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州风骨 天香溯源——菏泽牡丹的传承发展与历史担当

牡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在菏泽大地上，这朵“富贵之花”已绽放千年。从远古传说的发端，到明清时期全国栽培中心的形成；从战火纷飞中的顽强守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使命担当——菏泽牡丹的发展史，既是一部花卉栽培史，更是一部文化传承史。近日，记者深入菏泽，探访牡丹发展脉络，追寻这朵“国色”背后的故事。

明代菏泽牡丹甲于海内

“菏泽地处黄河下游，滔滔黄河孕育了悠久的历史文明，积淀形成深厚肥沃的土壤。在这片土地上，牡丹的传说源远流长。”6月2日，中国园艺学会牡丹芍药分会副秘书长庞志勇介绍。

菏泽牡丹真正走向历史舞台中央，始于明代。清朝学者苏毓眉在《曹南牡丹谱》中写道：“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内。”曹南即今天的菏泽。自明朝开始，菏泽牡丹在国内独领风骚数百年。明万历三十年进士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印证了这一盛况：“余过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气逆鼻，盖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方圆百里内，菏泽家家户户种牡丹，种植面积之大令人惊叹。

菏泽籍文史学者荣宏君认为，通过谢肇淛的这段文字可知，曹州牡丹种植业在明朝万历时期已十分兴盛。农民把牡丹当做经济作物，以售卖牡丹养家糊口；士绅则开辟花圃，观赏并培育新品种。崇祯七年进士、曹县人李悦心在《购牡丹》诗中写道：“闻道牡丹新种出，万钱索买小红芽。”“小红芽”指牡丹新品种，这首诗真实记录了明代曹州爱花人士争相购买牡丹新品种的情形。

“明代，同为全国牡丹栽培中心的亳州，许多牡丹品种引自菏泽。”庞志勇介绍。薛凤翔在《亳州牡丹史》中记载了276个亳州栽植的牡丹品种，其中“金玉交辉”“状元红”等20余个品种来自菏泽。该书对引种自曹州的品种给予高度评价：称“金玉交辉”为“此曹州所出，为第一品”；“更有绿色一种，色如豆绿，大叶白花，千层起楼，出自邓氏，真为异品，世所罕见”；“又有万叠雪峰，千叶白花，亦曹州之神物，亳尚未有”；“状元红，弘治年间得自曹县，又名曹县状元红”。

明清时期，菏泽牡丹连阡接陌，诸多名园星罗棋布。城南有绮园，城北有万花村园、郝花园、毛花园、赵花园、桑篱园等，城东有何园、张花园、巢云园。花开时节，“一望云锦，艳若蒸霞”。其中明代的何园（即凝香园、正春园）为万历年间工部尚书何应瑞家的花园。何应瑞退休回乡后，感慨作七律《牡丹限韵》：“廿年梦想故园花，今到开时始到家。几多新名添旧谱，因多旧种变新芽。”

清代成为牡丹栽培中心

进入清代，菏泽牡丹更加繁盛。清初进士王曰高（曾为康熙皇帝启蒙老师）在《曹南牡丹四首（其三）》中写道：“洛阳自昔擅芳丛，姚魏天香冠六宫。一见曹南三百种，从今不数洛花红。”描写曹州牡丹在清初已达到三百多个品种，超过了洛阳。

清代江南织造曹寅喜爱牡丹，曾留下诗句：“可知国色无兼美，刚数曹州又亳州。”这两句诗表明，曹州早于亳州成为天下牡丹栽培中心。由于明末的战争破坏，康熙年间的《曹县志》记载：清初，“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

清乾隆五十六年，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余鹏年到曹州重华书院任山长，编写了《曹州牡丹谱》，对56种牡丹详加介绍。他在《附记七则》中说：“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东郭二十里，盖连畦接畛也。”描述了清代菏泽城东二十里家家户户种牡丹的盛况。书中还提到了催花牡丹：“今曹州花可以火烘开者三种，曰胡氏红，曰何白，曰紫衣冠群。”

1828年成书的《桑篱园牡丹谱》记载了当时菏泽牡丹的种植情况：“鲁山之阳，范堤之外，连延不断数十里，而其间为园为圃者更不知其几。”清赵世学在《新增桑篱园牡丹谱》中写道：“牡丹一种，驰名四海。赏花诸君北至燕冀，南至闽粤，中至苏杭，言牡丹者，莫不谆谆于吾曹焉。”

由著名牡丹专家李嘉珏主编、列入中国国家地理丛书的《中国牡丹》提出：从明迄清，菏泽牡丹的持续发展，为中国牡丹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学名著《聊斋志异》名篇《葛巾》中，蒲松龄把菏泽牡丹“葛巾紫”“玉版白”神话为仙子，记载了洛阳书生常大用千里迢迢到菏泽看牡丹、流连忘返的故事。荣宏君认为：“这从文学视角印证了菏泽在当时已是全国牡丹中心。”

清末，菏泽牡丹依然鼎盛，“贩运几遍中国”，每年运销全国各地多达十万株，仅广东一地即经销七八万株。清光绪六年《新修菏泽县志》记载：“牡丹、芍药各百余种，土人植之，动辄数十百亩，利厚于五谷。每当仲春花发，国色天香。出城迤东，连阡接陌，艳若蒸霞。”

战乱中的“火种”保存

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发，做为全国主产区的菏泽担负起了全国牡丹的保种保源责任。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战事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国内牡丹资源遭受严重破坏，所幸菏泽不是战争中心，不少牡丹品种得以保存。

1959年7月，喻衡教授所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州牡丹》一书中明确记载，当时菏泽牡丹“遗存者尚有一百二十多种”。

1959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访问洛阳时，得知洛阳牡丹濒临灭绝，立即指示：“牡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要赶快抢救。”此后，菏泽与洛阳两地的牡丹交流日益增多。菏泽著名摄影家桑秋华多年来致力于牡丹摄影和发展史研究。他多方走访当年当事人获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洛阳牡丹技术人员王二道、王三道为了学习牡丹栽培和品种识别技术，专门来到菏泽，拜菏泽牡丹专家赵守重先生为师，春季和秋季长住在菏泽赵楼，师生双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据2014年4月18日《洛阳日报》记载，自1955年10月起，洛阳开始从菏泽引种牡丹；1959年后，引种批次愈发频繁，数量不断增加。“当时菏泽赵楼成立了马车队，专门往洛阳运送牡丹，我叔叔赵金奎就是马车队队长。”牡丹专家赵孝庆回忆。

全国牡丹产业发展的“起搏器”

解放后，国内牡丹仅剩菏泽一枝独秀，引起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菏泽牡丹种植面积迅速发展起来，新品种培育工作也同步展开。

1953年，菏泽开始组织“互助组”发展牡丹；1954年成立初级社；1955年转为高级社。1956年，国家提出发展中药材栽培，为菏泽牡丹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当地政府抽调栽培技术好、富有经验的老花农和热爱牡丹的青年人组成“特产队”，专门负责牡丹、芍药的栽培管理工作。当年，原菏泽县牡丹乡的牡丹栽培面积就达472.75亩。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为加强技术交流，当地成立了牡丹委员会。

自1959年到1973年，菏泽陆续培育出200多个牡丹新品种，这也是新中国培育出的第一批牡丹新品种。

庞志勇介绍，解放初期，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全国各地都在恢复和建设公园景区，牡丹需求量很大。菏泽向全国输出了一大批牡丹种苗及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国牡丹产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输出城市主要有北京、天津、洛阳、太原、鞍山、大连、郑州、开封、济南、青岛、西安、重庆、成都、长沙、贵阳、桂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就引植菏泽牡丹多达12万株、200多个品种。“北京栽种的牡丹百分之八九十来自菏泽”，国内著名学者蒙曼也曾在中央电视台作出这样的评价。

菏泽还派出了大量技术人员支援外地的牡丹园林建设：到北京景山公园的王文德、去洛阳的赵孝崇、去南京玄武湖公园的赵天修、去贵州遵义的赵守仁等，累计派出二十余位；加上后来外地陆续聘请的，总计输出牡丹专业人才一百多人。

“菏泽在输出牡丹品种和人才的同时，也把积累了几百年的成熟牡丹栽培技术传播到各地，这些技术对全国牡丹产业的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庞志勇强调。

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