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6日早上,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宿舍24号楼506室的卫生间里,杨元元把两条毛巾系在一起,挂在水龙头上,离地面不到1米。
她用一个半蹲跪地的姿势,把自己一点点往下坠,用身体重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种比直接上吊更痛苦更漫长的“低位缢吊”,很特别,也让人费解。
室友说她前一晚排戏到深夜11点,演的罗密欧,台词流利,情绪稳定。母亲说早上7点约好了食堂吃早饭,没等到人。保卫科打开门的时候,约8点44分,卫生间从里面反锁。送到南汇区中心医院时,心电图已经是一条直线。
这一年,杨元元刚好3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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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6岁丧父、考上名校、拿到公费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人,在任何人看来都不应该与“自杀”划上等号。可她偏偏用这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杨元元出生于1979年11月,湖北宜昌人。父亲是北京化工大学毕业生,上世纪80年代的工程师。
这个身份在那个年代很值钱。不仅因为是大学生,能吃上“公家饭”,更因为“工程师”三个字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是很多人无法触及的阶层标签。
可惜造化弄人。1986年3月杨父因肝病去世,英年早逝。此时杨元元只有6岁,弟弟杨顺顺也不满4岁。生活的重担落到了母亲望瑞玲肩上。
望瑞玲是宜昌国营404军工厂一名车工。丈夫去世后,厂里体恤她要照看一双年幼的子女,就把她调到工作相对轻松的门卫岗,每月工资215元。
1986年全国工人月平均工资不到100元,望瑞玲一个月能拿200多块,厂里对她的照顾是真金白银的。
不过这份工资是全家人全部生活来源,他们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好在两个孩子争气,成绩一直非常好。
1998年,杨元元考上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两年后,弟弟也进了武大环境科学系。
按说这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标准剧本,一双儿女都考进名校,望瑞玲睡觉都能笑醒才对。
但2000年,404工厂要整体搬迁到宜昌市区,职工要继续工作,就得赎买住房,每套3.5万元。
这个房子大概是工厂自建的职工安置房,比市场价便宜。可是对望瑞玲来说,3.5万元不吃不喝也得攒上十多年。借又没地方借,大家都差不多,谁手里也没那么多钱。
思来想去,望瑞玲干脆办了内退,拿到一笔安置费后,卷起铺盖来到武汉,住进了女儿的大学宿舍。
对母亲的到来,杨元元起初很抗拒。母亲表示在外租房太贵,而且她还可以顺带在宿舍里卖点小商品贴补姐弟俩,杨元元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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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杨元元已是21岁的大姑娘,哪怕没有好的家世,年轻人的自尊还是有的。望瑞玲可以不在乎宿舍里其他女生的看法,杨元元却不能不在乎。
可是她又能说什么呢?她从小就懂事、听话,知道体贴母亲,不想看到母亲为难。
望瑞玲住了下来。也许对杨元元来说,和母亲挤在90厘米宽的单人床上的那两年,是她短暂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岁月。
望瑞玲晚上住在宿舍,白天在宿舍里做手工,晚上再在宿舍区卖小吃和小商品。杨元元下课后也帮着母亲售卖。一天下来,望瑞玲能赚十来块钱。
院领导体谅杨元元的特殊情况,把女寝区一个闲置的小房间腾出来给望瑞玲住。这在一个正常的大学管理框架里,已属特例。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难道望瑞玲就一点也不体谅女儿的感受,一定要住进女儿的宿舍吗?
这个问题,后来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节目里也问过。
望瑞玲的答案是:“我没有房子,我住哪里?是我女儿要我一直跟着她的。”
主持人曾子墨问她:404厂原来的家属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住着,你为什么不去?
望瑞玲答:“我为什么要去住?”
她又说女儿不让她回去,女儿觉得母亲为了他们吃了太多苦,母亲就应该跟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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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矛盾了。
一方面说“我没地方去”,只能跟着女儿住宿舍;
可当记者确认她其实可以住原来厂区宿舍时,她又说是“我女儿要我跟着”。
两句话都是她说的,杨元元不在了,谁也不知真假。
2002年,23岁的杨元元从武汉大学毕业。按理说,名校毕业生,经济学学士,应该很好找到工作。
但她当时还欠学校3970元助学贷款,要还完才能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没有证件,她就很难进入正规企业。
这种情况下,她只能找那些要求不高、工资低的单位。反复碰壁几个月后,她才在汉口一家培训中心找了份英语教师的工作,每月工资800元。
如果有双证,她本可以找到月薪三四千的工作,杨元元内心的委屈可想而知。
此时的望瑞玲在武汉理工大学附近一个小市场摆摊。杨元元下班后去接班,坐下后也不吆喝,只是埋头看书。
这里顺带说一下杨元元的性格。她后来会走上绝路,与她的性格不无关系。
从武大毕业后,母女俩每月300元租下一处民房。房东李峰后来对记者说,母女俩不喜欢与人打交道。有一次卫生间漏水,李峰说由他出钱修一修,却遭到拒绝,说是嫌麻烦。
杨元元在培训机构当老师时,有家长想和她聊聊孩子的情况,她每次都好像不太乐意,搪塞几句就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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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人看来,杨元元的自卑是刻在骨子里的。毕业很长时间都没买手机,几乎也没和同学有联系。
杨元元自卑和不善交流的性格还表现在找工作上。几乎每次面试,她都是把简历往桌上一放就走,很少和HR有深入交流。
让人意外的是,她在2004年还做了一段时间保险,不过也只卖给了几位亲戚,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当然,她并非一直是这性格。在没有母亲在身边的大学前两年,她不仅做了班级团支部书记,还成功入了党,说明她那时候还是很愿意与人交流的。
后来弟弟杨顺顺说,姐姐曾对他说,当时有个学长对她有好感,她也很珍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份感情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2005年,杨元元终于攒了一笔钱。她没先还助学贷款,而是和朋友办了一份杂志《花语》。
2005年后来被称为我国传统纸媒最后的“黄金时代”。对成熟刊物来说,广告收益可观,但对杨元元办的新刊物,就没那么乐观了。坚持半年后,《花语》停办了,杨元元的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
创业失败后,杨元元又把目光转移到考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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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元打小就一直想做律师。
据说不知是小学还是中学阶段,本属于她的市三好学生荣誉,被某位领导的孩子夺走了。这件事让她产生了学法律的想法,认为只有才能让她得到公平正义。
报考武大时,杨元元本想报法学专业,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认为经济学专业好就业,她便顺从母亲,读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经济学。
这里要说一下。早在2002年刚毕业时,杨元元就成功考取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可是3.1万元学费对她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她最终放弃了。
她后来也考取湖北枝江和广西北海两地的公务员。如果她能去上班,倒也不失为一个“铁饭碗”。
望瑞玲不让去,理由是“小地方没发展”,也有人说她觉得“高才生去小县城太丢脸”。
她此后又3次考研,3次失败。直到2007年弟弟拿到保送北大直博的名额,才激起她第4次考研的想法。
而这一年,她也终于还清助学贷款,拿到了迟来5年的毕业证。
读到这里,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在杨元元人生的每个关键路口,母亲都会“适时”出现,左右着她的决定。如果说十来岁时年龄小要听妈妈的,可到了2008年,她已是年近30的成年人,拥有经济学学位,考上过北大研究生——她的选择,该由谁决定?
2009年,杨元元考研成功,被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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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她激动地和母亲相拥而泣。
此时杨元元已经30岁,如果顺利,读书、恋爱、工作、结婚,一切都还不算晚。前提是她能过上自己正常的生活。
去报到前,杨元元和弟弟讨论母亲的去向。
弟弟当时读博已经有收入,也乐意把母亲接到北京。望瑞玲经过考虑,还是想和女儿在一起——她以前在上海待过几年,更喜欢上海的洋气。
杨元元自己内心肯定抗议,初到上海就带着母亲,不仅有生活压力,学校也不见得会同意。只是她的抗议仍然没能说出口。
也有亲戚劝望瑞玲要考虑孩子的终身大事,别总跟着她。
望瑞玲说,现在30多岁不结婚的多了。杨元元也顺着母亲,说准备等一切稳定了再说。
2009年9月12日,母女俩一起来到上海。望瑞玲像在武汉那样,再次住进女儿宿舍。
这期间,辅导员告诉杨元元,如果在宿舍在安排母亲住在宿舍,必须向学校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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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申请提交后,学校直到10月下旬都没给回复,母女俩就一起在宿舍单人床上挤着。
杨元元的宿舍是两人间,室友后来主动申请搬到别的宿舍,506室就成了母女俩的专用房间。
当然,学校没回复并不代表同意。辅导员后来通知杨元元,尽早让望瑞玲搬离。
据校方发布的情况说明和媒体调查,从9月入学到11月21日下达最后通牒,学校给了将近两个月缓冲期。
这期间,学校协助在校外找到一处月租600元的房子,杨元元觉得贵,没接受。学校还给杨元元安排了一个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每月320元。
11月21日,望瑞玲被宿管要求搬出宿舍。看到女儿一直赔礼道歉,她心里很难受,便在女儿陪同下冒雨出去找房子。
临时抱佛脚没那么容易。找了一天无果后,杨元元只得花100块钱带母亲住了宾馆。
这100元几乎相当于母女俩半个月的生活费。望瑞玲后来说,女儿心疼得一夜没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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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两人接着找房子,仍然没找到。晚上望瑞玲坚持让女儿回宿舍睡觉。杨元元让母亲先在学校招待所凑合一晚,望瑞玲不舍得花那50元钱,坚持让女儿回宿舍,说自己会去那个电影院。
23日凌晨,杨元元一大早就想出去找母亲,可还不到宿舍楼开门时间。等找到人时,才知道母亲在电影院坐了一夜。
当时气温只有4℃,杨元元看到母亲被冻得直哆嗦,既心疼又自责,说早知道这样,无论如何都应该让母亲住招待所的。
好在当天终于找到一处月租450元的毛坯房,除了有水有电,别的什么都没有。当天晚上,母女俩带着一床褥子和一床被子,在毛坯房打地铺睡了一夜。
11月24日,杨元元想带母亲回宿舍洗个热水澡。母女俩刚进宿舍楼,就被宿管员高华梅拦住。
望瑞玲后来说,高华梅赶她们走,还骂她“乡下人”,并威胁杨元元,如果再这样搞,就拿不到毕业证、学位证。
一向逆来顺受的杨元元这次彻底爆发了,她冲到宿管面前吼道:“我不要毕业证了,你瞧不起我不要紧,但不许你瞧不起我的妈妈!”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激烈地表达愤怒。这次冲突中,母亲没能洗成澡,母女二人心情郁闷地回到出租屋。
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自言自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年,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这天,她和母亲在出租屋里聊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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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现在后悔上大学时没报考师范专业,当初那些成绩不如她的同学,师范毕业后在上海当老师,收入高、稳定。她说觉得自己没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反复向母亲道歉。
望瑞玲回忆,女儿当时说话“反应反常”,她觉得只是一时压力大,没太在意。
当天下午5点左右,母女俩在食堂吃完晚饭。杨元元吸取前一天的教训,先找宿管做了登记,说只带母亲洗个澡,晚上8点前一定离开。宿管这才同意。
这一次,望瑞玲顺利洗完了澡,离开了宿舍。杨元元因为要排练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没有陪母亲回去。
她去排练之前,跟母亲连说了三遍“不想去排练了”,甚至把台词纸扔到一边。望瑞玲说不想去就算了,杨元元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去了。晚上11点多,排练结束,她回到宿舍,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11月26日早上7点,望瑞玲像往常一样到学校食堂等女儿吃早饭。等了一小时也没见人。
她后来回忆,早上7点多心里就有一种不太对的感觉,想到宿舍找女儿,被宿管拒绝上楼。望瑞玲以为女儿会去出租屋,回去看,没人;她又来到宿舍楼下等,还是没等到人。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趟。
直到8点44分左右,一名男性宿管员才陪她上楼,用钥匙打开了506宿舍的门。房间空无一人,卫生间门从里面反锁。透过门上的百叶窗,望瑞玲看到了女儿的双脚。
保卫科破门后,发现杨元元用两条毛巾把自己挂在离地面不足一米的水龙头上。120来到后,直接说了句:“这还有什么好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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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后,网上出现截然相反的说法,主要是学校和家属之间的争议。另外还有一些人质疑弟弟杨顺顺的缺位。
据杨顺顺本人说,读研以后,他只找家里要了100元钱,后来没再要过。他给过母亲3000元钱,给姐姐买了一台6850元的笔记本电脑。他说本打算2010年春节就接母亲到北京长住,带姐姐和母亲一起去三亚自助游,当作给她们的一个惊喜。惊喜没来,噩耗先到了。
杨元元去世后,学校给了16万元“人道主义慰问金”,不承认对杨元元的死负有责任。家属则拒绝在“学校无过错”的协议上签字。
杨元元之死当年在网上掀起很大风波。有人骂望瑞玲,也有人骂杨元元。
望瑞玲把女儿当成自己人生的续集,什么事都要插一嘴。久而久之,把杨元元养成有文化没认知、有年龄没主见的性格。
她是坏人吗?不是。她为儿女含辛茹苦,付出了一切,是位好母亲。
但她也是一个把爱和控制搅在一起分不清的母亲,不懂得从女儿的生活中适时退出。
这种母亲,你骂她,骂不出口;你不骂她,又觉得憋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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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元有没有责任?
她从小就是懂事的孩子,母亲说什么都听。选专业听母亲的,放弃北大听母亲的,放弃公务员听母亲的,连母亲要住进大学宿舍,她也不拒绝。
她有能力反抗吗?有。
考上北大研究生那次,如果硬着头皮去,三万多学费能不能解决?能。
助学贷款、学校补助、勤工俭学——北大会不会让一个考上的学生因为没钱读不成书?大概率不会。
但她连试的勇气都没有,更怕母亲为难。
她有学识、有梦想、有能力,唯独缺少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心理边界的建设能力。
她不知道,或者说不敢承认——爱母亲,却不意味着要交出人生的全部决定权。
每一次妥协,自我的空间就被挤压一分。到最后,她的精神世界几乎被母亲完全殖民。
这种过度“懂事”,本质上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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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读过很多书,懂很多道理。她能看懂《老人与海》,把“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当成人生信条。可她至死没明白一件事——海明威说的是在战场上跟敌人搏斗。
如果你的敌人是你自己呢?
于是,在扮演完罗密欧之后,她选择在自己最后的领地里结束生命。那是一个母亲无法立刻闯入的地方。
也许对她来说,这种死法,给母亲带来的麻烦最少,也是她唯一一次彻底的自由。
后来有人说,她只要站起来就能活。
这话听上去没错,可问题是——她不想再站了。
大概也是用最后一跪,为不能继续照顾母亲表达自己最后的歉意。
直接上吊,5到15秒人就没了意识。而杨元元这种低位缢吊,用的又是比较粗的毛巾,可能需要30秒至数分钟才能完全昏迷。
她在清醒中痛苦地等待死亡降临,她当时有多坚忍,就有多绝望。
一个人活到连自杀都要选一种最痛苦的方式,她的心里,早就没有站起来的渴望了。
信源
凤凰网:《上海女研究生自杀 校方连夜披露事发当日情况》,2009年12月10日
凤凰网:《贫困女研究自杀续:其弟否认索要35万当购房款》,2009年12月17日
新浪网:《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自缢续:死者家属称遭校方威胁》,2009年12月13日
百度百科:《杨元元自杀案》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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