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现学术造假的，总是来自体制外？

来源：知识分子

图源：Unsplash / Wulan Sari

撰文｜黄福涛 （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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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个名为“耿同学讲故事”的科普博主持续引发社会关注。

短短数周时间内，他连续公开举报多位知名高校院长、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以及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指出相关论文存在图片重复、数据异常和实验结果不一致等问题。随后，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相继启动调查，部分涉事人员被免职或受到处分。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并不仅仅因为涉及学术不端。

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揭开这些问题的，不是高校学术委员会、基金管理机构、学术期刊或科研诚信办公室，而是一位自媒体博主及其背后的学生群体和网络志愿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耿同学现象”已经超越了个案本身，成为观察中国科研治理体系的一面镜子。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造假，而在于谁发现造假

在任何国家，科研活动都不可能完全杜绝学术不端。

美国曾发生震惊世界的舍恩（Jan Hendrik Schön）事件，韩国有黄禹锡干细胞造假事件，日本有小保方晴子STAP细胞事件，德国则出现过多位政治人物因博士论文抄袭而被撤销学位。

因此，学术不端并非中国特有现象。

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科研治理水平的，不是有没有问题，而是问题能否被及时发现、独立调查并得到公正处理。

现代科研体系实际上建立在多重监督机制之上。

从实验记录到实验室内部审核，从项目验收到学术期刊同行评议，从学术委员会监督到科研诚信调查，理论上形成了层层把关的制度安排。

如果一个外部博主能够在短时间内利用公开数据库和图像比对软件发现明显问题，那么人们自然会追问：

这些制度为何没有更早发挥作用？

这恰恰是当前讨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科研诚信制度框架。从教育部到科技部，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到各高校，都出台了大量关于科研诚信建设的政策文件。

问题并不在于没有制度，而在于制度是否真正发挥作用。

从小保方事件看科研诚信治理

2014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STAP细胞事件。

当时年仅30岁的理化学研究所（RIKEN）研究员小保方晴子在《Nature》发表论文，宣称通过简单刺激即可使成熟细胞获得多能性。这一成果一度被认为可能改写再生医学的发展方向。

然而，论文发表后不久，全球多个研究团队无法重复实验结果。

随后有研究者发现论文存在图片重复、实验记录缺失以及数据处理不规范等问题。

最终，《Nature》撤稿，日本政府和理化学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介入调查，小保方被认定存在科研不端行为。

更重要的是，日本并没有把问题简单归结为个人失误。

理化学研究所进行了全面整改，日本学术界重新审视科研诚信教育、数据保存制度以及实验室监督机制。

此后，日本高校普遍加强了科研伦理教育与科研诚信培训要求。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在开展研究前完成科研伦理课程，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也将科研诚信培训作为项目申请的重要前提之一。

换言之，日本把一次学术丑闻转化为制度改革的契机。

这或许比处罚个人更加重要。

从曹雪涛事件到耿同学现象：

中国科研诚信治理发生了什么变化？

2021年，中国学界曾发生另一件广受关注的科研诚信事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被国际知名科研诚信监督人士Elisabeth Bik指出，其团队多篇论文存在图片重复和数据异常等问题。随后，科技部组织调查组展开调查。

最终公布的结论认为，相关论文不存在造假、抄袭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但存在大量图片误用和实验室管理不规范问题，对曹雪涛本人给予暂停项目申请资格、暂停招生资格等处分。

这一结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处罚过轻，也有人质疑调查过程缺乏足够透明度。

笔者当时在接受《Science》杂志采访时曾指出，调查历时较长，但最终公布的信息过于简略，公众难以了解调查依据、证据认定过程以及责任划分逻辑。对于担任大学校长和院士的学术领军人物而言，其科研诚信责任理应高于普通研究人员。

今天回头看，曹雪涛事件与当前的“耿同学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前者主要依靠国际学术共同体和PubPeer等专业平台推动；后者则更多依赖国内自媒体、研究生群体以及公众监督。

前者最终由国家层面组织调查；后者则主要由高校自行启动调查程序。

这说明中国科研诚信治理正在发生某种转变：社会监督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比过去更加重视科研诚信问题对机构声誉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一个根本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科研诚信究竟应主要依赖外部监督，还是依赖学术共同体自身的治理能力？从长远来看，任何成熟的科研体系都不可能长期依赖体制外监督力量，而必须建立以学术共同体自我治理为核心、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科研诚信治理机制。

学术不端为何越来越集中出现在“成功者”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被举报的对象大多不是普通研究人员。

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显赫的学术身份：

• 长江学者；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院长、副院长；

• 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

• 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这容易给公众造成一种印象：是不是越成功的人越容易造假？

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现代大学治理研究表明，学术成就越高的人，往往承担更多行政职责、项目管理职责和人才培养职责。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研究者，而成为大型科研团队的组织者和资源整合者。随着团队规模扩大、论文数量增加、项目经费增长以及行政责任加重，对研究过程的直接监督能力反而可能下降。

与此同时，高层次人才处于学术评价体系的顶端位置，其成果受到的外部关注和审查也更加严格。

因此，当前连续曝光的案例未必意味着高层次人才群体的问题更加严重，而更可能反映出中国科研体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科研诚信问题开始从个体行为层面上升到组织治理层面。

如果说过去的问题主要是个别研究人员违规，那么今天的问题更多涉及大型科研团队如何管理、大学如何监督以及制度如何问责。

学术不端背后的评价逻辑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耿同学现象”实际上触及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学术评价体系。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科研论文生产国之一，在多个学科领域进入世界前列。

这些成绩是真实存在的，也值得充分肯定。

然而，任何制度都会产生激励效应。

当论文数量、期刊等级、科研经费、人才称号、项目等级以及学科排名与资源配置紧密挂钩时，评价体系就会产生强大的行为导向作用。

对于绝大多数科研人员而言，这种压力不会导致学术造假。

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度依赖量化指标的评价体系会增加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风险。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激烈的领域，科研成果不仅意味着学术荣誉，更意味着职位、资源和发展机会。

当学术成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非学术价值时，学术诚信就容易受到挑战。

因此，“耿同学”揭露的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也不仅是个别高校的问题，而是与整个科研评价体系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科学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是学术造假。

近年来，Nature、Science等国际顶级期刊持续讨论“重复性危机”（Reproducibility Crisis）问题。

许多研究即使不存在明显造假，也可能因为实验设计缺陷、数据选择偏差或统计方法不当而难以重复。

从这个角度看，“耿同学现象”反映的不仅是科研诚信问题，也提醒我们重新思考科学研究的质量控制机制。

行政化大学中的科研诚信困境

如果进一步追问，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

为什么近年来一些受到质疑的案例往往涉及院长、副院长、实验室主任、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等学术精英群体？

这不仅是科研诚信问题，也涉及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经历了快速扩张和现代化转型。与此同时，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体系也不断强化。

许多优秀学者在获得学术成就之后，逐步进入行政岗位，兼任院长、副院长、重点实验室主任、学科带头人等职务。

这种现象本身并非中国独有。

美国、日本和欧洲大学同样存在教授担任行政职务的情况。

但中国高校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联系往往更加紧密。

在不少高校中，科研资源配置、人才引进、项目推荐、职称评审和学科建设等重要事务高度集中于少数管理岗位。

因此，行政职务不仅意味着管理责任，也意味着资源控制能力。

对于许多学者而言，学术成功与行政晋升往往相互强化。

这种结构容易产生两个后果。

第一，部分学者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职责，而能够投入科研一线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减少。

第二，学术团队规模越来越大，科研活动越来越复杂，但监督机制却未必同步完善。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层次人才可能逐渐从研究者转变为科研组织者。他们负责争取项目、协调资源、管理团队，但对实验过程和原始数据的掌握程度反而下降。

这并不必然导致学术不端。

但如果缺乏有效监督，就可能形成责任模糊地带。

因此，当前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理解为个别学者道德失范。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

中国大学是否已经建立起与大规模科研组织相匹配的治理机制？

如果科研活动越来越依赖大型团队，那么科研诚信治理也必须从关注个人转向关注组织。

如果大学治理越来越复杂，那么学术监督机制也必须同步升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耿同学现象”不仅暴露了科研诚信问题，也暴露了大学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尚未解决的一些结构性矛盾。

为什么是今天？

“耿同学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

过去十余年间，科研监督的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方面，PubPeer、Retraction Watch、Crossref等国际学术监督平台逐渐普及，图像比对软件、人工智能识别工具和开放数据库大幅降低了发现问题的技术门槛。

过去需要专业编辑和领域专家才能识别的问题，如今研究生甚至本科生也有可能发现。

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博士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数量持续增长，学术共同体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年轻研究者开始主动参与学术监督和科研诚信讨论。

与此同时，高校声誉竞争日趋激烈，网络舆论传播速度显著提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耿同学现象”实际上是技术进步、学术共同体成长以及社会监督强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谁应该承担责任？

当前学术不端治理中一个突出问题是责任主体过于单一。

很多情况下，最终受到处罚的往往只是论文作者本人。

然而，现代科学研究早已不再是孤立个体的活动。

一篇高水平论文背后，通常涉及研究团队、实验室、导师、学科负责人、学院管理者以及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如果一个实验室长期出现问题，仅仅处罚学生或青年教师显然是不够的。

国际经验表明，科研诚信治理正在从“个人责任”逐步走向“组织责任”。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不仅关注个人行为，也关注实验室管理责任。

日本STAP事件后，理化学研究所整体整改。

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将科研诚信表现纳入机构评估体系。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仍以个人问责为主。

未来或许需要建立更加完整的责任链条。

对于严重学术不端行为，不仅应取消相关人员项目申请资格、研究生招生资格和人才称号，还应根据责任程度追究实验室负责人、学科负责人乃至学校管理层的责任。

对于长期出现系统性科研诚信问题的单位，可探索建立与学科评估、重点实验室评估以及科研项目申请资格相衔接的问责机制，以强化组织层面的责任意识。

这并非为了扩大处罚，而是为了强化组织责任。

因为学术诚信不仅是个人品德问题，也是组织治理问题。

从科研大国走向科研强国

今天，中国已经不再缺少科研投入。

国家研发经费总量位居世界前列，高水平论文数量持续增长，科研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未来真正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可能不再是资源投入，而是治理能力。

科研诚信正是这种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科研诚信建设的政策文件。特别是近年来《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等文件相继出台，显示国家层面对科研诚信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但制度建设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

首先，应继续推进科研评价改革，减少对论文数量和人才称号的过度依赖，更加重视原创性、长期贡献、研究质量以及成果的可重复性。

其次，应将科研伦理教育制度化。无论教师还是研究生，都应接受持续性的科研诚信培训。更重要的是，遵守研究伦理应成为从事科研活动的基本资格，而不仅仅是一项职业要求。在教师聘任、职称评审、人才计划评选、科研经费申请以及研究生导师遴选过程中，科研诚信都应成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第三，应建立更加独立和透明的调查机制。公众不仅关心有没有处罚，更关心调查是否公正。调查程序的公开透明，本身就是科研公信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打假走向治理

“耿同学现象”终将过去。

但中国科研治理体系面临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

从曹雪涛事件到今天的“耿同学现象”，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科研诚信建设已经不能停留在个案处理层面，而必须进入制度治理阶段。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从科研大国迈向科研强国的国家而言，科研诚信不仅关乎学术声誉，更关乎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国科研发展的关键词是“投入”和“增长”，那么未来二十年的关键词或许将是“质量”和“治理”。

真正成熟的科研体系，不是没有问题的体系，而是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独立调查问题、公开处理问题并不断完善制度的体系。

因此，“耿同学现象”最重要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揭露了多少问题论文，而在于它提醒我们：

学术监督不应长期依赖体制外力量，科研诚信也不能寄托于个别“打假英雄”。

当科研伦理成为每一位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当科研诚信成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资格，当学术共同体能够依靠自身制度维护学术规范的时候，中国才能真正从科研大国走向科研强国。

科学研究可以容忍失败，但不能容忍造假；学术共同体可以容纳争论，但不能失去诚信。

“耿同学现象”真正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谁造了假，而是谁来守护学术的底线。

如果一个科研体系需要长期依赖体制外力量发现问题，那么需要反思的或许不仅是个别研究者，更是整个治理体系。

对于正在迈向科技强国的中国而言，科研诚信不是科学发展的附属品，而是创新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

或许有一天，人们不再记得“耿同学”举报过哪些论文。但如果中国科研体系能够因此建立起更加成熟、透明和可信的科研诚信治理机制，那么这一事件留下的价值将远远超过一次网络热点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