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张作霖传》（朱信泉著）、《奉系军阀史》（张德良、周毅著）、《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东北近代史研究》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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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的深秋，辽东的天说变就变。
头一天还是灰白的云压着地面，第二天一早，海城县城外的野地里就落了薄薄一层白霜。
风不大，但走在路上，那凉意是一层一层往衣服里钻的那种，挡都挡不住。
海城一处农家小院，外头看着和周围没什么两样，黄土夯的院墙，木头门框，门板上的漆已经起皮脱落了大半。
院子里有正屋三间，东侧厢房两间，西南角上还有一处低矮的马棚，棚顶的茅草被秋风吹得东倒西歪，墙缝里漏风的声音在安静的早上听得清清楚楚。
就是这个马棚里，住着一个二十七岁的男人。
他叫张作霖。
此刻的他，一无所有。
没有钱，没有兵，没有任何可以倚仗的东西。
他是靠着和这家主人沾了一点亲戚关系，才勉强有了这个容身之处。
住的是关牲口的棚子，盖的是棉絮结了团的破套子，吃的是人家吃剩了端出来的冷饭冷粥，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
主家的女人嘴不饶人，当着邻居的面，把他数落了一遍又一遍。
那些话，字字往脸上扇。
他低着头，一声不吭，把每天分配给他的活儿干完，然后回到马棚里，在马粪和稻草的气味里，睁眼等天亮。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被人安置在马棚里的落魄汉子，往后会成为整个东北的实际掌控者，麾下数十万兵马，一声令下，三省俱动。
而更没有人会想到的是，当他后来以声势浩大的姿态再次踏进这个小院，站在那个曾经羞辱过他的女人面前，他随后的处置方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1875年，辽东出了个穷人家的孩子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
这个地方在辽东不算有名，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村，靠天吃饭，年景好的时候吃得饱，年景不好就勒紧裤腰带熬着。
张家是这里最普通的人家之一，父亲张有财，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但有个坏毛病——嗜赌。
家里本来就没什么底子，被赌给掏空了不少，母亲王氏拉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张作霖排行老三，从懂事起就知道家里穷。
穷到什么程度，打个比方——逢年过节，别人家孩子还能吃上一顿饺子，他们家能有一锅糊糊就算不错了。
父亲张有财后来死于一场乡间械斗，死得窝窝囊囊，没给家里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只留下一摊子烂摊子和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母亲王氏是个要强的女人，硬撑着把孩子们拉扯大，但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打小就得自己想办法活着。
张作霖很早就开始干活谋生。
他卖过货，当过学徒，给人家做过杂役，后来学了兽医，走乡串村给牲口看病，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着。
这段经历虽然苦，但也练就了他一套看人识事的本事——什么样的人是真心帮你，什么样的人是面子情，什么样的情况下能信，什么样的时候得靠自己，他在这些年里摸得一清二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了辽东。
清军节节败退，地方上乱作一团。
张作霖在这个时候投身行伍，进了宋庆的毅军，学了真正的军事本事，也在战场上见识了生死。
战争结束了，但东北的乱局没有结束。
甲午惨败之后，清廷对东北的控制力大幅削弱。
散兵游勇遍地跑，绿林土匪到处有，官府的力量在广大农村几乎是空白的。
这个时候，有本事、有胆气的人，往往能在乱局里趟出一条路来。
张作霖就是这样的人。
退伍之后，他没有回家种地，而是在辽西一带重新聚拢人马，拉起了一支十几个人的小队伍。
他们打击真正作恶的土匪，保护地方百姓，口碑慢慢传开了，投奔来的人越来越多，队伍也越来越大。
但这条路，走起来并不稳当。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清廷焦头烂额，俄国趁机大举进入东北，东北全境陷入更深的动荡。
张作霖这支队伍在这个乱局里，时而被官府承认招抚，时而又被当作匪患围剿，处境随着局势的变化反复起伏，极不稳定。
到了1902年，又一次大的变故发生了。
队伍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彻底溃散，弟兄们四散逃命，张作霖一个人落了单。
身上没有一个铜板，周围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前途一片茫然。
这是他这辈子最狼狈的时刻之一。
在这个时刻，他想起了海城的姑父吴永发。
【二】1902年深秋，硬着头皮叩开了那道院门
吴永发这个人，在史料里着墨不多，只知道他是张作霖母亲这边的亲戚，住在海城，有几亩薄田，另外开着个规模不大的小买卖，在当地算是普通人家。
张作霖和这门亲戚平日里来往不算频繁，关系说近不近，说远不远。
但走投无路的时候，人往往会想到这种"平时不怎么联系、但好歹还有点血缘"的亲戚。
1902年深秋，张作霖一路风尘，走到了海城吴永发家的院门前。
他站在那道门外头，停了一下。
然后抬手，敲了门。
开门的是吴永发。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张作霖说明了来意。
吴永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侧过身子，让他进来了。
这个点头，是吴永发念着亲戚情分做出的决定，没有太多豪气，也没有什么热情，就是勉强的收留，能让人有个落脚的地方。
但姑母的反应，和吴永发完全不同。
她从张作霖踏进院门的第一步起，脸色就没有好看过。
她打量着眼前这个人：一身风尘，衣服上都是路上沾的土，鞋底已经磨薄了，整个人看上去又疲惫又落魄。
一个二十七岁的大男人，带着这副样子登门，没有带任何像样的礼，身上分文没有，手里什么倚仗都没有，来这里能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不就是来打秋风的吗。
在她眼里，张作霖就是个拖累。
一个"讨饭鬼"，白吃白住，还要往家里带晦气。
她不是没想过当面把人撵走，但姑父吴永发已经开了口，这个面子她不能不给，否则以后家里不安宁。
所以她选择了另一套做法：留是留下来，但怎么住、怎么吃，由她说了算。
住处，她指了院子角落里那间马棚。
马棚的条件，但凡去过农村的人都清楚。
四面是土坯砌的墙，缝隙大，一点儿都不隔风。
地上常年垫着稻草和马粪，踩上去软塌塌的，气味复杂，夏天还好说，秋冬时节那股混着潮气的味道更重。
棚顶是茅草，隔热隔冷的效果几乎为零，冬天里头跟外头的温度差不了多少。
姑母往里头扔了一床棉套子，棉絮已经结团，摸上去硬邦邦的，盖在身上和没盖差不多，就算是安置完毕了。
吃饭这件事，规矩是从第一天就立下的。
正屋里每天开饭，张作霖没有上桌的资格。
姑母的做法是，等一家人吃完饭，把剩下的端到马棚门口搁着，让他自己来取。
有时候是凉透了的粥，上面飘着几片白菜帮子；有时候是锅里刮下来的剩饭，带着焦糊味儿。
量从来不多，有时候吃完了还是饿着。
劳动方面，姑母没让他闲着。
挑水、劈柴、喂马，脏活累活，都是他的。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受的部分。
最难受的，是姑母的嘴。
她说话是不挑时间、不挑场合的。
张作霖干活慢了半步，她要说；吃饭的声音大了些，她也要说；有时候什么都没有，她也能找出由头来，劈头盖脸说一通。
她说话的特点，是专往人的软处戳。"一个大男人混到这份上，也不嫌丢人。"
"讨饭鬼，祖宗里就没出过好人。"
"就这副出息，这辈子也翻不了身。"
这些话，她不只是在张作霖跟前说，邻居来串门，她照样说，好像把这件事当成新鲜谈资，要让周围人都知道，她家里住着这么一个没出息的穷亲戚。
张作霖就站在那里。挑着水，扛着柴，低着头。
他没有还嘴过一次。
张作霖这个人，在外头见过世面，在绿林里摸爬滚打多年，刀口上舔过血，不是个没脾气的人，更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
但在这个小院里，在姑母的嘴皮子底下，他始终是沉默的。
一天一天过去，马棚里那个男人，熬着，扛着，把每天的活儿干完，然后回到棚子里，在马粪和稻草的气味里，睁眼等天亮。
直到某一个清晨，他起了个大早，把那床破棉套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回了草料堆旁边，然后走出了那道院门，头也没有回。
【三】1902年招安：从那道院门走出去之后
走出吴家院门之后，张作霖的处境，短期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他一个人，身上没有钱，在辽西一带转了一圈，靠着从前积攒下来的一点人脉，慢慢又聚拢起了几个人。
这一次他更加谨慎，做事更加稳妥，不再像从前那样只凭着一股子气。
他把队伍的重心放在维持地方治安上。
打击真正为祸乡里的土匪，帮着百姓保住田地财产，这样做既积累了口碑，又和地方上的士绅官员建立起了联系，一石二鸟。
1902年底，机会来了。
清廷为了稳住东北的局势，对地方上一些有实力、有口碑的武装力量开展招安。
张作霖在这个时机主动请缨，以一支三百余人的队伍接受朝廷招安，被任命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
这是他人生轨迹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
从这一刻起，他有了合法的身份和官方的认可，不再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绿林人物，而是朝廷正式编入序列的地方武装力量。
这个身份，给了他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让他可以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大地上爆发。
这场战争的规模，对东北百姓来说是灾难性的。
两个列强把东北当作角力场，打得天翻地覆，无数普通人在这场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战争里失去了家园，甚至丢了性命。
张作霖在这段时间里，展现出了相当的政治判断力。
他在日俄两方之间审慎周旋，既没有被任何一方彻底裹挟进去，又借着这个乱局进一步扩张了自己在辽西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范围。
战后，东北的格局重新洗牌。
清廷对地方的掌控力进一步下滑，各路地方武装的空间随之扩大。
张作霖在这个过程中，持续巩固自己在奉天的地位，兵力越来越强，地盘越来越大，在地方上建立起了越来越难以撼动的根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民国建立，中国的政治格局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
各省的权力中心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各路实力派人物开始在这个新的格局里重新站位。
张作霖也在这个时期迎来了更大的舞台。
他先是在革命浪潮中坚定地站在了维持地方稳定这一边，帮助清廷残余力量稳住了奉天的局面；
随后在袁世凯主政的北洋时代，他选择了依附中央、同时保持相对独立的策略，一边服从北京的号令，一边持续扩大自己的实际控制范围。
这个策略，让他在北洋时代那个诸侯割据、你打我我打你的乱局里，始终保持了稳定的上升态势。
1916年，这一年是个关键节点。
这一年，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
这个任命意味着，他正式成为掌控奉天省全部军政事务的强人。
从一省之内的军事力量，到全省军政大权，这是一个质的跨越，也是他从一个地方武装头领，真正走向东北核心政治舞台的标志。
从1902年被招安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到1916年升任奉天督军，中间相隔十四年。
十四年里，他一步一个脚印，没有走一步回头路。
【四】1916年之后：从奉天督军到东北三省的实际掌控者
1916年拿下奉天督军的位置，只是张作霖东北版图的起点，不是终点。
他接下来做的第一件事，是整顿军队。
奉天的驻军此前编制混乱，各部之间协调不足，战斗力参差不齐。
张作霖在接任督军之后，以强硬的手腕对军队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编，裁汰老弱，重新划定编制，引入更加严格的训练标准，把奉军逐步塑造成一支令行禁止、战斗力相对较强的区域性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他大力发展奉天的工业和经济基础。
东北地区本身有相当好的资源条件，煤矿、铁矿、木材、农业，基础都不差。
张作霖在主政期间，推动建设了兵工厂，扩建了铁路，开发了矿产资源，奉天的经济实力在这一时期有了明显提升。
这些工业和经济基础，为奉军的持续扩编和装备更新提供了物质支撑。
财政方面，他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税收和财政管理体系，使得奉天的地方财政有了稳定的来源，不再像许多北洋军阀那样单靠军事掠夺维持运转。
1918年，张作霖的势力正式扩展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扩张。
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形成了统一的"奉系"格局，整个东北在他的掌控下，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体系。
这个体系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财政、自己的工业，和关内各路势力之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谁想轻易动他，都要掂量掂量。
东北三省在手，张作霖的目光开始转向关内。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
张作霖以奉系的力量联合直系，对皖系发动攻势，皖系迅速败落，北洋三大派系的格局从此改变。
这场战争里，奉系出了力，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利益，也让关内各路势力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奉系的分量。
但奉系和直系之间，矛盾也在这之后逐渐浮出水面。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这一次，奉军表现不佳，被直系击败，张作霖被迫下令停战，奉军退回山海关以东。这是他在军事上为数不多的一次明显挫败。
但他没有垮。
退回东北之后，张作霖以极快的速度开始重整旗鼓。
他大幅扩充军备，引进新式武器装备，专门从欧洲购买了大批先进的炮兵装备，同时聘请军事顾问对奉军进行系统性的训练改革，使得奉军的战斗力在短短两年内有了脱胎换骨式的提升。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
这一次，奉军准备充分，战斗力今非昔比。
战争打响之后，奉军在多个方向对直系发动猛攻，战局迅速向有利于奉系的方向发展。
这一仗，奉军大获全胜，张作霖的势力随即延伸至华北地区，北京城也在这一年进入了奉系的影响范围之内。
1926年，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所在的北京。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代表北洋政府的最高权力人物。
就是在这个阶段，在他的权力走向顶峰的某一段时间里，他带着声势浩大的随行队伍，回了一次东北老家。
回乡的路上，他专门绕了个道，取道海城，朝着吴永发那个小院的方向去了。
消息，比车驾先到了吴家。
街坊邻居传话，说是大帅要来，说是那个当年住过吴家马棚的张作霖，如今带着队伍回来了，骑兵开道，随从成排，声势大得很，已经到了城外头。
这个消息砸进吴家院子里，比一块石头扔进水里还要响。
吴家上下，瞬间乱了套。
院子里的人来回走动，说话声压着又放开，又压着。
有人赶紧去换了件体面的衣裳，有人手脚发抖地把堂屋收拾了一遍，把桌上的杂物胡乱往角落里拢。
大家都知道那个名字，都知道那个名字现在意味着什么，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会朝哪个方向走。
姑母站在院子中间，没有动。
她的脸色，比院墙上的白灰还要白。
脑子里转的，是那些年的事。
那碗搁在马棚门口的冷粥，那句"讨饭鬼，祖宗里就没出过好人"，那些当着邻居面说的话，那些随口骂出去的字，这些东西这些年她早就不记得了，可这一刻，一件一件，全都清清楚楚地回来了，像是钉子一样，一颗一颗扎在那里。
院门外，车马声越来越近。
脚步声停在了院门口。
门，从外面被推开了。
走进来的那个人，身着军装，肩上的章和腰间的勋章在阳光下反着光，比当年那个蓬头垢面、一身风尘、硬着头皮叩门的落魄汉子，判若两人，又分明还是那张脸。
姑母的腿，软了。
她的膝盖重重地磕在了院子里的土地上，发出一声闷响，院子里的声音在这一刻仿佛全都消失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缓缓开口，说出的话却让院子里竟一时静得落针可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