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茗戈，马立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群体建设推进军事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探析

作者简介

郑茗戈，云南大学党委委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学、大思政研究。

马立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晚清以降，边疆危机日亟，军事现代化成为维系国家生存与领土完整的迫切课题。军事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即培养具备现代军事知识、技能与精神的职业军人。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西南边疆的军事教育中枢，其教官群体的建设实践，为落后边疆地区的军事现代化探索出一条特色路径。讲武堂教官群体的构成与演化在“走出去”培养留洋教官、“引进来”吸纳外籍教官的双向策略作用下，形成了一支融合中西军事学识的核心师资力量。这支以留日士官生为主体、辅以多元外籍教官的团队，不仅系统引入了现代军事教育体系、课程内容与管理规章，完成了该校军事教育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更在边疆特定的地缘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实现了现代军事理念、技术与边疆防御需求的有机结合。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群体的建设在实质上超越了对西方军事技术表层的“师夷长技”，成功地将有关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深化为军事制度、军人素质与军事思想的系统性革新。其实践不仅快速提升了云南新军的编练质量与边防能力，为西南边疆输送了大批现代化军事人才，更通过师生网络将现代化军事文化辐射至全国乃至周边国家，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其经验对理解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边疆路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群体；军事现代化；边疆实践；军人现代化

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与发展之时，中国社会正遭遇一种新的历史处境，执行一种特定的历史使命——唤起民族自豪感及救亡图存。清末民初，正值国家艰危之际，清王朝于1901年至1905年推行“新政”，力图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挽救其封建统治，以应对内忧外患。军事上，仿照西法练新军，以御外侮成为救时所选之策。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3“汉纳根条陈节略”（光绪二十年，1894年），德国陆军上尉汉纳根曾向清政府建议“募兵选将，招请洋军师、教习，购备枪炮军械三事，刻不容缓。兵丁随招随练，洋军师、教习一时招之不及，可就各军将领之曾习西法者及本国现有之洋员，暂为选用”。根据其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挫伤其锐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非赶募新勇十万人，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训练，成一大枝劲旅”不可。于是，清政府在购置西方炮械的同时，开始招请洋军师、教习训练兵丁，以解燃眉之急。可以说，中国军事的现代化最初是以向外借力的形式开启的。后因“借材异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纵不能由我，他时后患更多”的现实和忧虑，不得不采取造材异域（派遣留学生）的方式培养新军编练所需的军事人才，以达到“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的最终目的。因此，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其师资经历了由早期来源于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留欧美、越南的毕业生为主，到来源于留学日本、欧美、越南毕业生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本校毕业生共同构成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留洋教官与外籍教官在引进西方先进军事经验、理论与技能，培养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杰出军事人才，并将先进的军事理论与技术向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对西南边疆的军事现代化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对外籍教官、留洋教官群体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发展过程中的原始面目进行梳理，有助于理解边疆地区军事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一

走出去：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学与普通学留洋教官的培养

“留学生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离开本国到其他国家求学的学生，二是来本国求学的外国学生。”区别于留学，文章所指留洋特指出国学习。据此，云南陆军讲武堂留洋教官的范围可界定为通过公派或者自费在国外学习过，归国后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的教官。据《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录》《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簿》及陈予欢整理的《云南讲武堂将帅录》等档案史料和资料，目前共统计出军事学教官86名，普通学教官37名。

总体来看，当下统计出的86名留洋军事教官几乎均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东斌学校、日本陆军振武学校、日本高等测量学校、日本陆军炮兵专门学校、日本宪兵训练养成所、日本陆军大学等军事院校。其中毕业、肄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人数最多，共计74人，就读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及日本陆军大学的各3人，日本陆军测量学校的有2人，日本陆军东斌学校、日本高等测量学校、日本士官学校测量部、日本陆军炮兵专门学校、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日本陆军测量部高等科、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日本高等测量学校、日本宪兵训练养成所、日本庆应大学各1人，共计92人次。这与当时日本政府专门开办面向中国军事留学生的学校不无关系。按其教育程度来看，振武学校（其前身是成城学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士官学校，是联队实习结束后、以培养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军事学校；而陆军大学，则是以培养中高级军官为目标的高级军事学校。

不同于军事学留洋教官几乎全部留学于日本的情况，普通学教官中还有留学美国、英国、法国、越南等国家归来的人，但仍以留学日本归国任教的居多。统计出的37名普通学教官中，留学日本的有24人，留学美国的有4人，留学英国与法国的各1人，越南巴维学校有2人，无法确定留学国家的6人。

留日教官占据云南陆军讲武堂留洋教官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现实原因。客观上，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中断了洋务运动的进程，而且使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海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蒙受巨大创痛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并将其军事现代化的重点开始转向陆军，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也使得国内“有志之士纷纷出国，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开始重视编练新式陆军，以图强军振国，出国学习军事也被国人视为拯救民族危亡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而日本成为时人留学选择最多的国家既是国人战后反思、对日本重新审视后，思想观念特别是教育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亦是对经费、派遣学生克服语言障碍、人才培养速度等现实考量的结果。一方面，留学西洋费用高且路途遥远的掣肘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伴随中国留日浪潮的年年高涨，从1896年到1902年“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兼顾大学预科和中等程度教育的学校在日本纷纷开设”，使得留学日本经济且容易。这基本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人倾向留学日本的取向。张之洞在其所撰《劝学篇》中便直接指出留学日本的五大好处：第一，“路近省费，可多遣”；第二，“去华近，易考察”；第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第四，“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第五，“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由于经济、地缘等客观因素影响，留学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是多数留洋学生的最主要选择。在“清末新政时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以编练新军、加强军事教育为主的强制性变迁”是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必然。而“为了要培养一批新的军事人员和建立新的武装力量，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因而命令各省选拔留日学生，到日本入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向日本学习新的军事技术。以备回国充当各级带兵官，巩固其反动政权”也成为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的举措。从云南地方政府来看，1909年2月云南新军被编成一个镇后，云南的军官在数量上、质量上均无法满足编练庞大队伍的需求，而为了保证地方军事势力的发展和新军编练的成果与效果，最大限度地延揽留洋学生成为当时云南地方政府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必然选择，这对于巩固西南边疆国防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相较于军事学教官，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普通学教官在学习背景方面更具多样性，但留学日本的群体仍占主体地位。一方面，在清政府面临外忧内患的早期，相较于留学学习军事，学习实业、法政、师范等普通学科的人数更多。清末，维新派与清廷中的封疆大吏极力主张振兴实业，于是全国兴起了实业救国的浪潮，然而当时国内没有较为完备的实业人才培养机构，故清廷在日本培养师范、法政、军事等方面的人才的同时，将培养实业人才的目光集中到了科技、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留学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留洋国家的选择更为广泛。这是普通学科教官留学国家分布广泛的直接原因。如清末留日热潮带去的利益使美国认识到，吸引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能够培养亲美势力，为日后控制中国打下基础，于是美国也采取培植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同时，留日学生的号召与宣传对留日运动的勃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君等如力能留学欧美也，则吾劝君等速往欧美；君等如不能留学欧美也，则吾劝君等速来日本；君等如并不能留学日本也，则吾劝君等速为留学之豫备”。可见，能留学欧美，则欧美才是国人留洋的首选，日本实际上更趋向于备选。这种建议对中国学生留学国家范围的扩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内外留洋政策和时局发展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当时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青年留学生归国后，为寻求有利于革命的组织、机构纷纷来到云南，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提供了大量的语言、国文与数学等普通学教官，他们的到来为边疆地区的知识结构与军事教育注入了现代化活力。

二

引进来：云南陆军讲武堂外籍教官的吸收

受时代、环境等因素影响所致，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创办后不仅规章制度经历了从向西方学习、承袭其合理内容到总结自身实践、吸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规章制度合理内核、注入民主共和思想等适合云南整军经武需要的过程，而且教官群体的构成也经历了从“向外求”到自主培养的过程。其中留洋、毕业于本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官是最主要构成，外籍教官更像是过渡式的补充。

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初期，深受清末“师法日本”氛围的影响。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云南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同学录》《云南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同学录》记载，铃木兵一郎、苫米地四郎两名日本籍教官曾在云南高等军事学校任教。肖荣华在其文章《百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揭秘》中亦曾提及唐继尧“特邀日本陆军上校（苫）米地四郎主授高等兵学，日本陆军中校铃木兵（一郎）主授兵器学并兼任劈刺教官”。作为清末军事改革与编练新军最直接的方式与结果，云南陆军讲武堂对外籍军事教官的聘用既遵循着中央政府的要求，同时也受地方政局、边疆局势的具体影响。其中聘用日籍教官“取法”，让学生较为直接地学习日式军事理论与技能，加快中国军事教育的发展进程与大批量军事人才的培养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内的早期中国军校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动选择，同时也是在留日热潮、开埠通商、云南政坛留日学生逐渐崛起等因素的作用下，众多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地方军政领导与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对于积极引进日本教官具有浓厚的兴趣的结果。而日本则借此机会加快了进入云南的步伐——不仅开设领事馆，而且通过派遣外交官、军事教官等人员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关键领域加强其在云南的实际影响。在与当政者加强军事教学需求相契合的背景下，部分具有军事教学或外语教学能力的日本人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对边疆军事教育的现代化起步产生了直接影响。

除日籍教官外，尹仑在其文章《乔治·高德耶和近代云南军歌》中提到：“乔治·高德耶曾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从法国的文献记载上看，他是教授法语的老师，但是根据他曾经在法国陆军和外籍军团服役的历史，他会不会也教授军事科目呢？或者给讲武堂担任军事教育的顾问。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事院校之一，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历史上不仅培育了诸如越南、朝鲜、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外籍和华侨学生，也有法国、英国和日本的外籍教官和顾问在此任教，并开设了法语、英语和日语等外语课程，加上其中西合璧的学校建筑，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当时可以算作一所国际性的军事院校。”

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早期装备过法国火炮、德国式操典等具体情况来看，云南地方与法国、德国在军事人才教育和培养方面或多或少均存在人员方面的联系。但从目前整理、公开出版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录》（上、中、下）来看，所记录的管教人员表、军官佐履历表、教职人员简明履历表等均无外籍人员。

对云南陆军讲武堂外籍教官记录的缺失，首先与史料保存不佳紧密相关。“‘文本’产生于特定的‘情境’之中，承载着某时代社会情境下人们的历史记忆，并因社会结构而遵照某种规范来记录而形成文类（文本结构）。”《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录》等档案文献形成于特定的社会情境，本就刊印不多，加之后期在客观环境的流转中流散和消失，相应的信息因而无更多记录而逐渐不清晰甚至消失。外籍教官信息记录的缺失，不仅表明云南陆军讲武堂存续期间对外籍教官的聘用经历了先利用后排除的策略、外籍教官任职期限不长，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虽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存在博弈，但基本政策方向上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自晚清政府开始具有近代意义的军事改革，对外国军事援助和军事指导的问题始终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早在1894年广西按察使胡燏芬便上奏清廷谏言：“昔唐代安史之乱，借兵回纥，恢复两京，诚不得为无功，然从此有轻唐之心，不旋踵而联兵入寇，可为殷鉴。”因此，在急于编练成新军、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的情况下，虽然清政府不得不聘用部分外籍教官，但始终有所控制，这突出地体现在早期的《陆军学堂办法》中对教官任用要求以学堂出身、熟谙武备之人为选，外国教习则限定另聘一员的规定上。尤其是当其培养出自己的具有现代化军事知识、技能与技术的人才后，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内的军事教育学校对外籍教官的依赖性明显减弱。这一过程在边疆地区尤为明显，反映了边疆军事现代化从依赖外援到自主培养的内在发展逻辑。

总体而言，自清末开始采用西法编练新军到将兵法作为一门学问、将军事人才培养作为一项系统的教育内容，中国现代化的军事改革与军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阶段内始终带有“向外求”的特征，其发展之初所采取的方式传导了向外学习的模式不仅有“走出去”，还有“引进来”。对于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而言，这种“引进来”的策略在初期有效弥补了边疆军事教育与人才的短板。

三

“内外”协同：云南陆军讲武堂教育模式的现代化转变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当时社会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产物。其创办之际，正值政府“整军经武”“变革图存”之时，亦正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中国留学生回国之机。可以说，外籍教官的吸收与留洋教官的培养对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发展，乃至云南军事的现代化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他们所制定的一整套军事教育计划，不仅使云南的新军编练逐渐由杂乱无章走上了正途，还推动了云南地方的军事教育和现役军官的快速培养，从而也有效地推动了云南省乃至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了中国传统军事的转型，并为西南边疆的国防巩固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人才支撑。

大批留洋教官和少数外籍教官的加入使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师资构成、教学理念等方面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在师资构成方面，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队伍包括普通学教官、军事学教官和队官三种，“三类教官相辅相成，构成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完整的教官队伍”。经历了由早期来源于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留欧美、越南等国的毕业生为主，到来源于留日、欧美、越南等国毕业生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本校毕业生共同构成的变化过程。留洋教官与外籍教官最早承担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育现代化的重担，为云南陆军讲武堂逐步摆脱封建式教学提供了可能与条件，同时也保障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质量。

归国后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的士官生运用先进的军事理念培养军事人才，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动荡的社会条件下曲折但长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和制度基础，并促进了新军编练的实际效果。特别是第六期归国的云南籍学生，同一些外省籍留日士官生一道，参加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建设活动中，既宣传了革命军事思想，又传授了军事理论与实践技能。整体上，相比当时其他同类别的军事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更正规、更完善，不仅师资整齐素质较好，而且课程设置合理，故所培养的学员生多富有进取精神，且其中大多数都成为按照近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基本摆脱了旧习，能够使军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以此助力完成了新军第十九镇的编练，并完成了陆军军事人才的代际传承，使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曲折发展中有了充分的人才基础和保障。这是留洋教官对云南陆军讲武堂产生积极影响的主要体现，也是边疆地区军事人才现代化培养的成功实践。

从长时段来看，云南陆军讲武堂自清末正式创办至民国初年改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是一个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继锡良创办失败后又一不断摸索、完善的过程。其得以建立既是云南处于边疆位置，需要通过人才培养巩固国防的结果，同时也是响应清政府“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的政策和满足新军编练对新式教官急需的结果。总体上，因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产生与发展历经清末至民国，教官群体经历早期来源于外籍、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留学欧美、越南的毕业生为主，到来源于留日、欧美、越南毕业生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本校毕业生共同构成的变化过程。故无论是主办者、教官、学员和学生在内的诸多构成群体的军事思想，还是相关的规章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均经历了传统与近代的碰撞和融合。留洋教官、外籍教官等具有近代军事和文化素养群体的融入，使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学和实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兼具传统与现代化的特征。“据《泰晤士报》报道：‘辛亥革命前夕，在中国军事学堂的日本教习只剩下7人，1人在广州，1人在武昌，5人在保定。其中2人在1911年底以前返日本。此外，还有3至4名德国教习，但没有英国和美国人。军事学堂和陆军的教育培训工作，几乎全由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的中国毕业生包了下来’。”这一重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先利用日本人，然后请他们走开，就像日本人自己过去对待欧洲教习那样”的政策。以此而言，对于外籍教官的吸收或聘用主要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前。辛亥革命之后，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内的军事教育学校逐步开始走向以留洋教官为主体的代际传承教育模式，所授内容既有对西方先进军事教育理论与技能的延续，亦有对传统文化中于军人精神养成有益部分的继承。

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各阶段根据不同兵科（常设步兵科、炮兵科、骑兵科、工兵科，辎重科基本为虚设或不设状态）设置的普通学和军事学授课内容来看，其将普通学作为养成式下级军官学生的必修课，于其军事学课程学习之前进行学习与考验，并且各期均设有外语课程学习（多为英语、法语、日语、德语之中的一种或多种），其军事教育具有了一定现代化军事人才培养科学的意蕴。此外，军事学作为全体学生不区分培养层次共同所学的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其中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地形学、测绘学、筑城学、交通学等基本课程在各阶段基本都会设置，但会根据时局演变和战争器械、手段与技术的进步，有所增损，并且注重理论的灌输与实践考察、试验的结合。这种与时俱进更新培养内容的军事教育模式，是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的留日学生借鉴、引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军事教学内容，并结合实际加以改进、完善的体现，更是对军事教育与实践适应性调整的体现；所制定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及《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务条例》等具体规章制度，“内容深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育大纲的影响，部分条款仿效或沿袭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教育宗旨、目的、内容、方法、步骤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如《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直接规定，学员招收“以年在三十岁以内，文理通顺，品行端方者为合格”的现职军人为主，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及军官学堂的官长暂时不列在轮训群体当中。在教学中，教官们“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要求作为标准，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教学”。在制度和作风方面，该校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严格纪律，“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上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夜间不时有紧急集合的训练”。在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内容和制度的推动下，云南陆军讲武堂大量的教学与实践活动中都努力地向现代化的趋势靠拢，以快速实现新旧军事教育制度和模式的交替。这对于地处边疆、信息相对闭塞的云南而言，是快速接入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的关键步骤。除此之外，留洋教官的加入对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人才培养的影响还体现在军事教育中格外重视学生军事学术思维的养成与重视这一层面上——通过将学生的平时作业、试卷、学术文章刊登在《义声报》《滇声报》等报纸上的形式，彰显学生朝气蓬勃的形象和较高的军事、文学素养，同时促进学生对军事理论、军事学术的探讨，从而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学术的现代化发展。

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一定程度上又保留了“尊君、亲上、服从的封建思想，在精神教育上传承以孔孟之道为主要精神说教”。如1914年春，为改善“因为社会上道德堕落而影响了军人的品行”之情况，唐继尧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举办一期讲学会，分“道德要旨”“名将事略”“法治大意”三个学科进行讲授，并将全部讲稿汇集成《明体达用》予以刊行。在其中尤其突出了传统道德、传统思想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边疆军事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独特的文化调适特征。

总而观之，辛亥革命之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发展以留洋教官与其培养出来的新式军事人才为教官主体，与云南新军编练过程中和陆军第十九镇成镇前后举办过的武备学堂（1899年）、新操学堂（1901年）、陆军小学堂（1906年）、陆军速成学堂（1906年）、军医学堂（1909年）等军事学堂因教职员多出身文职而缺乏真正懂得军事的教官相比，具有明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多元师资群体的构成，使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在思想、思维方式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传统与现代化性质的碰撞和融合，也使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固守传统的一面，同时又有朝着现代化方向快速地发展进步的一面。宏观上，在同时经受过封建教育与近代式教育的留洋教官的影响下及外籍教官的作用下，云南陆军讲武堂对学生的教育在实践活动方面既有用新式军队战术方法、思想武装的一面，同时又有用传统道德约束的一面。一方面，这种传统与近代兼具的特点，既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固守旧有礼法不可避免的结果，亦是中国军事现代化起始于“以日为师”“师夷长技”向外学习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大批留洋教官与少量外籍教官的聘用在促进云南军事教育模式向现代化转变的同时，也推动着中国军事思想向着现代化的转变。千年以来所习得、提倡的传统军事思想也在客观上与具有近代意义的军事思想相融合，同时呈现出中外军事思想的大融合。可以说，留洋教官群体式进入、少量外籍教官的插入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在特殊历史阶段持续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的同时，使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中国建军、治军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及要求，并为西南边疆地区的军事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四

核心驱动：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群体建设与边疆军事现代化的“人本”路径

军事现代化绝非仅仅是武器与装备的更新换代，其深层内核与最终归宿是人的现代化，即培养和造就具备现代军事科学知识、专业技能、职业伦理与创新精神的新型军人。晚清有识之士在倡行“师夷长技”时，已隐约触及此关键。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论及练兵，强调“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而“西政”之中，军事教育与人才养成实为根本。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边疆地区的成功实践，正是将军事现代化的重心从“器物”层面转向“人的建设”层面，通过系统性、前瞻性的教官群体建设，开辟了一条以人才现代化驱动整体军事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新路。

首先，云南陆军讲武堂确立了“精英治校、师资先行”的建设方略，将教官群体的素质视为决定军事教育成败与现代化程度的核心变量。区别于此前云南各类武备、速成学堂多由旧式军官或文员充任教职的惯例，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主政者深刻认识到师资建设的重要性。因此，云南陆军讲武堂自正式创办之初，便将延揽与培养新型教官置于优先地位。如1909年末，李根源出任总办时，便一改之前承袭旧式武备学堂的陈规陋习，使学校面貌顿时焕然一新。客观来看，这一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现代军事教育规律的清醒认识：只有教官自身率先完成知识、观念与技能的现代化，才能有效传递现代军事科学，塑造现代军人。这种以高素质师资为原动力的建设思路，使得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起步阶段便占据了边疆军事人才培育的制高点。

其次，云南陆军讲武堂构建了“外引内育、多元融合”的教官队伍建设模式，有效解决了边疆地区现代化师资奇缺的困境。面对云南本地现代军事教育资源几乎空白的现实，云南陆军讲武堂采取了极为务实且富有远见的策略：一方面，“引进来”，短期聘用日本、法国等外籍教官，直接移植国际上最新的军事教学方法与课程内容，在解决用人需求的燃眉之急——重新培育新式军事人才的同时，为本土教员提供观摩学习的样板；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一环，“走出去”与“自主育”相结合。云南陆军讲武堂大量任用了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海外军事院校的归国人才，并逐步提拔本校优秀毕业生留任教职，从而形成了持续的内生力量，为后期该校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内在基础。据统计，在可考的军事学教官中，留学日本者占据绝对多数，尤其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构成了中坚。这些留洋教官既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军事学术，又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他们不仅是现代军事知识的载体，更成为新思想、新作风的传播者。外籍教官的“输血”与留洋教官的“造血”相结合，使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既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又初步具备自我更新能力的现代化教官团队，这在当时的中国边疆堪称创举，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再者，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群体的建设实践，深刻体现了军事现代化在边疆语境下的特殊内涵与调适。边疆地区的军事现代化，不仅要解决一般性的军事技术落后问题，更需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关系与国防安全压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群体，特别是其中的滇籍留日士官生，如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等人，在引入日本等国的军事教育体系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注重在与云南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改良，充分体现了其办学治校理念兼具近代军事学识与深切的本土关怀的特征。例如，在课程设置中加强地形学、测绘学与边防勤务的教学，在精神教育中融入了捍卫疆土、巩固边防的强烈意识。这种“本土化”的调适，使得源自外域的现代军事知识能够有效地服务于云南边疆国防建设与巩固的实际需要，避免了现代化与地方实际脱节的弊端。此外，在外籍教官与留洋教官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用新式军队战术方法、思想武装与用传统道德约束相融合的教学方式得以实践。这种融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急剧现代化可能带来的文化冲突与“水土不服”，增强了新式军队在边疆社会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最后，云南陆军讲武堂通过教官群体建设的实践，成功实现了军事现代化成果在边疆的“扎根”与“扩散”。一定程度上，教官群体的稳定与传承，是确保现代化军事教育模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制度化延续的根本保证。随着一批批学生毕业并进入军队，他们所接受的现代军事思想、编制战术和组织管理方法，迅速渗透到云南新军乃至周边省份的军队中，改变了基层军官的知识结构，提升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更有甚者，许多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华侨学生和外籍学生，将所学带往海外，参与侨居地或本国的革命与军事建设，无形中将云南这个边疆省份推向了现代亚洲军事思想交流与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表明，以教官群体建设为抓手的边疆军事现代化实践的影响超越了地域限制，具备了区域乃至国际性的辐射能力。

总体而言，云南陆军讲武堂通过有意识、有系统地建设一支以外籍教官为短期辅助、以留洋归国军事人才为核心骨干，并辅以本校培育新生力量的教官群体，牢牢抓住了“军人现代化”这一军事现代化的根本。这一实践在边疆资源约束下，创造性地解决了高素质师资匮乏的难题，探索出一条通过“人的现代化”引领技术、制度、思想全方位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它不仅为云南乃至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贡献了“边疆智慧”，也为理解后发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带如何实现军事及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具有深刻启示性的历史样本。

五

突破与发展：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群体的社会影响与边疆军事现代化　

人的活动与制度的建立必须合于实际的需求、循序渐进地发展才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建立，既是云南加强军事建设的理性选择，也是时代所造就的必然结果。新式教官，尤其是留洋教官在新旧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肩挑着推进国家军事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他们不仅对云南新军的编练与新式教育所需军官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于新军事制度的建立而言，亦大有裨益。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及留洋教官、外籍教官等诸多群体的融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经历了由向西方学习、承袭其合理内容，到适应民主共和国家政治变革的需求，再到顺应大时代潮流的过程。晚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大批军事留学生，并聘请一批外籍军事教员。“这样，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便主要通过留日军事学生和日本教习向中国传播”，国内关于军事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和改观。这一传播过程在边疆地区显得尤为重要，直接提升了边疆国防的现代化认知水平。

首先，在李根源等留洋教官的努力下，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创办后改变了以往教官无军事学术理论，所谓教学其实只是简单的经验传递的现实情况。其教育活动，通过采用西法，改变了中国军事制度和训练方法的落后面貌，使其快速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实行入伍生、见习生制度，强调“军事学术首重实行”等，是以往所开办的军事学堂不曾注意或做到的。这对于提升边疆军队的实际战斗力至关重要。其次，云南陆军讲武堂在留洋教官、外籍教官的共同作用下，在军事人才培养理念、制度、方式和方法等建军治军思想方面开始向现代化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且重要的一步。正式创办之后，参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与规定，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制定了《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务条例》《云南讲武学校章程》等制度性规范，以此对云南陆军讲武堂在组织、纪律、制度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发展性建设，形成了校长秉承地方政府官长总理全校事务、各具体组织机构分别负责的层级式管理体制。从职务与职责两方面进行对比，相关组织、管理机构的设置在各发展阶段有继承，有发展，以校长（总办）总理全校事务，以教育长（监督）具体责任制为核心，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秉承上级监督、命令进行更为具体的教学与管理活动，逐步形成了总办（校长）、监督（教育长）、各科科长（各兵科主任教官）、各科教习（各科教练官/各兵科教官）、军需、军医、书记官（编修）、助教官（助教）、军马管理员（查马长）、司事生（司事）、司书生（录事）等职务在内的组织结构。各职务之间层级衔接，分别进行具体管理。这对云南陆军讲武堂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在曲折中不断发展而言，是重要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性条件，也为边疆地区的军事管理现代化提供了范本。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传统专制政体的弊端极大地刺激了社会政治精英的强烈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力求进入相关体制，以群策群力来解决民族危机并影响和参与现代化决策。”而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传授或学习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技术乃至军事思想，便是留洋教官参与解决民族危机并影响和参与现代化决策的重要路径。在这种路径的摸索、指引下，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通过留洋和外籍教官向中国传播，又在教职员、学生（主要是华人华侨和外籍学生）的流动中带出云南，发挥实际效用。可以说，将现代化的军事思想“带出去”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留洋教官及其所培养的学生群体于军事文化交流、融合等方面产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也是重要的途径。综合来看，他们将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发展或习得的军事思想带出去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参与黄埔军校建设。黄埔军校作为民国四大军校之一，其建立、建设发展与云南陆军讲武堂走出来的诸多学生和教职员不无关系。对此，乐铭新在《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略》中写道：“民国十三年（1924年）总理创办黄埔军校，校长蒋公电调原任武校科长王柏龄、林振雄、帅崇兴、刘耀扬等先后入粤勷助，其他干部亦多为讲武学校毕业同学。”针对“校长蒋公电调”一说，目前多因未有直接或间接的档案史料加以佐证而存在争议。但笔者以为，无论蒋介石是否通过电调的形式将这些兵科长调入黄埔军校，均不能否定他们曾进入黄埔军校并将其学习和发展的军事思想、军事文化带入该校、服务该校的史实。

总体来看，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外籍学生、华人华侨学生，不仅把云南陆军讲武堂从严治校的教学作风和经验带进了黄埔军校，而且还将其办学治校的方式、方法与军事文化带入了黄埔军校，“沿用了入学必须接受的‘养成教育’”，为黄埔军校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员、组织和思想保障。这种人才的输出与经验的扩散，彰显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边疆军事教育中心对全国军事现代化的辐射作用。

其二，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文化由学校扩展到军队。“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军事训练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大批学员陆续返回新军和巡防营后，改变了新军军官中革命派与反动派的力量对比，‘军官中的革命力量，由于讲武堂学生到达部队而势强于北洋系’，这种变化为日后云南的民主革命运动创造了政治和军事条件。”这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思想与军事文化输出最直接的影响。朱德和叶剑英两位元帅则直接将他们经过奋发努力学得的丰富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运用到领兵、带兵的实践活动中，培养了优秀的指挥能力与军事素质。“据《叶剑英传》里记载，在炮科学习的过程中，他除了学习专门的技术科目以外，还进修了共同科目军事课程。其中包括战术、筑城、兵器、枪剑术、地形、交通、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实弹射击、军制、卫生、马学、马术、战时国际法等，为以后参加革命运用军事知识领兵打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外籍学生则通过参与中国或其本国军队的建设活动，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思想与军事文化传递出去。这种影响的溢出，强化了云南作为军事现代化思想与实践策源地之一的地位，尤其对周边边疆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

其三，在革命活动中践行和发展所学。诸多外籍和华侨学生于毕业之后或回国，或到广东、上海等地参加革命运动，将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到的军事技术、军事思想带入革命实践活动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崔庸健、李范奭等人。李范奭在其回忆录中曾言：“当时云南军官学校的纪律非常严格，实习士官的纪律就更严了，实习期间是无法回国的，我们一句都不敢提。后来我们还是决定给督军写报告请求回国。报告内容：①我们是亡国的国民，阁下收留我们，又让我们在云南接受了良好的军事教育，我们现在有能力回国雪耻复国，首先谢谢阁下。……③我国人民正赤手空拳地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祖国的独立，很多同胞被屠杀了。我们在云南学到的过硬本领，此时不贡献，何时才贡献呢？阁下对我们的培养现在有使用机会了，为了我们的祖国请阁下给我们这报国的机会。”通过积极参与革命实践活动，外籍学生充分地展现了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到的爱国、吃苦耐劳及坚忍的精神品质。可以说，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外籍学生将在该校学习到的本领带回其所在国家，为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积极地开展了反日复国运动，服务于本国革命与建设事业，在为其本国的革命走向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扩大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促进近代社会更广范围内的军事上的根本性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国际性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边疆军事教育机构在区域乃至国际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角色。

结语

历史存在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特定的产生、发展和结束背景。从微观入手，对云南陆军讲武堂档案文献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联系发现，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早期基本是在复制日本军事教育的逻辑与方法，所用教材、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与组织方法的实施均带有直接经验学习和传递的色彩。外籍教官与留洋教官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承担着中国在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军事技术等方面与外界交流、融合的媒介和桥梁，扮演着早期军事教育活动借鉴、引入国外所学，并结合实际加以改进、完善的中转角色。留洋教官群体结合中国社会环境的具体实际，翻译、撰写的众多军事教材和对西方军事教育理论、学说的介绍，不仅较早地向国人灌输了军事教育的新思想，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军事教育观念与理论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外籍教官作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的部分构成，作为“过渡式”的补充而存在，能够让学生较为直接地学习到相应的军事理论与技能。对国外先进军事教育内容的引入、改进和完善，在客观上直接促进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文化与西方军事思想、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层级教育、递进式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性后，在明确的目标指引下，以留洋教官为核心，在国内军事学生、华人华侨学生和外籍师生的共同作用下，云南陆军讲武堂历经了“向现代化教育模式转变—传统与现代化军事教育碰撞与融合—根本性突破”的摸索过程，较为成功地从封建式的军事学堂转变成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军事学校，为国内外培养了大量的知名将帅。可以说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线性发展过程，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展的军事教育活动实践有效地促进了云南乃至全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对于西南边疆而言，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仅是一所军事学校，更是一个军事现代化的引擎和人才摇篮，其实践经验深刻影响了边疆国防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在晚清民初的边疆危机中为巩固国防、推进军事现代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网络和作者提供）

转载自公众号：思想战线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