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1988年夏天，叶永烈推开那扇关着的大门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穿着大背心的老头，坐在一张堆满稿纸的旧桌子前，用蓝黑墨水在白纸上写字。字不算好看，但写得认真。
桌上放着一个木质信筐，插着几封信和凌乱的便笺。
这是上海一座西式老楼里的办公室，外墙的瓷砖已经斑驳。他抬头看了看来人，神态自若，前额有很深的抬头纹。这个人，是戚本禹。
那一年他57岁，出狱两年。
叶永烈后来在书里写，他之前访问过关锋。关锋出狱后闭口不谈过往，一心读书，像把自己封进了一个壳里。戚本禹不一样。他什么都看，什么都听，什么都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他絮絮叨叨，说着说着就像跟老朋友闲聊了。
他确实没法“不闻窗外事”。因为那些事，他自己就是写过的人。
1963年和1964年，戚本禹写了两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在史学界掀起大浪。
这股浪把他推得很高。到1967年3月30日，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评影片〈清宫秘史〉》，再次掀起浪潮。这一次，浪没把他往前推，反而把他从高处拍了下来。
1968年1月14日，37岁的戚本禹被要求“请假写检讨”。13天后，王力和关锋被正式转进监狱。
不久，戚本禹也进去了。不是1980年，是1968年。
1980年7月14日，只是补办逮捕手续。1984年11月2日，他被正式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那时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将近十六年。
巧合的是，他从19岁当见习秘书开始，到37岁结束仕途，刚好也是十八年。从秘书到囚徒，两个十八年，像一把尺子量完了他的前半生。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
54岁，头发已经花白，但身体还不错。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上海市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上海市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从图书管理员起步，最后回到图书管理员。命运绕了一大圈，让他原路返回。
出狱后的戚本禹没有沉默。他写文章，写书，研究历史。《先秦人物论》《秦代人物论》《三国人物论》，署名“戚文”或“司马琪”。他还和关锋一起编了一本《孙子兵法大辞典》，关锋当主编，他是副主编。一百三十多万字，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
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去了日本留学，女儿在北京结了婚，在商店工作。
他和妻子邱云英、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日子过得不富裕，但有人陪着，有人叫他爸爸，有人等他回家吃饭。那扇门关着的时候，是一间孤零零的办公室；门开了，是一个老人的晚年。
叶永烈问他，当年那些事，你还想提吗？戚本禹没有回避，也没有解释。他只是说了一句让人琢磨了很久的话：“我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蛀书虫。”
2008年，77岁的戚本禹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上一次是1967年，36岁。
那一年，是他人生辉煌的最后一年。从1949年开国大典时，在城楼一侧观礼台服务的青年团校学员，到1966年终于走上城楼，他花了十七年。从城楼走下来再走上去，花了四十一年。
2016年4月20日，戚本禹在上海去世，85岁。
他这辈子，写过文章，也被文章写过。
他批判过别人，也被别人批判过。他站在城楼上，也站在监狱里。
他做过秘书，也做过图书管理员。他风光过，也落寞过。可你看他晚年的照片，头发乌黑，随便蓬松着，穿着大背心大大咧咧，还有几分当年“戚大帅”的影子。
叶永烈说他“身体不错，只是前额有较深的抬头纹”。那些纹路，不是笑出来的，是岁月一刀一刀刻上去的。
他的一生，像他写过的那些历史人物，被后人评说。可谁又能说清楚，哪一步是命运，哪一步是自己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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