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68岁，征地补偿30万，给儿子5万还车贷，剩下25万存了定期。
生日那天我花35块买了只烧鸡，儿媳妇当众骂我是老不死的，儿子站在旁边一声不吭。
我没吵没闹，当天就搬回了漏雨的老房子。
四个月后，银行一个电话打到儿子家，儿媳跪在我面前扇自己嘴巴子，我只说了一句话，她当场崩溃。
豫北腊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割脸。
我骑着那辆凤凰牌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一个红塑料袋，袋子上印着“道口烧鸡”四个大字，油汪汪的，隔着塑料袋都能闻见那股子熏香味儿。
三十五块钱。
我活了六十八年，头一回给自己买一整只烧鸡。
以前过年，老伴在的时候，我们顶多买俩鸡腿，一人一个。她总是把大的那个塞给我，说自己吃不了那么多。我知道她是舍不得，她这辈子就没舍得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裳。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也是我六十八岁生日。
老伴走了三年了，三年没过过生日，今年我想着，就犒劳自己一回。
赶集的路上我还盘算着，回去把烧鸡热一热，倒上二两老白干，对着老伴的遗像，跟她喝一杯。她活着的时候最爱听我念叨，现在我一个人了，也只能跟她念叨了。
可我没料到，这只烧鸡还没进嘴，就先惹出了一场天大的祸。
我刚把自行车支在院子里，红塑料袋还没来得及从车把上取下来，儿媳妇张丽就从正房里窜了出来。
她那双眼睛，比老鼠还尖。
“爹，你买的啥？”
我没当回事，笑了笑说：“烧鸡，赶集买了一只，今儿不是我生日嘛。”
她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跟六月天突然翻的乌云似的，又黑又沉。
“烧鸡？多少钱？”
“三十五。”
“三十五？！”
张丽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尖得能把房顶掀了。她两步跨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夺过那个红塑料袋，扯开油纸看了一眼，又狠狠地摔回我怀里。塑料袋破了，油纸也散了，那只油亮亮的烧鸡从里头滚出来，在地上打了两个滚，沾了一身的土。
我的心跟着那只烧鸡一起摔在了地上，摔得稀碎。
“李德厚！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张丽的手指头差点戳到我脸上，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三十五块钱买只鸡？你一个人吃得了吗？你那点钱是不是烧得慌？你知道李刚在工地上搬一天砖才挣多少钱吗？你咋不死了算了？”
院子门口几个邻居听见动静，探着脑袋往里看。我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扇了巴掌，烫得厉害。
我弯下腰，把沾了土的烧鸡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泥，声音低得自己都快听不见了：“我……我用我自己的钱买的，又没花你们的……”
“没花我们的？”张丽冷笑了一声，那笑声比腊月的风还冷，带着刀子，“你住我们家，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我天天伺候你洗衣裳做饭，你倒好，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你就是个老不死的！”
“老不死的”三个字，像一把刀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每个月交两千块生活费，怎么就成了吃你们的喝你们的了？”我忍不住了，声音也硬了一点。可我的手在抖，抱着那只沾了土的烧鸡，指节都泛白了。
“两千块够干啥的？”张丽双手叉腰，嗓门越来越大，半个村子都能听见，“你知道现在猪肉多贵吗？你知道小浩上学要多少钱吗？李刚一个月累死累活挣四千五，还要还车贷、交房贷，你倒好，三十万补偿款攥在手里，一分钱不往家里拿，自己偷偷买鸡吃！你还是人吗？”
“我给你们五万了！剩下的钱是我的养老钱！我花三十五买个烧鸡，我犯了什么王法了？”我的声音也开始发抖，不是怕，是气的。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过。
“五万？”张丽嘴角一撇，那表情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五万够干啥的？李刚那辆破车的贷款都不够还！你那三十万，谁知道你到底拿了多少？你姐姐上回来，你偷偷塞给她多少钱，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姐姐上回来，给我带了二百块钱，说我瘦了让我买点好吃的。我死活没要，最后她还是塞在了枕头底下。后来我让李刚把钱还回去了，一分没留。
可现在到了张丽嘴里，就成了我偷偷给姐姐塞钱。
“你……你血口喷人！”我的声音都变了调，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胸口像被人攥住了，喘不上气。
这时候，院门口传来电动车的声音。
李刚回来了。
他骑着他那辆破电动车，后座上绑着两个蛇皮袋，里面是工地上的工具。他穿着件沾满水泥灰的军大衣，脸上、手上全是灰，眉毛上都挂着白霜，嘴唇干裂得起了皮。一看就是在工地上干了一整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他看见院子里这阵势，愣了一下，又看见我怀里那只沾了土的烧鸡，大概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又咋了？”李刚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和无奈，还有一丝我听了几十年的——怯懦。
“你爹花三十五块钱买只烧鸡自己吃！”张丽转头就冲李刚开火了，声音比刚才还大，像是要把所有的火都撒在他身上，“我说他两句咋了？家里揭不开锅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一个月挣那点钱够干啥的？你爹有钱，三十万呢，人家不给你花！”
李刚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张丽，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憋出一句：“行了行了，别吵了，大过年的。”
“大过年？你也知道大过年？”张丽的声音更尖了，像是要把房顶掀翻，“你爹花三十五买鸡的时候咋不想想大过年？他这是诚心给我添堵！我伺候他吃伺候他喝，他倒好，有钱自己偷偷花！”
小浩从屋里跑出来，揉着眼睛，看样子是被吵醒的。他看见我怀里抱着烧鸡，眼睛一亮：“爷爷，我要吃烧鸡！”
张丽一把把孙子拽到身后，声音又尖又狠：“吃啥吃！你爷爷的钱是留着给自己买棺材的！咱不稀罕！”
“妈，我想吃……”小浩嘴一瘪，快哭了。
“不准吃！走，妈给你煮方便面去！”张丽拽着小浩就往屋里走，边走边回头瞪我，“李德厚，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个烧鸡退了，以后这个家的生活费我一分都不帮你管了，你自己吃自己住去！老不死的，吃白食的玩意儿！”
小浩被她拽着，一步三回头，还在看那只烧鸡。
我站在院子里，腊月的风从领口灌进去，冷到骨头里。那只烧鸡还抱在我怀里，油纸散了，鸡皮上沾着土，可香味还在，一阵一阵地往鼻子里钻。
邻居们还在门口探头探脑，有人小声说了句什么，被另一个人拉走了。
李刚站在我面前，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的军大衣上全是水泥灰，袖口磨出了白茬，手指头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爹……”他的声音很轻，带着歉意，“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她最近压力大，微商又赔了钱，心情不好。”
我看着我的儿子。
他今年四十岁了，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腰也弯了，站在我面前的时候，还跟小时候犯错了一样，不敢抬头看我。
我养了他四十年。
他小时候发烧，我半夜背着他走二十里地去镇卫生院，腊月的天，路上全是冰碴子，我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皮开肉绽。我爬起来继续走，到了医院才发现血把棉裤都湿透了，鞋里全是血。
医生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李刚。医生看了我一眼，说：“你先处理一下你的腿吧。”我说：“不用，先给我儿子看。”
那些年，我没日没夜地干。种地、挖河、烧砖、去山西下小煤窑。黑乎乎的矿井，一筐煤五毛钱，背上来到井口，肩膀磨得全是血泡，晚上睡觉不敢翻身，一碰就疼得冒汗。
有一回矿井塌方，我命大，从里面爬出来了。回到家，桂兰抱着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说：“他爹，咱不去矿上了，你就是去要饭我也不让你去了。要死也得死在我后头。”
后来李刚大了，要娶媳妇。张丽第一次上门，嘴甜，叫得亲热，我心里还挺高兴。可人家有条件——“要结婚可以，得在村里盖新房，不能住那三间土坯房。”
土坯房咋了？我和桂兰住了大半辈子，不漏风不漏雨，冬暖夏凉。
我咬咬牙，盖了五间砖瓦房，连工带料花了八万多。卖了两头牛，借了三个亲戚，剩下的全是我和桂兰攒了一辈子的积蓄。
房子盖好了，张丽又说要装修、要买家具，又花了将近三万。
那些年，我欠了一屁股债。种地、养猪、给建筑队搬砖，还了整整五年才还清。那五年，我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桂兰没买过一瓶擦脸油。有一回桂兰牙疼，半边脸肿得老高，不舍得去医院，用花椒粒咬着止痛，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
我心疼得不行，可我去哪儿弄钱？
桂兰反过来安慰我：“没事，庄稼人没那么金贵，忍忍就过去了。”
她忍了一辈子。
桂兰从2016年开始咳嗽，一直拖着不去看，说“庄稼人没那么娇气”。2017年秋天咳出血了，我硬拉着她去县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医生说，早来半年还能治，现在已经扩散了。
我在医院走廊里蹲着哭了半个小时，把医生给的一包纸都用完了。旁边有人路过，看我一个老头子蹲在那儿哭，以为我犯了啥事。
桂兰住了两个月院，花了六万多，全是借的。
2018年腊月二十三，小年，桂兰走了。
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指关节都变形了——那是冬天在河里洗衣服冻的。她的声音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他爹，我这辈子跟着你，不亏。你别太省了，该吃吃该喝喝。钱攥在自己手里，谁都不给。儿子孝顺不孝顺，看他媳妇。儿媳妇靠不住，你就回老房子住，饿不死。”
“他娘，你放心，我听你的。”
这句话我说了三年了。
可我没做到。
桂兰走后，李刚让我搬过去住。张丽嘴上也说得漂亮：“爹，您一个人住老房子我们不放心，过来住吧，也能帮我们看看小浩。”
我起初不愿意，可后来还是去了。
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里，我每个月把退休金的大头交出去，自己留三百块零花。三年里，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孙子做饭、送上学，回来收拾院子、种菜、喂鸡，下午再去接孙子、辅导作业，晚上还要洗碗扫地。三年里，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穿的还是桂兰活着时候给我买的那些。
张丽给我买过一双鞋——十九块九包邮的，穿了一周就开胶了。李刚看不下去了，偷偷给我买了一双老北京布鞋，三十五块钱。张丽知道了，跟他吵了一架：“你花钱不跟我商量？你家钱是大风刮来的？”
我牙疼那次，张丽带我去镇上拔牙，花了八十块。回来的路上她说：“爹，这八十块我先垫上了，您回头记得还我。”我说我没钱，一个月就剩三百块。她说：“那您从生活费里扣呗。”
等于让我自己出钱给自己看病。
这些事，我都记在心里。可我没说过一句怨言。我想着，他们是我的儿孙，我吃苦受累，还不是为了他们？
可现在，我花了三十五块钱买了一只烧鸡，就被骂成了“老不死的”。
“爹……”李刚还在我面前站着，还在等他开口。
“你出去吧。”我说，“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抱着那只沾了土的烧鸡，走进了偏房。
偏房大概十二平米，一张木板床、一个老式衣柜、一张折叠桌、一把椅子。窗户只有一扇，对着北面，冬天透风，夏天闷热。墙上糊着旧报纸，有的地方已经翘起来了，露出里面的黄泥。
这就是我住了三年的地方。
我把烧鸡放在桌上，在床沿上坐下来。两只手撑着膝盖，盯着地上的砖缝发呆。
院子里张丽还在骂，声音透过薄薄的墙传进来，一句比一句难听。
“老不死的！你那钱全带到棺材里去！”
“有本事你走啊！回你那破土房去！看谁管你！”
“李刚你就是个窝囊废！你爹有钱不给你花，你还护着他！”
我闭上了眼睛。
李刚进来了，站在门口，还是低着头。
“爹……”他说，“要不您去跟丽说句软话？就把烧鸡退了，我回头再给您买一只，行不？”
我抬起头，看着我的儿子。
他的眼睛里写满了为难和懦弱。他不是不心疼我，他只是不敢。
我突然觉得特别累。
不是身体累，是心累。像是一辈子的心都操碎了，一辈子的委屈都攒够了，到了这一刻，再也撑不住了。
“你出去吧。”我说。
李刚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张丽在外面问：“他说啥了？退不退？”
李刚没吭声。
“窝囊废！”张丽骂了一句，然后是摔门的声音。
偏房里安静了下来。
我坐了很久。窗外的天渐渐暗了，北风呼呼地刮，吹得窗户纸哗哗响。
然后我站了起来。
我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蛇皮袋，把桂兰的遗像从柜子上取下来，用旧报纸包好，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又把枕头底下那叠钱塞进内裤的暗兜里——那是两万三千块，我这三年从三百块零花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存折贴身放。二十五万，三年定期，是桂兰用命给我换来的保障。
我把几件换洗衣服叠好塞进蛇皮袋，又把搪瓷茶缸、桂兰给我做的那双布鞋——我一直舍不得穿，鞋底还是崭新的——也放了进去。
最后，我看了一眼桌上的烧鸡。
它已经被我用湿布擦干净了，虽然沾过土，但看着还是油亮亮的，香味还在。
我把它用油纸重新包好，也放进了蛇皮袋。
然后我推开了偏房的门。
院子里已经黑了，正房的灯亮着，里头传出电视的声音，还有小浩的笑声。
没有人出来看我。
我推着自行车，把蛇皮袋绑在后座上，推开了院门。
腊月的风灌进来，灌进我的领口，冷得我浑身一哆嗦。
我没有回头。
我推着车，沿着村里的土路，往东头走。
路上碰到了王婶，她刚从菜地回来，手里提着一捆葱。看见我推着一袋子东西，大晚上的往外走，愣了一下：“老李，你这大晚上的去哪？”
“回老房子住。”我笑了笑。
王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儿子家的方向，叹了口气。她没多问，只说了一句：“行，那你自己注意身体啊。有啥需要帮忙的喊我。”
她顿了一下，又说：“老李，你做得对。”
我点了点头，推着车继续走。
老房子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是当年分家时分给我和桂兰的。我们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小浩就是在那个炕上出生的。
三年没住人了。
院门上的锁都生锈了，我拧了好几下才拧开。推开院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咳嗽了两声。院子里长满了草，齐腰高，干枯的秸秆在风里沙沙地响，像有人在小声说话。
正房的门框都歪了，窗户纸破了好几个洞，风从洞里灌进去，呜呜地响，像在哭。
我把自行车推进院子，支在窗户底下。然后打开正房的门，伸手在门框上摸索——桂兰活着的时候总把钥匙放在那里，摸了一手灰，钥匙还在。
屋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我摸到炕沿上坐了下来，炕是凉的，三年没烧过了，冰得屁股发麻。
我没有点灯，就那么坐着，听着风从窗户洞里灌进来的声音。
过了很久，我从蛇皮袋里掏出桂兰的遗像，借着老年机屏幕上那点微弱的光，摆在了柜子上。
桂兰还在笑。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笑。不是那种咧着嘴的笑，是嘴角微微上扬，眼睛里全是光的那种笑。当年相亲的时候，我就是被这个笑迷住的。一晃四十多年了。
我看着她，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
“他娘，”我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我回来了。”
“你说得对，儿媳妇靠不住，我就得回老房子住。”
“你放心吧，饿不死。”
我从蛇皮袋里拿出那只烧鸡，放在桌上。油纸散了，鸡皮上还有没擦干净的土，但香味还在。我又拿出那瓶老白干，拧开盖子，倒了一杯。
我举起酒杯，对着桂兰的遗像：
“他娘，今天我生日，你陪我喝一杯。”
然后我喝了一大口，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下去，烧得我眼泪流得更厉害了。我又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
那一晚，我一个人坐在黑乎乎的老房子里，就着半只烧鸡，喝了半瓶老白干。
烧鸡凉了，皮也不脆了，可味道还是好的。比我在儿子家吃的任何一顿饭都好。
窗外的风还在刮，盆里的水还在滴答滴答地响。我喝完了最后一口酒，把剩下的半只烧鸡用油纸包好，放在柜子上桂兰的遗像旁边。
“他娘，你也尝尝。”
然后我躺在冰凉的炕上，把桂兰生前缝的那床旧棉被裹在身上，闭上了眼睛。
被子有一股霉味，可我觉得踏实。
这是我自己的家，自己的炕，自己的被子。
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躺在老房子的炕上睡着的时候，儿子家里，李刚和张丽吵了一整夜。
张丽骂李刚没出息，连自己爹都管不住。
李刚第一次顶了嘴：“你把人骂走了，你还有理了？”
张丽气得摔了一个碗：“走就走！吓唬谁呢？有本事他一辈子别回来！”
她以为我撑不了几天就会回去，一个老头子，没钱没势，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可她不知道，我这回，是真不打算回去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躺在自家的炕上，闻着那股子老房子特有的土腥味，心里头踏实得跟吃了定心丸似的。窗外麻雀已经开始叫了，叽叽喳喳的，比收音机里的闹钟还精神。
我爬起来，把被子叠好——桂兰活着的时候教我的，叠成豆腐块，四四方方。我叠了四十多年，叠习惯了。
推开门，冷风扑面而来，吸一口气，凉丝丝的，一直凉到肺里。院子里全是草，干枯的玉米秸和野草纠缠在一起，齐腰高，风一吹就哗哗地响。墙角结了蜘蛛网，网上的灰吊子老长。
可我看着这个破败的院子，心里头说不出的亲。
这是我自己的家。
我和桂兰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李刚就是在这个炕上出生的，桂兰走的时候也是在这张床上。
我没有着急收拾，先蹲在台阶上抽了支烟。烟雾在晨风里散得很快，一口下去还没等回味就没了。我吸了两口，把烟掐灭，站起来撸起袖子。
我先去村头的柴垛抱了一捆玉米秸，又把炕洞掏了掏，里面全是灰，掏了我一脸，呛得我咳嗽了半天。然后把玉米秸塞进去，点着火。火苗舔着炕洞，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浓烟从烟囱里冒出去，整个院子都弥漫着一股子柴火味。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股烟，觉得心里头热乎了。
炕烧上了，屋里就开始暖和了。我又去灶房看了看，灶房的顶漏了一个大窟窿，能看见天，灶台也塌了半边，铁锅上全是锈。这灶房得修，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今儿先将就一下。
我开始拔院子里的草。
齐腰高的草，根扎得深，我蹲在地上一棵一棵地拔，手指头被草茎勒得生疼。拔了一个上午，才拔了三分之一。腰也酸了，腿也麻了，站起来的时候眼前直冒金星。
我扶着腰站了一会儿，听见院门口有人喊：“老李？老李在家不？”
是王婶的声音。
我走过去开门，王婶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还撒了一把葱花。
“老李，还没吃饭吧？给你下了碗面。”
我接过碗，手都在抖，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感动的。
“王婶，你……你太客气了。”
“客气啥，都是邻居。”王婶摆摆手，往院子里张望了一下，看见满院子的草和我那灰头土脸的样子，叹了口气，“你这草可不少，下午我让我家老头子来帮你拔。”
“不用不用，我自己慢慢弄就行。”
“行了，别跟我客气了。”王婶说，“你这窗户纸都破了，回头让我老头子帮你糊糊。灶房顶是不是也漏了？我昨儿晚上看见你房顶上有个窟窿。”
“是漏了，回头我自个儿修。”
“你自个儿？”王婶瞪了我一眼，“你都六十八了，还上房顶？你不要命了？让我家老头子来。”
我没再推辞。
我蹲在台阶上，把那碗面条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没剩。荷包蛋是溏心的，一咬就流黄，香得我差点咬着自己舌头。
吃完饭，继续拔草。
下午王婶的男人刘叔真来了，还带了锯子和锤子。他是个木匠，干了一辈子木工活，手巧得很。他帮我修了院门，换了门轴，门开关就不吱吱响了。又帮我糊了窗户纸，裁得整整齐齐，糊得严严实实，风吹不进来。
“刘叔，多少钱？”我问。
“多少钱？”刘叔瞪了我一眼，那眼神跟我欠了他八百万似的，“老李，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那不就得了。”刘叔把锤子往工具袋里一扔，“三十多年的老邻居，帮个忙还要钱？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我笑了，没再提钱的事。
可我心里记着。桂兰教我的，别人对你的好，要记在心里，有机会了再还。
赵大柱也来了。
他跟我是老交情，年轻时一起下过煤窑，在山西那个黑乎乎的矿井里，一块馒头掰两半分着吃。后来桂兰不让我去了，他还在矿上干了几年，攒了点钱回来，没娶上媳妇，一直一个人过。
他拎了两瓶啤酒过来，往院子里的石台上一放，也不客气，自己就坐下了。
“老李，你当初就不该去儿子家，”赵大柱喝了口啤酒，“我早就跟你说，自己过自己的，别往跟前凑。”
“那时候不是想帮帮他们嘛。”我叹了口气，把手里的草根扔到一边。
“帮啥帮？你帮他们，他们领情吗？”赵大柱哼了一声，“你看看现在，你走了之后他们咋样？”
“不知道，我没回去过。”
“我告诉你，”赵大柱压低声音，凑过来，“你儿媳这几天到处跟人说你坏话，说你自私、不顾家、有钱自己花。村里人都听不下去了，王婶当场怼了她一句：‘你公公一个月交两千生活费，你自己问问村里谁家老人交这么多？’张丽当时就哑巴了，脸涨得跟猪肝似的。”
我没说话，低着头继续拔草。
“老李，”赵大柱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这回做得对。人就活这一辈子，你为儿子操了一辈子心，也该为自己活几天了。”
为自己活。
这三个字，我活了六十八年，从来没人跟我说过。年轻的时候为父母活，成家了为老婆孩子活，老婆走了为儿子孙子活。什么时候为我自己活过？
“大柱，”我说，“你说得对。”
赵大柱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地承认。他嘿嘿笑了两声，举起啤酒瓶：“来，走一个。”
我也举起酒瓶，跟他碰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躺在烧得热乎乎的炕上，盖着桂兰在世时缝的那床旧棉被，听着窗外的风声，把赵大柱的话想了很久。
桂兰说：“钱攥在自己手里，谁都不给。”
赵大柱说：“为自己活几天。”
我想了一整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最后我想通了。不是想通了怎么活，是想通了以前怎么活的——以前我没活过。以前我是在替别人活，替儿子活，替孙子活，替这个家活，唯独没替自己活过。
从明天开始，我要替自己活了。
第二天一早，我骑上自行车去了镇上。
农贸市场里人声鼎沸，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锅碗瓢盆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在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一个做藤编的厂子门口贴着张纸，写着“招收手工编筐人员，材料厂供，计件工资，一个筐五元”。
编筐？
我年轻时候就会编筐，这是庄稼人的基本功。那时候穷，买不起现成的筐，都是自己去割荆条、剥柳条，编筐、编篮子、编筛子，什么都会编。
我走进厂里，找到管事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姓马，人看着挺和气。
“大爷，你会编筐？”马经理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看我这个年纪，有点不放心。
“会，”我说，“你拿材料来，我编一个你看看。”
马经理从库房里拿出一捆藤条，是机器处理好的那种，不用泡不用剥，拿来就能编。
我接过藤条，手指头一摸，就摸出了门道。好藤条，韧性强，编出来的筐结实。我在地上蹲下来，把藤条在手里过了两遍，就开始动手。
编筐这事，看着简单，其实有门道。筐底要打得平整，帮子要编得均匀，收口要紧实。我年轻的时候一天能编十五六个，现在手慢了，但手艺还在。
不到一个小时，一个菜篮子就编好了。底平帮直收口紧，我拎起来在地上摔了两下，纹丝不动。
马经理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眼睛都亮了：“大爷，你这手艺可以啊！比我厂里那些年轻人都好！”
“那可不，”我笑了笑，“我编了五十多年了。”
马经理当场就给了我十套材料，让我拿回家编，编好了送来，当场结账。
我把藤条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骑上车往回走。风从耳边吹过去，我嘴里哼着《朝阳沟》的调子，觉得这日子有了奔头。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就有了规矩。
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先去看看火，炕不能灭。然后喂鸡——王婶又给我送了两只小鸡仔，说是她家母鸡孵的，多了养不过来。我用纸箱子给它们搭了个窝，放在灶房门口。每天早上撒一把玉米粒，它们就围着我转，咕咕咕地叫，跟人说话似的。
喂完鸡，我开始编筐。
我把藤条放在院子里，搬个小马扎坐下，收音机打开，调到戏曲频道。早上放的是豫剧《朝阳沟》，中午放评书《岳飞传》，下午放流行歌曲——我不爱听那些，就关了收音机自己哼。
编筐这事，急不得。一根一根地编，一圈一圈地编，心要静，手要稳。我年轻的时候脾气急，编筐的时候总出错，桂兰就在旁边看着我笑：“你这个人啊，什么都急，连编个筐都急，早晚要把自己急死。”
后来我就不急了。
一根藤条从左手穿到右手，再从右手穿回来，来来回回，像是在跟自己的手说话。编着编着，心就静了，什么都不想了，脑子里只剩下一根一根的藤条。
一个筐底打好了，再编帮子，再收口。一步一步来，不能跳，跳了一步就全散了。就跟过日子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急不得。
我现在一天能编七八个筐，拿到厂里去，马经理每次都要翻来覆去检查一遍，然后点点头：“李叔，您这手艺没得说。”然后把钱递给我，三四十块，不多，但够我花了。
加上我每个月两千三的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多块，我一个人花，绰绰有余。
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个月攒两千，剩下的随便花。想吃啥买啥，想喝啥喝啥。
于是每个周末赶集，我必去王老四的烧鸡摊。
王老四是我发小，一个村的，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他小时候就馋，他妈杀只鸡，他能把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后来他干脆自己开了一个烧鸡摊，卖道口烧鸡，在镇上卖了二十多年了。
“老李，来啦！”王老四看见我就笑，露出一口黄牙，“今天来一只？”
“来一只，挑个大的。”
“好嘞！”王老四从铁盘里挑了一只最大的，油纸一包，红塑料袋一套，“三十五。您拿好！”
我接过烧鸡，闻了闻那股子熏香味，心里头美得不行。
王老四看了我一眼：“老李，你现在可想开了。以前你连个鸡腿都舍不得买，现在每周一只烧鸡，阔气了啊！”
“可不，”我笑了，“想开了。人这一辈子，对自己好点，不丢人。”
“说得好！”王老四竖起大拇指。
我骑上车，车筐里装着烧鸡，兜里装着花生米和老白干，哼着《朝阳沟》往回走。
“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
回到家，我把烧鸡切了，花生米炸了，酒倒上，收音机打开。桂兰的遗像摆在柜子上，她还在笑。
我举起酒杯：“他娘，今天又买了一只，你尝尝，王老四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然后我喝一口酒，吃一块鸡肉，听一段戏，觉得这日子，给个县长都不换。
有时候王老四收摊早，就骑着他的三轮车来找我下棋。我们俩在院子里摆开棋盘，楚河汉界，车马炮卒，杀得昏天黑地。
王老四的棋艺不行，十盘能输八盘。输了就耍赖，说我偷他的子，说我趁他不注意挪了棋。
“老李，你这人一点都不厚道！我都六十七了，你就不能让让我？”
“你六十七咋了？我六十八，比你还大一岁，你咋不让让我？”
“你是老大哥，你应该让着小弟！”
“你拉倒吧，你输棋就是输棋，别找借口！”
我们俩斗嘴斗得不亦乐乎，有时候王婶路过，看见我俩吵得脸红脖子粗，就笑着骂：“两个老头子，加起来一百多岁了，还跟小孩似的。”
王老四嘿嘿笑：“老小孩老小孩嘛，越老越像小孩。”
我觉得他说得对。人老了，反倒活回去了，想笑就笑，想骂就骂，想唱就唱，想喝就喝，不用端着，不用装，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以前在儿子家，我连笑都得注意分寸。笑大声了张丽说吵，笑小声了她说阴阳怪气。我干脆不笑了，整天板着脸，像个木头人。
现在好了，想笑就笑，想骂就骂，王老四下棋耍赖我就骂他，他也不生气，还跟我对骂。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日子就这么过着，转眼就过了三个月。
春天来了，院子里的草又长起来了，绿油油的一片。我那两只鸡也长大了，开始下蛋，一天一个，攒了一篮子。鸡蛋壳是粉红色的，个头不大，但蛋黄黄得发红，煮出来比镇上买的好吃一百倍。
菜地里的葱、蒜、青菜也都冒出了嫩芽，绿莹莹的，看着就喜人。我每天早晚浇浇水、拔拔草，看着它们一天天长高，心里头说不出的高兴。
编筐的活也越来越顺手了，手指头灵活了不少，一天能编到十个了。一个月下来，编筐能挣一千五，加上退休金，快四千块了，我一个人花，花不完。
我甚至开始攒钱了。不是抠抠搜搜地攒，是大大方方地攒。每个月花两千左右，剩下的存着，准备以后看病用。
有时候我会想起儿子，想起小浩。
小浩已经三个月没见了。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赶集的路上，他坐在张丽的电动车后座上，喊了我一声“爷爷”，那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不知道他长高了没有，学习怎么样，有没有人给他做葱油饼。
张丽不会做葱油饼。以前都是我做的，小浩一顿能吃三张，吃得满嘴油，腮帮子鼓鼓的，我就坐在旁边看着他笑，看他吃得香，我就高兴。
“爷爷，你做的葱油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那你多吃点，吃成个小胖子。”
“我才不要当胖子，我要长得高高的！”
“高高的也得吃饭啊，不吃怎么长高？”
算了，不想了。
他要真是想我，会来的。李刚会带他来的。
他不来，我也不会去。
不是狠心，是真的不想再回去了。那个地方，那个院子，那间偏房，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
可我不知道的是，有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悄逼近。
那天是农历三月初六，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我的老战友刘德明搬新家，请我去喝酒。他儿子在县城做生意发了财，给他盖了三层小楼，外贴白瓷砖，气派得很。
我换了件干净衣裳——那件在镇上赶集时买的藏蓝色夹克，三十五块钱，穿着精神。又把胡子刮了刮，头发梳了梳，对着柜子上的镜子照了照。
桂兰的遗像还在镜框里，她看着我笑。
“他娘，你看我精神不？”
当然，她不会回答。可我觉得她在说：“精神，比你年轻的时候还精神。”
我骑上车，去了刘德明家。
刘德明是隔壁村的，以前跟我一起在建筑队干过活。那时候我们都年轻，能扛能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不觉得累。现在老了，腰也弯了，头发也白了，坐在酒桌上端酒杯，手都在抖。
酒桌上七八个老头，都是几十年的老交情。大家喝着酒，吃着菜，吹着牛，说着年轻时候的事。有人说当年在建筑队，老李一个人能扛两袋水泥上五楼，我们都得歇两回。
我笑了：“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现在扛袋面都喘。”
刘德明给我倒了一杯酒：“老李，你现在气色可真好啊，比你在我们家干活那会儿还年轻。”
“可不，”另一个老头接话，“听说你现在自己过，一天三顿小酒，美得很嘛！”
我笑了笑：“自己过自在，没人管。”
“你那儿媳妇不找你？”有人问。
“不找，”我说，“我走了正合她意。”
正说着，我的手机响了。
老年机，声音大得吓人，满桌子的人都看我。我接起来，是镇农村信用社打来的。
“您好，请问是李德厚老先生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说话很客气。
“我是，你哪位？”
“我是镇农村信用社的，工号0327。您在我们这里有一笔二十五万元的三年期定期存款，下个月十五号到期。我们提前打电话跟您确认一下，到期后是自动转存，还是取出来？”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是因为这个电话，而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在信用社留的联系电话，是儿子家的座机。
当初办存款的时候，我没有手机，是信用社的小姑娘让我留一个能联系上的电话，我就留了儿子家的。
可我现在已经搬出来了，这个电话应该打到儿子家才对，怎么会打到我手机上？
“你打的这个号码是谁的？”我问。
“这是您在我们系统里留的手机号啊，”客服说，“您今年年初在我们这里更新过联系方式，留了这个号码。”
我愣了一下，随即想起来了。年初的时候，小浩用他的压岁钱给我买了一个老年机，说“爷爷你也有手机了，我想你的时候就可以给你打电话了”。那个手机我一直带着，但是很少用，也没几个人知道号码。
上个月我去信用社取活期存款的时候，柜台的小姑娘让我更新一下联系方式，我就随手写了自己的手机号。
也就是说，这笔二十五万存款的联系电话，已经从儿子家的座机，改成了我的手机。
那就意味着——信用社不会再给儿子家打电话了。
我突然觉得，这也许是个好事。
“到期后自动转存吧，”我说，“暂时不取。”
“好的，李老先生，已经为您办理了。请问还有其他可以帮您的吗？”
“没有了，谢谢。”
挂了电话，我继续喝酒，心里头却有点不踏实。我说不上来是为什么，就是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结果第二天，事情就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坐在院子里编筐，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岳飞传》，单田芳的声音沙哑又响亮：“话说岳云锤震金蝉子……”
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王婶气喘吁吁的声音：“老李！老李！不好了！”
我放下手里的筐，站起来：“咋了？出啥事了？”
王婶跑进来，脸上的表情又紧张又兴奋，像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那种：“你儿子！你儿子家出事了！我刚才从他们家那边路过，听见里头吵得不可开交，张丽哭得嗷嗷的，李刚也在吼！好像是在说什么……钱？二十五万？”
我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来了。
我站起来，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说实话，我不想掺和他们的事。他们吵他们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把我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可王婶说得对，万一真闹出什么事来，我不能不管。
我骑上自行车，往儿子家赶。
还没到门口，就听见里头传出来的声音。张丽的哭声尖利刺耳，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二十五万啊！李刚！你听见没有！二十五万！你爹藏了二十五万！他一分都没给我们！”
然后是李刚的声音，带着怒气，我很少听见他发这么大的火：“你别跟我喊！要不是你把人骂走了，这钱能没有吗？”
“我骂他？我骂他不是为了这个家吗？你一个月挣那点钱够干啥的？我这不是着急吗？”
“你着急你就骂人老不死的？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
“那你当时咋不说？你当时咋跟个闷葫芦似的？你要是站出来说句话，他能走吗？”
“我说了！我拉他了！你没看见吗？”
“你拉他有个屁用！你倒是跪下求他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吵得不可开交，锅碗瓢盆摔得叮当响，邻居们都站在院门外探头探脑，交头接耳。
我站在院门外，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这时候，小浩的声音响了起来，带着哭腔：“妈！你们别吵了！求求你们别吵了！”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我推开了院门。
院子里的景象，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正房的门大敞着，地上摔了一地的碗筷碎片，白花花的瓷片和饭菜混在一起，踩上去吱嘎响。李刚站在客厅中间，脸涨得通红，拳头攥得紧紧的，指节都泛白了。张丽瘫坐在沙发上，哭得妆都花了，头发散乱，活像个疯婆子。小浩站在墙角，怀里抱着一个书包，缩着身子，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像只受惊的小动物。
三个人看见我，都愣住了。
院子里安静了三秒钟。
然后张丽第一个反应过来。她从沙发上弹起来，连滚带爬地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甲都快掐进我的肉里了。
“爹！爹！您来了！您快进来坐！”她的声音又尖又急，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小浩，快去给爷爷倒水！快去！”
小浩站在那里没动，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妈，眼泪还在往下掉。
“不用了，”我说，声音不大，但很冷，“我来拿点东西，拿了就走。”
张丽的脸上闪过一瞬间的慌张，然后立刻堆出笑容，那笑容比哭还难看：“爹，您坐，您先坐。李刚！你杵着干啥？给爹搬椅子啊！”
李刚站在那里，低着头，不敢看我。过了好几秒，他才转身去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我面前，嘴里憋出一句：“爹……您坐。”
我没坐。
“我来拿我那个旧收音机，”我说，“落偏房了。”
偏房里还有我几样东西，一直没拿。那个收音机是桂兰在世时买的，旧了，但还能听，我不想丢在这里。
“爹，您别走！”张丽的声音都在抖，带着哭腔，“您听我说，我上回是糊涂了，我说的话不算数，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回来住吧，偏房我给您重新收拾了，买了新床单、新被子，您看看……”
她拉着我就往偏房走。
偏房的门开着，我往里看了一眼。
确实收拾过了。墙上重新糊了报纸，白花花的，还带着油墨味。床上的被褥换了新的，是那种花花绿绿的化纤被子，看着喜庆，但不贴身。桌上还摆了一盆塑料花，粉红色的，假得跟真的一样。
可我看到这些东西，心里头没有一丝感动，反而觉得恶心。
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因为她想通了，是因为她知道了那二十五万。
“爹，您看，您喜欢不？”张丽满脸堆笑，“您要是觉得哪不好，我再去买。您喜欢啥样的？我明天就去县城给您买。”
我推开她的手，走进偏房，从床底下拿出那个旧收音机——他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没扔掉，就扔在床底下积灰。我弯腰捡起来，上面全是灰，我用袖子擦了擦，转身往外走。
“爹！”张丽急了，声音都变了调，“您不能走！您听我说！我知道我错了，我给您跪下还不行吗？”
她说着，“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院子里又安静了下来。
张丽跪在地上，仰着头看着我，眼泪哗哗地流，妆全花了，眼线顺着脸颊淌下来，黑一道白一道的，看着又可怜又可笑。
“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是人，我不该骂您，我不该说那些混账话。您原谅我吧，您回来住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您吵架了，再也不拦着您买东西了。您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我再也不说半个不字了。”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听起来确实很可怜。
可我想起她骂我“老不死的”时的那张脸，想起她摔我烧鸡时的那双手，想起她说“有本事别回来”时的那张嘴，就觉得，这个跪，太轻了。
太轻了。
“你起来吧，”我说，“跪地上凉。”
张丽以为我心软了，眼睛一亮，赶紧站起来：“爹，那您……”
“我不回来。”
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爹！”李刚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含了沙子，“您别这样，丽她已经知道错了，您给她一次机会吧。”
我转过身，看着李刚。
他瘦了，比三个月前瘦了一大圈，颧骨都突出来了，眼袋很深，眼睛里全是血丝，胡子拉碴的，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他身上还穿着那件旧军大衣，袖口的白茬更长了，水泥灰的印子洗都洗不掉。
我的心里一阵发酸。
“你是我儿子，我不怪你。但你也不要怪我。我搬出来这三个月，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舒坦的三个月。我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听戏就听戏，想编筐就编筐。没有人骂我，没有人嫌我碍事，没有人跟我算账。”
我停了停，看了看张丽，又看了看李刚。
“我不回去了。”
张丽的脸色彻底变了。她脸上的表情从哀求变成了绝望，又从绝望变成了不甘。
“爹，那……那二十五万……”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看了她一眼。
终于说出实话了。
不是为了让我回去，是为了那二十五万。
“那二十五万是你跟我婆婆种了一辈子地、下了一辈子苦力换来的，”我说，“我活着，谁孝顺我，我就给谁花。我死了，剩下的全捐给村里的小学，一分都不留给你们。”
张丽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比墙上的报纸还白。
“爹！您不能这样！”她尖叫起来，声音里带着绝望和愤怒，“我们是您的亲人啊！小浩是您的亲孙子啊！您不能把钱全捐了！”
“我为什么不能？”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钉子，钉在地上，拔不出来，“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不想给谁就不给谁。你管不着。”
张丽彻底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