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他今年六十八,初中毕业,种了一辈子地,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看事情总能看到根儿上。我常说他是“乡村哲学家”,他听不懂,但觉得“哲学家”三个字挺厉害,逢人就吹:“我闺女说我是哲学家!”
我们家在豫东平原一个叫刘庄的村子里。我爸种了三十亩地,小麦、玉米、花生,还养了几十只鸡鸭,院子后面有个小菜园,一年四季不缺菜。
早些年,我妈还在的时候,家里最热闹的事情就是“进城送菜”。
那时候我姑姑在郑州,堂哥在洛阳,表姐在许昌。每年夏秋两季,我爸会开着那辆破三轮车,拉着满满一车农产品进城。番茄、黄瓜、豆角、茄子、辣椒,刚从地里摘的;土鸡蛋、咸鸭蛋、刚榨的花生油、新磨的面粉;有时候还带两只活鸡,绑了腿扔在车斗里。
一趟进城,光油钱就要小一百,来回颠簸四五个小时。每次我妈都劝他:“少带点,够吃就行,别把油钱搭进去。”
我爸总是一瞪眼:“城里啥都贵,咱自己种的,不花钱,给他们省点是点。”
他把东西送到每家每户门口,进门喝口水,坐一会儿就赶着回去。姑姑给他钱,他急得脸红脖子粗:“姐你这是干啥?自家地里出的,又不是买的!”
姑姑硬塞,他就急眼,把钞票往茶几上一拍,扭头就走,三轮车冒出一股黑烟,突突突地开远了。
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将近二十年。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进城送农产品的风气,悄悄地变了。
先是我邻居二叔,他儿子在周口市里上班。二叔种了三分地的草莓,自己舍不得吃,挑最大最红的装了一筐,骑着电动车跑了四十里路送到儿子单位门口。
儿子出来接草莓,看了一眼说:“爸,这草莓卖相不行啊,你看看这形状,歪瓜裂枣的,超市里卖的又大又红,还圆溜。”
二叔当时没说什么,把草莓放下就回来了。后来我回老家,二叔坐在门口抽旱烟,跟我爸念叨这事:“我伺候那三分地草莓,天天浇水施肥,一颗一颗挑大的摘,四十里路送过去,连瓶水都没喝他的,他还嫌不好看。”
我爸咂咂嘴,没说话。
接着是我三婶的事。三婶在县城有个表姐,三婶每年秋天都要送一袋子新打的小米过去。那年表姐家搬家,三婶扛着二十斤小米找到新地址,表姐接过袋子,拉开看了看,皱着眉头说:“小米现在超市里多的是,网上也能买,你这么远拎过来也不嫌累。”
三婶回来气得够呛:“我坐了两小时公交车,花八块钱车费,给她送二十斤小米,超市小米三块五一斤,我这八块钱车费加上功夫,够她买好几斤了!她不领情就算了,还嫌我多余!”
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好几个婶子大娘都跟着叹气,说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但真正让我爸“顿悟”的,是前年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那年秋天,我爸种的红薯大丰收。他挑了几十斤个头匀称、没虫眼的红心红薯,装了两个编织袋,坐长途大巴到郑州给我姑姑送去。
我姑姑拿到红薯很高兴,当场就说晚上蒸红薯吃。我爸在姑姑家吃了午饭,下午就回村了。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特别复杂。
“你猜你姑姑咋吃那红薯的?”他在电话那头问。
我哪知道。
“她把红薯切成薄片,拿烤箱烤的,烤完蘸着那个什么……什么酱吃。”
我爸说“烤箱”两个字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失落。
我有点懵:“那不还是吃了吗?咋吃不一样?”
“不一样。”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我种的红薯,蒸着吃最好吃,又甜又糯。她拿烤箱一烤,水分都没了,还蘸什么辣酱,那还能吃出红薯味儿吗?”
我没听懂他的话外之音,觉得他矫情。
后来我回家过年,坐在院子里跟他闲聊,又问起这件事。我爸抽着旱烟,眯着眼看院子里的老槐树,慢悠悠地说了一段话,我听完之后,记到了现在。
他说:“闺女,我算想明白了。以前咱给城里亲戚送东西,是雪中送炭。那时候城里啥都凭票供应,咱送点鸡蛋白面,那是救了急的。现在不一样了,城里超市啥都有,进口的水果、真空包装的杂粮、现磨的咖啡,人家啥也不缺。”
“你姑姑切红薯片用烤箱烤,蘸酱吃,说明啥?说明人家的生活方式跟咱不一样了。咱觉得红薯就该蒸着吃,又甜又糯;人家觉得那是主食,是碳水,要控制。咱觉得土鸡蛋有营养,人家怕沙门氏菌;咱觉得花生油香,人家嫌热量高。”
他弹了弹烟灰,继续说:“关键是,咱觉得送的是人情,人家觉得添的是麻烦。咱扛着一袋面跑几十里路,累得满头大汗,觉得自己付出了真心。人家呢?一袋面二三十块钱就能买到,快递送到家门口,还得考虑这面是不是高筋的、做面包能不能发起来。咱那面再白再细,人家也嫌没有配料表。”
“所以啊,”他最后总结了一句,“咱农村人觉得吃亏,城里人觉得添乱。两下里都觉得委屈,这关系就没法处了。”
我爸说完,院子里安静了很久。
只有老母鸡在墙角“咕咕咕”地叫,风把晾衣绳上的床单吹得呼啦啦响。
我想起我自己的经历。我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安了家,每次回老家,我爸我妈恨不得把后备箱塞满。鸡蛋、鸭蛋、花生油、红薯粉条、干豆角、玉米糁子,甚至还有活鸡活鸭。
这些东西我带回城里,说实话,大部分都浪费了。鸡蛋吃一半扔一半,因为放久了不新鲜;花生油太香了,炒菜油烟大,我家抽油烟机不好使,后来也没怎么用;干豆角我不太会做,搁在柜子里生虫子,最后还是扔了。
但我不敢跟我爸说。每次他打电话问我:“花生油吃着咋样?香不香?”我都说:“香,特别香,比超市买的好吃多了。”
他会得意地笑:“那肯定,咱自己榨的,没掺假。”
我撒了谎,但我觉得这个谎是善意的。
直到听到我爸这番话,我才意识到,他其实什么都明白。他知道那些东西我可能吃不完,知道那些东西在城里不值几个钱,知道他现在送的不是“雪中送炭”,充其量只是“聊表心意”。
但他还是想送。因为除了这些地里长的、鸡下的、油坊里榨的,他再也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了。
这大概就是老一辈人最深沉的尴尬吧。
我爸说这番话的时候,村里的“送礼潮”其实已经基本停了。现在农村亲戚进城,很少有人再背着一袋面、拎着一筐鸡蛋了。顶多是春节的时候带两箱牛奶、一箱火腿肠,跟城里人下乡走亲戚带的东西一模一样。
有时候开车路过郑州,我爸会给我姑姑打个电话:“姐,我在高速服务区呢,就不下去了,给你转了二百块钱,你买点好吃的。”
我姑姑在电话那头笑:“你咋跟我还客气起来了?”
我爸挂了电话,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城市,沉默很久。
我能感觉到,他不快乐。不是因为跟姑姑生分了,而是他发现自己老了,老到在这个时代里,连表达爱意的方式都变得不合时宜。
今年夏天,我又回了一趟老家。
我爸还是给我准备了一后备箱东西。鸡蛋、番茄、黄瓜、新蒜、晒干的芝麻叶。
我看着他佝偻着腰,一箱一箱往我车上搬,想说“爸,别搬了,我都吃不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搬完之后,扶着车门喘了几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突然跟我说了一句:“你吃不完就分给邻居,别扔。”
我愣了一下:“你咋知道我吃不完?”
他笑了笑,没回答,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没回地说:“下次回来,不用买那些礼盒装的保健品,你妈走了以后没人吃那玩意儿。你回来就行了,啥也别带。”
我看着他的背影,瘦瘦小小的,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不是那个一眼看穿世事的乡村哲学家。
他只是个不知道怎么爱自己女儿的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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