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我在印度外派工作时，娶了一个23岁的高种姓女孩。
她温柔、懂事，五年里给我生了三个孩子。
可结婚这么多年，她从没主动提过娘家的事，每次我问起，她要么转移话题，要么红着眼眶说"以后你会知道的"。
直到那天深夜，她接了一通电话后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母亲病危了。
我陪她踏上了回娘家的路。
而那一趟探亲之行，让我彻底明白了她五年来的沉默，也让我后背一阵阵发凉。
2017年秋天，我被公司派到了印度海得拉巴。
那年我34岁，在中建旗下一个子公司做项目经理，负责当地一个商业综合体的施工监管。
说白了，就是公司在国内接了个海外项目，需要人常驻印度盯着。
谁都不想去。
开会那天，领导挨个问了一圈，没一个主动举手的。
最后目光落到了我头上。
"程远舟，你没结婚、没对象、没牵挂，你去最合适。"
我苦笑了一声。
三十四岁，一事无成，连个牵挂的人都没有——这话听着像表扬，实际上是在说我混得最差。
但我没拒绝。
一个月工资加补贴能拿两万五，比我在国内翻了一倍还多。
穷人没有挑三拣四的资格。
我从安徽合肥出发，经广州转机，飞了将近十个小时才落地海得拉巴。
一出机场，那股热浪混着咖喱味直冲天灵盖，我差点没当场吐出来。
四十度的天，满大街突突车轰鸣着从身边窜过去，扬起的尘土糊我一脸。
路边的流浪牛悠哉悠哉地横穿马路，所有的车都得给它让道。
我拖着行李箱站在路边，心想——这地方，我怎么待啊？
最开始那几个月，真是难熬。
饭菜全是糊糊状的，颜色倒是鲜艳得很，黄的绿的红的，但吃进嘴里只有一个味——辣。
不是中国菜那种香辣，是一种钻进脑壳的闷辣，辣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
我拉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肚子。
项目工地上的事更让人头大。
印度工人的效率，怎么说呢——你催他十遍，他朝你笑一下，然后继续慢悠悠地搬砖。
一天能干完的事情，他们能拖一个礼拜。
跟他们急眼没用，骂了也没用，因为人家听不懂中文。
我那时候的英语半生不熟，连基本的工程术语都说不利索，全靠翻译撑着。
翻译是个当地华人，姓孙，五十多岁，在印度混了半辈子。
他跟我说："老程啊，你得学会一个字——等。在印度，你急也没用，急了只会把自己气出病来。"
我没听进去，照样急，照样气。
结果三个月后，胃病犯了，瘦了十几斤。
同一批过来的同事，走了三个，受不了这地方。
只有我还留着。
不是我多能吃苦，是我没退路。
我家在合肥郊区，父母都是种地的老实人，供我读完大学已经掏空了家底。
回去又能怎样？继续拿七八千块的死工资，三十四岁连婚都结不起。
不如在这儿熬着，攒几年钱，回去至少能买个房。
那段日子，白天在工地上和印度工人磨洋工，晚上回到出租屋对着天花板发呆。
有时候打开手机想找个人聊聊天，翻了一圈通讯录，发现没有一个合适的。
父母跟他们打电话只会让他们担心，同学朋友在国内过自己的日子，没人关心你在印度好不好。
那种孤独感，不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那种表面上的孤独。
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等你，你活着跟死了其实差别不大。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
直到2018年的夏天，我遇见了她。
海得拉巴有一条街，集中了几家中国人开的餐馆。
味道嘛，怎么说呢——勉强算是中国菜。
至少比外面那些糊糊强，好歹能看见成型的菜和米饭。
我每周末都会去一家叫"巴蜀人家"的川菜馆吃饭，老板是四川达州的，在印度待了十几年，做的回锅肉味道还行。
那天是六月份，闷热得要命，空气像一团湿棉花贴在脸上。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饭点已经过了，店里只有稀稀拉拉三四个客人。
我照例坐在角落那张桌子，点了个水煮鱼和一碗米饭。
然后我就注意到了她。
一个印度女孩，独自坐在窗边，面前放着一碗酸辣汤和两个包子。
她用筷子。
这在印度是很少见的事情——大部分印度人都用手抓饭，少数受西方教育的用刀叉，但用筷子的几乎没有。
而且她用得很熟练，不是那种夹两下掉一下的笨拙劲儿。
我盯着看了几眼。
她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皮肤是印度人里比较浅的那种蜜色，不像南方那些黑肤色的人。
五官很精致，高鼻梁，大眼睛，睫毛又翘又长，嘴唇丰润。
但让我注意的不只是长相——是她的气质。
怎么说呢，在一群穿着莎丽的印度妇女里面，她就算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棉布衬衫，也显得格格不入。
脊背挺直，举止从容，有一种你说不上来的......优越感？
不，不是优越感——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教养。
我吃完饭正要结账，突然听到她开口说话。
"老板，能不能再给我加一碟醋？包子蘸醋才好吃。"
普通话。
标准到吓人的普通话，甚至带着一点儿北京腔。
我整个人愣住了。
她转过头来，大概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冲我笑了一下。
"你也是中国人？"她问我。
我点点头："你......你是中国人？"
她笑着摇了摇头："不是，我是印度人。我在中国留过学。"
那天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说她叫安雅，全名Ananya，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了两年中文，后来又去北师大读了一年。
我问她怎么会来中国餐馆吃饭。
她说她想念中国的味道。
"我在北京的时候，最喜欢吃学校旁边那家包子铺的酱肉包子。"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回来以后再也吃不到了，这家店的包子勉强能安慰一下。"
我笑了："你北京话都快学出来了。"
"那是当然，我可是在北京待了三年呢。"她把包子蘸着醋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看起来很开心。
那一刻我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在异国他乡的中国餐馆里，跟一个印度姑娘用中文聊天，好像全世界都不存在了。
只有那碟醋的酸味是真实的。
后来，我们加了WhatsApp好友。
起初只是偶尔聊几句——她问我中国菜怎么做，我问她印度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后来越聊越多，几乎每天都要说上几十条消息。
她的中文好到让我惊讶，成语俗语信手拈来，偶尔还会发中文的段子给我看。
我慢慢了解到，她在海得拉巴一家公司做翻译，专门对接中国企业的业务。
收入不高，但够她自己住。
"你家人呢？"有一次我随口问了一句。
"在南边。"她说。
"哪个城市？"
消息过了很久才回。
"一个小地方，你不会知道的。"
然后她迅速换了个话题。
那时候我没当回事。
谁还没点家务事呢？也许是跟父母闹了什么矛盾，不想提就不提呗。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她主动约我出去逛市场。
海得拉巴的集市热闹得让人头晕，到处是叫卖声、喇叭声、不知道哪里窜出来的摩托车。
安雅挽着我的胳膊，带着我一家一家地逛。
她教我怎么用印地语砍价。
"跟他说——Bhai, bahut mehnga hai, thoda kam karo。"
我鹦鹉学舌，说得磕磕巴巴的。
摊贩听到一个中国人说印地语，先是一脸懵，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你的口音太可爱了，像个小孩子。"安雅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一天我们从下午逛到太阳落山。
她给我买了一条丝巾——"送你妈妈的，中国的妈妈都喜欢丝巾对不对？"
我心里一动，接过丝巾的时候多看了她两眼。
夕阳照在她脸上，那双大眼睛里好像盛着什么东西，比印度洋还温柔。
那天回去之后，我失眠了。
我在想，我是不是喜欢上这个印度女孩了？
不对。
我哪有资格喜欢人家？一个在工地搬砖的打工人，人家姑娘会说五六种语言，气质高雅，凭什么看上我？
但感情这种事，从来不是"凭什么"能拦住的。
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在出租屋里突然发高烧。
烧到39.8度，浑身烫得像块铁板，躺在床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我给翻译老孙打电话，没人接。
打给国内的同事，大半夜的也没人回。
最后我想起了安雅。
我打过去的时候意识已经有点模糊了。
"安雅......我好像烧得不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
"你在家？别动，我现在过来。"
她住的地方离我至少有四十分钟的车程。
但我后来看了一下时间——她只用了二十五分钟就到了。
她冲进来的时候满头是汗，手里拎着一兜药。
她没问我怎么生病的，也没埋怨我大半夜打扰，上来就把冷毛巾盖在我额头上，一边喂我吃退烧药，一边用印地语骂骂咧咧的——我猜是在骂我不照顾自己。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她在接电话。
不是印地语，也不是英语，更不是中文。
是一种我从没听过的语言，音调拖得很长，像在唱歌一样。
她的声调很低，但语气很激烈，好像在和什么人吵架。
我烧得糊涂，想问她在说什么，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
后来我就昏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烧退了，安雅趴在床边睡着了。
她的手还搭在我手腕上——一整夜都在帮我量脉搏。
脖子歪着，肯定睡得很不舒服。
我看着她那张睡着了的脸，鬼使神差地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她动了动，没醒。
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管她是哪国人，管什么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我就是想跟她在一起。
我跟安雅在一起之后，日子突然变得有滋味了。
她会在我下班后到出租屋给我做饭——做的竟然是中国菜。
虽然味道有点奇怪——比如她做的麻婆豆腐会放椰子粉，炒的青菜里面有咖喱叶，但起码是热乎的家里菜。
她说这些是她在北京上学的时候跟食堂大姐学的。
"大姐说了，要抓住中国男人的心，先抓住他的胃。"她特别得意地把一盘不伦不类的西红柿炒鸡蛋端到我面前。
我尝了一口。
甜的。
她放了糖。
"安雅，中国北方做这个菜不放糖。"
"可是大姐说她们广东人都放糖啊！"
"......你那个大姐是广东人？"
"对啊！"
我哭笑不得。
那段时间是我在印度最快乐的日子。
恋爱八个月后，我跟她提了结婚。
她当时正在阳台上浇花，听到我的话，手里的水壶差点掉地上。
"你说什么？"她转过身来瞪着我，好像我说了什么疯话。
"我说，我们结婚吧。"
"你认真的？"
"我什么时候不认真过？"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那双大眼睛里有惊喜，有犹豫，有......害怕。
"程远舟，你确定吗？"她的声音很轻，"你真的要娶我？你不知道我——"
她突然咬住了嘴唇，把后半句话吞了回去。
"我不知道你什么？"
她摇了摇头："没什么。我愿意。"
然后她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愿意嫁给你。"
结婚的事情一定下来，我先给国内的父母打了电话。
我妈的反应比我预料的还炸裂。
"你说什么？娶个印度人？你疯了吧程远舟！"电话那头我妈的嗓门快把听筒震碎了。
"妈，你先听我说——"
"我听什么听！我跟你说，你要是敢娶那个外国女人，你就别回这个家了！我丢不起这个人！"
我爸在旁边抢过电话："远舟啊，你妈虽然说得难听，但她说得有道理。人家印度那边风俗习惯都跟咱们不一样，结了婚怎么过日子？再说了，人家姑娘家里知道吗？人家爸妈同意吗？"
"她跟家里......关系不太好，这个我之后再解释。"
"你看你看，连人家姑娘家里什么情况都搞不清楚，你就要结婚？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我妈又把电话夺了回去。
那通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以我妈摔电话告终。
我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
安雅从厨房端着一杯奶茶出来，递给我。
"妈妈不同意？"她坐在我旁边，声音很平静。
"嗯。"
"意料之中。"她笑了一下，那笑容有点苦涩，"中国爸妈嘛，我理解。"
我看着她："你呢？你家里那边——"
她的笑容一下子收住了。
沉默了好几秒。
"我的家人不会来。"她低着头说，"我和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安雅，你能不能告诉我——"
"远舟。"她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有些事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说。不是不信任你，是我还没有准备好。你能不能......给我时间？"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恳求，有惶恐。
我说好。
2019年3月，我们在海得拉巴登记结婚。
婚礼简单到寒酸——在一家中国餐厅订了两桌酒席，来的全是我这边的同事。
安雅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没有亲戚。
她穿了一身红色的莎丽，额头点了朱砂痣，漂亮得像画里走出来的人。
但就她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我对面，接受大家的祝福。
翻译老孙喝了酒，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跟我说："老程，我跟你说句实话——这姑娘身上有古怪。"
"什么意思？"
"她不是普通人。"老孙在印度混了半辈子，经验丰富，"你看她的举止、她的谈吐、她的眼神——这种气质不是一般家庭教出来的。在印度，能说流利中文、英文、印地语、再加上天知道她还会几种语言的女孩，家里背景绝对不简单。"
我皱了下眉头："你觉得她骗我？"
"我没那个意思。"老孙拍了拍我肩膀，"我只是说，你得有个心理准备。这种女人能嫁给你，要么是图你什么，要么是......逃什么。"
我笑了笑，没放心上。
那时候我想着，一个愿意大半夜跑来给我退烧、愿意每天给我做饭、愿意跟着一个穷小子登记结婚的女人——她能图我什么？
我一个月工资两万五，在国内连套厕所都买不起。
结婚那天晚上，宾客散去后，我去阳台抽烟。
推开门的时候，看见安雅独自坐在阳台的椅子上。
没有开灯，月光照在她身上。
她在哭。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无声的，眼泪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掉在红色的莎丽上。
我心里一紧。
"怎么了？"我蹲到她面前。
她看见我，赶紧用手背擦眼泪，挤出一个笑："没事没事，高兴的。"
"你骗不了我。"
她的嘴唇抖了抖。
好半天，她才开口，声音很轻很轻："程远舟，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
"重新开始？什么意思？"
她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谢谢你。"她说，"谢谢你娶了我。"
我搂着她的肩膀，心里有一丝不安，但更多的是心疼。
不管她过去经历了什么，以后都有我了。
我这样想着。
蜜月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
结婚后第三周，一个快递送来一个大箱子。
包装很普通，牛皮纸壳箱，上面贴着一堆我看不懂的印地语地址。
安雅签收的时候脸色变了一下。
她拿到卧室去拆。
我当时没在意，继续在客厅看电视。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我去卧室拿手机充电器，推门进去的时候——看到了让我目瞪口呆的一幕。
床上铺满了一捆一捆的钱。
不是卢比，是美金。
一捆一捆的，码得整整齐齐。
安雅手里拿着一封信，脸色惨白。
"这是什么？"我声音有点发紧。
她猛地抬头看我，然后飞快地把信塞进口袋。
"没什么......是一个......之前的朋友还我的钱。"
"安雅，这起码有几万美金吧？什么朋友会还你这么多钱？"
"远舟。"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双手捧住我的脸，"请你相信我，我没有做坏事。这些钱......是干净的。但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来龙去脉。"
她的眼睛红了。
"你答应过给我时间的。"
我咬了咬牙。
那天晚上，我看见她在卫生间里烧那封信。
打火机的光在瓷砖上跳动，信纸卷曲、发黑、变成灰烬。
她把灰冲进了马桶。
回到床上的时候，她抱紧了我，身体微微发颤。
"对不起。"她说。
我没说话，只是拍了拍她的后背。
但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
老孙的话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
"这种女人能嫁给你，要么是图你什么，要么是逃什么。"
婚后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幸福。
安雅是那种天生会当老婆的女人——温柔、细心、体贴、顾家。
2019年底，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了，取名程安安。
2021年初，老二，儿子，程念北。
2022年夏天，老三，小女儿，程暖暖。
五年三个孩子，安雅一个人带着，从没喊过一声累。
我的工程项目从一个接了一个，收入也稳步涨了起来。
在海得拉巴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不大，但够一家五口住。
日子嘛，就这么过着，平淡、安稳、知足。
但裂缝这种东西，不会因为你装作看不见就消失。
第一件让我觉得不对劲的事，是安雅的语言能力。
结婚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她会的不只是中文、英文和印地语。
有一次我带她去参加一个工程上的酒会，场上有法国人、日本人、阿拉伯人。
安雅在那些人之间游刃有余地周旋——跟法国人说法语，跟日本人说日语，跟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语寒暄。
我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
回家后我问她："你到底会多少种语言？"
她想了想："日常交流的话......六种？加上泰卢固语和泰米尔语的话，八种。"
"八种？"
"嗯。"她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家里请了很多老师。"
"你家......请了很多老师？"
她的笑容一僵，然后迅速掩饰过去："就是......培训班，印度很多家庭都让孩子学语言的。"
我没追问。
但"请了很多老师"和"培训班"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又不傻。
第二件事，是她的礼仪。
有一次公司周年庆，安排了正式的西餐晚宴。
我这种人对着一排刀叉都分不清哪个是吃沙拉的哪个是切牛排的，只能偷偷看别人怎么拿。
而安雅——
她坐下来的瞬间，就像换了一个人。
脊背笔直，餐巾铺腿上，右手持刀左手执叉，切肉的动作行云流水。
红酒举杯的角度、喝汤时勺子的方向、用完餐后刀叉摆放的位置——全部教科书级别。
同桌的几个人都看愣了。
我一个同事的太太悄悄在我耳边说："程经理，你太太这气质......不像一般人家出来的啊。"
我笑了笑，没接话。
第三件事，更诡异。
搬进新公寓后的第一年，我发现我们小区门口偶尔会停一辆黑色的SUV。
车窗是深色贴膜，看不清里面的人。
有时候一停就是一整天。
我跟安雅提过这事。
她听完以后脸色变了一瞬间，但很快恢复正常。
"可能是谁家的访客吧。"她说。
但我注意到，那之后她出门的频率明显降低了。
以前她还会带孩子去公园、去市场，后来几乎不怎么出门了，什么东西都让人送上来。
第四件事——钱。
安雅名下有一张银行卡，是她在婚前就有的。
我无意中看到过一次她的手机银行通知——一笔转入，金额是八十万卢比。
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七万块。
我问她："谁给你打的钱？"
她关掉手机屏幕："是......以前存的定期，到期了。"
八十万卢比的定期存款？一个做翻译的姑娘？
我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没有戳穿。
因为每次我追问这些事情，安雅要么沉默，要么哭。
她一哭，我就心软。
我就想着，算了，只要她对我好、对孩子好，管她以前是什么来头呢。
可是有些疑问，压得久了就会变成一根刺。
2022年冬天，大女儿安安过三岁生日。
那天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安雅已经把蛋糕和装饰全布置好了。
客厅里挂满了气球，三个孩子在地上爬来爬去。
安雅做了一大桌子菜，还开了一瓶红酒。
"难得你今天回来早。"她把酒杯递给我，脸上带着微微的酒红。
那天晚上气氛很好。
孩子们在地毯上玩闹，安雅喝了三杯红酒，脸颊粉扑扑的，话也比平时多。
我正在给安安喂蛋糕，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啜泣。
转过头去——安雅抱着安安的小外套，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安雅？怎么了？"
她把安安招过去，紧紧地搂在怀里，脸埋在女儿的头发里。
"你外婆要是能看到你就好了......"
她的声音在发抖。
"你外婆一定很想见你......"
安安才三岁，什么都不懂，只是被妈妈抱得紧了有点不舒服，扭来扭去地挣。
我放下蛋糕盘子走过去。
"安雅——"
她猛地抬起头来，像是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没事！"她飞快地擦掉眼泪，挤出一个笑容，"喝多了，说胡话呢。"
然后她松开安安，端起酒杯去了厨房。
我听到水龙头哗哗的声音响了很久。
她在用流水声掩盖哭声。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三个孩子在地上无忧无虑地玩耍。
心里有一块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堵着。
她的母亲。
她从没对我提起过她的母亲。
结婚五年，我甚至不知道她母亲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是死是活。
这正常吗？
2023年年中，又一件事把我的不安推到了顶点。
那天我加班回来得比平时晚，将近十一点。
打开门的时候，发现客厅灯亮着。
安雅坐在沙发上，对面坐着两个穿深色西装的印度男人。
三个人显然在谈话，听到门响都同时抬头看我。
那两个男人——怎么说呢，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身材魁梧，表情冷硬，西装剪裁考究，左手腕上都戴着同一款黑色手表。
像保镖？又不完全是。
更像是......某种带着任务来的人。
安雅看到我回来，脸上闪过一丝惊慌。
她迅速站起来。
"你回来啦！"她的语调刻意轻快，"这是我的两个老朋友，来海得拉巴出差，顺便来看看我。"
我看着那两个男人。
他们朝我点了一下头，没有笑容，没有任何寒暄。
然后其中一个用泰卢固语对安雅说了一句什么。
安雅点点头。
两人起身，快步朝门口走去。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个子高的那个顿了一下脚步，侧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敌意，是一种......审视。
像在打量一件东西值不值钱。
门关上后，我转向安雅。
"什么老朋友？大晚上的来你家，连个名字都不自报？"
"就是以前的朋友......"
"安雅。"我深吸一口气，"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瞒着我？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些钱、那些电话、小区外面的车、现在又是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人——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她的嘴唇紧紧抿着。
沉默。
沉默。
还是沉默。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低："远舟，如果有一天我把所有事情告诉你......你会不会离开我？"
"你倒是说啊！你不说我怎么回答你？"
"你先回答我。"她抬起头，眼眶红了，"不管我是什么人，不管我的家是什么样——你会不会离开我？"
我愣住了。
那一刻我心里翻涌着无数疑问、无数不安、无数猜测。
但看着她那张脸——那张五年来每天为我做饭、每天哄孩子睡觉、每天笑着喊我"老公"的脸。
"不会。"我说。
她走过来，把头埋在我胸口。
"你不会后悔的。"她说，"但你可能会害怕。"
这句话。
跟她答应嫁给我那天说的一模一样。
2023年11月17号。
这个日期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凌晨三点多，我被安雅的手机铃声惊醒。
印度的手机铃声都设的很大声，在死寂的深夜里格外刺耳。
安雅"腾"地坐起来，摸到手机接通。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听到她用那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在说话。
一开始声调还算平静。
然后突然——
"什么？！"
她用中文喊了一声。
接着是一连串急促的、那种语言的话。
我彻底清醒了，翻身坐起来："安雅？怎么了？"
她没理我。
电话打了大概两三分钟。
然后她放下手机，整个人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从床上滑下去，瘫坐在地板上。
"安雅！"我跳下床蹲到她面前。
她在发抖。
全身都在发抖，像是被扔进了冰窖里。
然后她哭了出来。
不是那种安静的流泪——是嚎。
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把隔壁房间的大女儿都吓醒了。
安安踉跄着跑进来，扒着门框喊妈妈。
安雅却像听不见一样，抱着膝盖缩成一团，哭得喘不过气来。
我一手搂住她，一手挡住安安不让她靠近。
"安雅！安雅你告诉我怎么了！"
她哭了好久好久。
等她终于能说出话来的时候，声音嘶哑得像砂纸划过："我妈......我妈快不行了......"
"你妈？"
"她住院了......他们说......让我回去......最后见一面......"
她又开始哭，整个身子抖得我都快抱不住。
那是我第一次见安雅彻底崩溃。
结婚五年，不管遇到什么事，她都是那种能扛的女人。
孩子半夜发烧她不慌不忙，工程款被拖欠家里断了收入她也没红过眼。
但那一晚，她碎了。
彻彻底底地碎了。
天亮以后，她红肿着眼睛坐在餐桌前。
三个孩子在客厅里闹着要早饭，我给他们泡了牛奶，然后坐到安雅对面。
"你要回去？"
她点头。
"在哪？我陪你。"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远舟......我回去，你不一定要跟着。"
"你妈都病成那样了，你以为我能让你一个人去？"
"你不明白。"她的手指绞在一起，指节发白，"我回去那个地方......和你想的不一样。"
"不管是什么样的，我陪你。"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在做什么艰难的判断。
最后她闭了一下眼睛。
"好。"
"但是——"她睁开眼，声音很郑重，"到了那里，不管你看到什么，请你不要害怕。"
又是这句话。
我的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出发前一天晚上，安雅做了一件让我寒毛倒竖的事。
她把三个孩子的出生证明、护照、我的护照、结婚证复印件——所有重要证件，全部装进一个文件袋里，交到我手上。
"这些你随身带着。"她说。
"为什么？"
"以防万一。"
"什么万一？"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说出了一句让我脊背发凉的话：
"万一我回不来——你带着孩子先走。"
"安雅！你到底在说什么？！"我的火一下子蹿上来了，"回个娘家至于吗？你把我搞得像是去送命一样！"
"我没有要吓你......"她低下头，"我只是......想做最坏的打算。"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
安雅也没睡。
我们两个人躺在黑暗里，各怀心事，谁也不说话。
第二天一早，我把三个孩子送到了翻译老孙家里暂住。
老孙看着我们两个的脸色，欲言又止。
"老程，你确定要去？"
"确定。"
"你这媳妇家里......到底什么来头？"
"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我自己都不确定这话是对他说的还是对自己说的。
我们从海得拉巴出发，先坐了一趟飞机到班加罗尔，又转了一趟小飞机到一个我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城市。
然后换了一辆车。
安雅没告诉我具体在哪，只是给司机说了地址。
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男人，一路上一句话不说，只是闷头开车。
公路先是宽阔的国道，然后变成双车道的省道，再变成坑坑洼洼的乡村路。
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小镇，从小镇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成片的椰子树和芒果林。
越开越偏。
越开越荒凉。
安雅从上车起就没说过一句话。
她坐在我旁边，死死攥着我的手，掌心全是汗。
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抖。
车开了将近三个小时。
"到底还有多远？"我终于忍不住问她。
她没回答，只是把头靠在车窗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我的不安越来越重。
手机信号已经变成了一格，周围连个村子都看不到了。
如果她是要害我，现在把我扔这儿，我连方向都找不到。
不——不能这么想。
她是我老婆，是我三个孩子的妈。
但"害怕"这种情绪是不讲道理的。
它不管你爱不爱她、信不信她，它就是会从骨头缝里往外钻。
车子突然拐上了一条路。
不对——是路的质量突然变了。
刚才还是坑洼的土路，一拐弯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面。
崭新的，乌黑发亮，像是刚铺不久。
路两旁齐刷刷地种着高大的棕榈树，修剪得整整齐齐。
然后我看到了人。
路两边站着穿卡其色制服的人，像是保安，又像是别的什么。
一个接一个，隔十几米就一个，笔直地站着。
他们看到我们的车来了，全部立正——那种军队式的立正。
我下意识坐直了身体。
"安雅......这是什么地方？"
安雅终于转过头来看我。
我看到她的嘴唇在哆嗦，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老公。"她说，声音在发抖，"我有些事......一直没有告诉你。"
车子缓缓停了下来。
我往前看。
那一刻，我的脑子"嗡"了一声。
眼前是一扇巨大的铁门，少说有五米高。
铁门两边是石砌的高墙，望不到头。
门柱上雕刻着复杂的花纹和一个我看不懂的徽章——一只展翅的孔雀，脚下踩着一把剑。
铁门缓缓打开。
里面——
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站满了穿制服的人。
大道的尽头，是一座......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宫殿？庄园？城堡？
反正不是普通人该住的地方。
我转头看向安雅。
她满脸都是恐惧和歉疚交织的表情。
而门口那些弯腰行礼的人，已经朝我们走了过来。
他们走到车窗边，毕恭毕敬地拉开车门。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仆人看到安雅，眼眶一红，用那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激动地说着什么。
安雅握了握他的手，声音嘶哑："我回来了。"
我坐在车里，浑身僵硬。
大脑在飞速运转，试图处理眼前这些完全超出认知的信息。
我这才意识到——我这个安徽合肥郊区长大、在四线城市读的二本、靠外派印度攒钱的普通打工人——
可能根本配不上她。
不——
准确地说，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而她五年来的每一次沉默、每一次流泪、每一次"以后你会知道的"——
答案，就在这扇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