，民间武师藏龙卧虎，张啸林跟着其中几位有真本事的师傅扎扎实实练了几年，练出了一套硬功夫，加上他本人体格壮实，天生有一股蛮力，上了手之后极为难缠。
这身功夫，后来在他闯荡江湖的过程中帮了他大忙。
年纪稍长，他离开杭州，辗转来到了上海。
那是清末民初交替的年代，上海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
租界的扩张带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码头上的货物吞吐量与日俱增，城市规模在短短数十年间急速膨胀。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的管理秩序极为混乱——英租界、法租界各有各的规矩，华界又是另一套体系，三套管理系统并行，中间的空隙地带大得很，帮会势力正是在这种空隙里生根发芽，长成了遮天蔽日的大树。
上海的青帮，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帮会组织之一，成员遍及各行各业，从码头工人到巡捕房的华人差役，从赌场老板到钱庄掌柜，无一不与青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啸林来到上海之后，凭着在杭州积累的江湖经验和一副不怕事的胆子，很快在青帮里找到了落脚点，开始了他在上海的帮会生涯。
他在上海帮会里崭露头角的方式，和很多人不一样。
他不是靠讨好上级、拍马奉承上去的，而是靠扛事、顶事上去的。
帮会里有什么麻烦事、危险事，别人往后退，他往前冲；有什么需要出面摆平的场面，别人转弯抹角，他直接亮底牌。
这种做事风格在短期内让他树立了"这个人可以用"的口碑，在帮会内部积累起了一批愿意跟着他走的人手。
就是凭着这种方式，他一步一步往上爬，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变成了上海帮会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后来，他和黄金荣、杜月笙的关系越走越近，三个人相互借力，各有擅长，共同编织出一张覆盖整个上海滩的关系网络。
外界把这三个人并称"上海三大亨"，在民国年间的上海，这个称号的分量，比很多正经的官衔都响亮得多。
三个人里，黄金荣资历最老，在法租界警务系统里有深厚的根基，华人侦探出身，做事稳健老练，最擅长的是利用体制内外的双重关系；
杜月笙是三人里最会做人情的，上至社会各界要人，下至码头苦力，他都能打点得面面俱到，手腕灵活，情商极高，能把任何人都变成自己的关系；
而张啸林，是三人里脾气最烈、下手最狠、也最让对手心生忌惮的一个。
关于张啸林的处事风格，道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黄金荣是规矩，杜月笙是人情，张啸林是刀子。规矩可以绕，人情可以磨，刀子是没法商量的。
这话夸张，但也不是全无根据。张啸林处理事情向来不喜欢绕弯子，对于他认定该解决的问题，解决起来往往直接利索，不留情面，也不在乎代价。
正因为这个特点，他在帮会里的震慑力极强，那些年上海滩有不少棘手的事端，最后都是拿到张啸林这里了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交给他的事，一定会有个结果，不管用什么方式。
他的产业遍及上海各处。
赌场是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上海的大赌场里，好几家都有他的股份；烟馆在当时是暴利行业，他在其中也有深度介入；码头运输、人力车行、钱庄，凡是能见着油水的地方，都有他的份子。
手下能直接调动的人手在鼎盛时期估计有好几千，私人武装力量在当时的上海可以说首屈一指。
公馆里长年养着十几二十个贴身保镖，出门前后必有武装护卫随行，排场之大，在整个上海滩都是出了名的。
他的公馆，不止岳阳路这一处。在上海的几个重要地段，他都置办有房产，根据不同的需要在几处之间轮换。
岳阳路1号是他最常居住的地方，也是他进行重要会晤和处理事务的主要场所。
这栋公馆的建筑风格带有明显的欧式影响，内部陈设极为讲究，反映出张啸林在鼎盛时期的财力和排场。
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基本上就是一个说话算数的存在，没有人轻易招惹他。
然而，1937年，一场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的处境，也把张啸林这个人推上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歧途。
【二】战火烧来，三大亨各走各路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
日本军队从上海周边多个方向同时推进，国民政府军队在极为惨烈的条件下坚守了整整三个月，前后投入兵力超过七十万，伤亡极为惨重。
上海的街道、工厂、居民区成了战场，炮声昼夜不停，整座城市笼罩在硝烟之中。
苏州河南北两岸的阵地反复易手，四行仓库保卫战留下了八百壮士孤守危城的故事，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但英勇终究难以弥补力量的差距。
当年11月，国民政府军队因侧翼暴露、伤亡过重，被迫全线撤退，上海大部分区域落入日军之手，只剩下英、法两国管辖的租界，因为涉及外国利益，日方暂时没有动，维持着表面上的独立状态，上海人把这个时期叫做"孤岛"。
战争把上海滩的格局彻底打乱了。
黄金荣那年已经七十岁、，身体大不如前，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已经闭门不出了。
外界来联络他的人不是没有，各方势力都想把这个在上海扎根几十年的老人拉到自己那边，但黄金荣多半装聋作哑，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就含糊其辞，总之一个原则——不趟这趟浑水。
他用了一辈子学会的那种老练，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保全自身的作用。
杜月笙在战事初起的时候就开始做撤退的准备。
他眼光毒辣，很早就判断出上海守不住，在战局明朗之前就开始分批转移财产，安排家眷撤离。
他本人在日军全面占领上海之前撤离，先到香港，后来转去重庆。
在大后方，他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战，捐款捐物，联络各方，在政治上保持着相对清晰的立场，与日伪始终保持了距离。
三大亨里，只有张啸林留了下来。
留下来这个选择本身，放在当时的上下文里，并不奇怪。
上海有几百万人，不可能人人都跑，大多数普通市民只能在沦陷的城市里想办法活下去。
但张啸林的问题不在于他留下来，而在于他留下来之后做了什么。
日军进入上海之后，很快就着手建立占领区的管理体系。
他们需要能够联结本地社会、帮助维持秩序的中间人，而张啸林这种在上海帮会中根基极深、人脉极广的人，自然是日方重点接触的对象。
日方派人来找张啸林，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继续维持他在上海的产业，同时给予他在日伪体系里相应的位置和保护。
张啸林用他那套利益算法打了一遍算盘，算下来的结论是——配合日方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选项。
他接受了。
张啸林开始公开与日方合作，充当日本占领当局和本地社会之间的中间人，协助日伪当局联络本地帮会势力，参与维持所谓的"社会秩序"。
他的公馆开始频繁出现日本军官和日伪政权人员的身影，双方来往日益密切，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1938年，他参与了汪伪政权旗下的"大道市政府"相关活动的筹备工作，开始介入伪政权的具体事务。
1939年前后，他与汪伪政权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出任了与浙江相关的若干职务，承担具体的行政职能。
他的政治立场至此已经彻底明朗，再无任何模糊地带。
消息传开，上海滩的反应是复杂而微妙的。
那些跟他在道上打过交道的老人，有的摇头叹气，有的干脆断了往来，见了面转身就走，眼神里是说不清楚的东西。
昔日喊他一声"张大帅"的人，这时候能绕路就绕路，能不见就不见。
普通市民对他的观感更不用说，背地里骂的话什么都有，但表面上没有人敢直接对他怎样——他手里的刀还在，背后的靠山也还在。
杜月笙在重庆听到张啸林越走越深的消息，据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各人有各人的路，这条路走下去，他自己知道是什么结局。
这话说得隐晦，但意思不难懂。
【三】军统盯上了他，锄奸行动秘密启动
重庆方面对沦陷区的动向从来没有停止过关注。
军统局，正式名称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和特工行动的专门机构，局长戴笠直接对最高当局负责。
军统在全国各地，包括日占区，都建立了秘密联络网络，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自然是军统在沦陷区布局最深、人员最多、行动最为频繁的地方。
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内容涵盖情报收集、策反渗透、破坏行动等多个方面，其中一项被内部称为"锄奸"的专项任务，专门针对在沦陷区公开投靠日伪、对抗战造成实质危害的重点人员。
这项工作从战争初期就开始运作，到1939年、1940年前后，已经在上海策划和实施了多起行动，每一次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张啸林投日的消息传到重庆之后，军统方面很快就将他列入了重点名单，并责成上海区着手研究对其采取行动的具体方案。
上海区的工作人员对张啸林的情况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摸排。
他们掌握了张啸林的日常活动规律，大致了解了他的公馆布防情况，也收集了他与日伪方面往来的具体细节。
情报越摸越多，但与此同时，行动方案的难度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张啸林的公馆位于法租界岳阳路，法租界有自己的巡捕房和管理体系，行动一旦出了纰漏，后续处理极为复杂。
更重要的是，张啸林本人的安保力量相当强悍——公馆内常驻十几名武装保镖，日夜轮班，出行前后护卫不断，并且他本人据说随身携带武器，警觉性极高，多年的江湖经历让他对危险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
此外，日方在法租界也给了张啸林一定的保护，日本宪兵有时会在他的公馆附近巡逻，这进一步增加了外部行动的风险。
军统上海区先后拟定过几套从外部实施的行动方案。
在他出行途中的某个节点下手，是最先考虑的方向，但张啸林出行时随行护卫的人数太多，机动性又强，要在一个动态的环境里完成准确而干净的行动，难度极大。
公馆外围接近的方案也研究过，但公馆的围墙高耸，门禁严密，正面强攻的代价太大，而且必然会在法租界引发外交麻烦。
几番权衡之后，上海区的负责人转换了思路——与其从外部打进去，不如想办法在张啸林身边发展一个内线，从内部找机会。
这个思路，最终落到了林怀部身上。
林怀部，当时是张啸林公馆的贴身保镖之一，在张啸林身边已经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对公馆内部的人员配置、日常作息规律、张啸林本人的行为习惯都了如指掌，是一个从内部实施行动的理想人选。
他本人出身于普通家庭，并非帮会里的老人，跟张啸林之间更多是单纯的雇佣关系，没有那种深入骨髓的帮派情谊，这使得策反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军统上海区通过外围关系，经过审慎的身份核查和多次试探性接触，最终与林怀部建立了正式联系。
两方接触之初，林怀部的态度并非立刻答应，他也需要时间权衡。
军统方面花了一段时间反复沟通，最终林怀部明确表示愿意配合执行任务。
从这一刻起，张啸林身边，多了一双属于重庆方面的眼睛，而他本人对此毫无察觉，依旧每天在自己的公馆里翘着二郎腿，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四】公馆内外，暗流在悄悄涌动
林怀部接受策反之后，并没有立即采取任何明显的行动。
特工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潜伏、等待，切忌操之过急。
军统上海区给林怀部的指令很明确：继续维持原有的工作状态，绝不能引起任何方向的怀疑，同时密切留意张啸林的行动规律，搜集公馆内部的情报，寻找合适的时机窗口。
林怀部在公馆里一如既往地做他的保镖，该当值当值，该随行随行，跟周围的人保持着正常的关系，言谈举止和从前没有任何差别。
他是一个做事沉稳的人，在需要耐心等待的时候，能把自己按住。
与此同时，他在暗中配合军统方面的情报工作，把张啸林的日常动向、公馆内部的人员变动、偶尔出现的特殊访客等信息，通过秘密渠道向外传递。
这些情报对于军统上海区完善行动方案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军统上海区在这段时间里研究过多个利用林怀部身份的行动方案。
在外出途中提供配合的方案被最先排除了，因为这需要外部人员同步行动，联络节点太多，出错的概率成倍增加。
在公馆内部的夜间值班时段利用林怀部制造机会的方案，因为公馆内部实行轮班制度，夜间同样有多人在岗，单人行动后的脱身问题极难解决。
几个方案都卡在同一个核心难题上：如何在完成行动之后保障林怀部的安全，以及如何防止军统上海区的外围网络因这次行动而暴露。
时间一天天过去，适合的时机始终没有出现。
1940年进入夏天，公馆内部开始出现一些不寻常的动静，林怀部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