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合法外衣”的新型腐败，骗过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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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顾 敏

“我只是让他把房子打折卖给我，还特意叮嘱不能让他亏钱，钢筋水泥也要成本啊。”讯问室里，面对办案人员的提问，一名干部这样辩解。在他的理解里，让老板以成本价卖房，是熟人之间的照顾，是对方给面子，唯独不是犯罪。然而，法律认定不以个人感觉为准。一套市场价500万元的房子，他以300万元“成本价”拿下，200万元差价最终被认定为受贿。

这并非个案。近年来，赤裸裸的现金交易逐渐减少，披着市场外衣、民事活动外衣的新型腐败翻新升级。一些党员干部对此存在明显的认知盲区：有人将低价买房看作“占点小便宜”，有人把高息放贷当成正常投资，还有人将购买原始股获利归功为“眼光好”。有些“外衣”过于逼真，甚至连落马官员自己都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合法外衣”到底骗过了谁？又如何识破？

是市场交易，还是权力对价？

现实案例中，一些落马官员习惯用“借”字为自己的贪腐行为“打掩护”。他们向管理服务对象“借钱”，郑重其事写下借条，便觉得万事大吉；也有人反过来，把钱借给老板，心安理得收取高额利息，把这归功于“投资眼光好”。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又不是无本万利。”

面对这些精心包装的行为，办案人员不会只看表面文章。常熟市人民法院刑庭庭长陈洁给出的判断标准很明确：不只看有没有借条，还要结合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干部向老板“借”钱，首先要追问借款事由是否正当合理，钱款流向何处。

陈洁曾遇到一个案子：一名干部从一名老板那里“借”出钱，转手就以更高利息借给另一名老板。资金来去路线本身便已说明，他并无借款需求。接下来，要看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正常经济往来，是否存在职务关联，“借款”背后有没有利益交换，干部有无真实还款意愿和能力，未归还的原因是什么。将这些疑点放在一起，真相便很难藏住。

另一种情形，是干部主动借钱给企业，坐收高息。

南京市江宁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翟元梅介绍，如果企业资金充沛、根本没有融资需求，干部收取的利息可能被整体认定为受贿；如果企业确实需要融资，则要比较其同期从其他非公职人员借款的利率，明显高出的部分同样会被认定为受贿。

换言之，干部想把钱借给管理服务对象赚取高息，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对方从别人那里借钱，也会给出同样水平的利息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高出正常行情的部分，就极有可能是权力的对价。

比高息放贷更隐蔽的，是“投资入股型”受贿。典型情形是：领导干部在企业初创阶段象征性投入少量资金，成为“原始股东”，此后企业多次增资扩股，这名“股东”既不按比例同步出资，也不参与经营管理，却在土地审批、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企业帮助。等到企业上市或估值上升，这些“影子股东”便获得巨额收益。

一名厅级干部在被审查调查期间一直辩称，自己炒股多年，具备投资判断能力，即便对方不提醒，自己也会投资。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眼光独到的投资者，却回避了关键事实：行贿人早已向他作出“保本保收益”的兜底承诺。

“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从一开始就不是市场行为。”翟元梅分析，一些干部可能觉得自己只是违规经商，最多是违纪。但行为性质不以个人理解来认定，关键看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是否借经营主体外壳谋取私利。对于有实际出资、有经营痕迹的案件，认定会更复杂，需要结合项目来源、利润让渡、经营风险等证据综合判断，“核心是分析权力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

是人情往来，还是利益输送？

当办案人员一层层剥开市场交易的外衣，落马干部往往会退到同一道防线后面：我们是多年朋友，这是人情，不是交易。

这种“人情说”在职时表现为：借条被查，说是朋友间正常的资金拆借；低价买房被查，说是熟人间的互相照顾。在他们口中，所有利益输送都成了“人情往来”。

但办案人员看到的事实却截然相反：有些所谓的“朋友”，在干部没有职权前并不会送钱、送好处；一旦其到了某个岗位、手中有了相应权力，钱、礼和“稳赚不赔”的商业机会便纷至沓来，甚至随职务升迁而逐年加码。

陈洁对一起80后基层干部受贿案印象深刻。此人担任过乡镇主要负责人，确实为企业协调解决过不少问题。但走上领导岗位后，逢年过节收受购物卡、礼金逐渐成为习惯。有的企业一开始送3000元，随着其职务升迁增加到5000元，个别老板每年春节前后送十几万元。多年累积，受贿金额达到150余万元。

“他觉得自己帮企业做了不少事，对方给一点好处没什么。有时候还觉得人家诚心送来，自己不收显得没有人情味。”陈洁表示，服务企业、帮助沟通协调，本就是公职人员职责范围内的事，“公职人员领了工资，凭什么再额外收别人的钱？若是超出职责范围的‘帮助’，影响公平竞争环境，更是错上加错，影响恶劣。”

而这种因权力而生的“人情”，并不会随着退休自动终结，反而可能转化成另一种更隐蔽的形式。

“我凭自己的技术去企业打工，为什么要处分我？”一些退休干部在面对监督检查时深感委屈。他们把自己退休后在企业领取的高薪，解读为“老朋友给的发挥余热的机会”。

问题在于，有些人所谓的“技术”，并不是离开权力后依然过硬的专业技能，而是在原岗位上积累的审批资源、人脉关系和职务影响；他们去的企业，也往往集中在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到底是退休后“发挥余热”，还是权力影响力的“延期兑付”？相关规定已作出明确区分：退休党员干部利用与原职权无关的个人专业技能从事公益服务，是政策允许的；但到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利用原职权或职务影响为本人和他人谋取利益，则属于明令禁止的行为。

翟元梅介绍，退休后违规兼职取酬，实践中多表现为违纪问题；但如果退休前已为他人谋利、约定退休后再收钱，或者退休后利用原职权形成的影响力为企业协调事项、收取高额报酬，就可能触碰犯罪红线。“关键还是看职权或影响力到底怎么体现。”

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

这些认知偏差，真的是因为干部“不懂”吗？

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观察到一种心理轨迹：涉案干部一开始是“假装信了”。他们反复告诉自己，这只是朋友间的帮忙，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说着说着，似乎就真信了。等到坐在讯问室里，依然一脸无辜。一些落马官员甚至在写忏悔材料时，仍认为自己只是“占了点小便宜”，没有意识到已触碰纪法底线。

“真正完全不能判断是非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有侥幸心理，觉得这件事有问题，但应该不会被发现，对方不会‘出卖’自己，或者不至于会那么严重。”陈洁直言。

翟元梅也有同感：“部分干部觉得一些行为最多是违纪，把钱退出来、给个处分就行了，没想到会构成犯罪。”这种心理的起点往往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把行为性质往“正常”那边归类，时间一长，就真的觉得没问题了。

这种认知偏差，也暴露出警示教育中的一个现实短板。一位长期从事职务犯罪案件审理的工作人员坦言，一些警示教育更侧重“禁令式”宣讲和案例震慑，告诉党员干部“什么不能做”，却没有把“为什么不能做”讲透，也较少提供“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办”的具体指引。结果是一些干部对纪法规定一知半解，遇到披着各种“外衣”的诱惑时，容易以个人经验、侥幸心理代替纪法判断。

该工作人员建议，一方面，要通过典型案例剖析、模拟场景推演和现场答疑，把新型腐败的表现形式、认定标准和法律后果讲清楚，特别是要用身边人、身边事来进行警示教育、精准滴灌；另一方面，增加“怎么办”的具体指引，比如，遇到企业邀请投资怎么办？遇到低价购房怎么办？退休后接到兼职邀请怎么办？对于这些真实场景，应当提醒党员干部主动报告、严格审批，坚决拒绝各类明显偏离市场规则的交易安排。

一场庭审就是一场深刻的法治教育课。在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中，陈洁格外重视法庭教育环节。她会针对被告人的辩解，结合其思想状况，逐条讲清问题出在哪里。同时，她提醒旁听的党员干部：所谓的人情往来、民间借贷、市场交易，背后是否掺杂了职权因素？所谓的帮忙协调，究竟是本职工作，还是滥用了职权？所谓的朋友关系，是否因为权力而变了味？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无论腐败披着怎样的“外衣”，认定是否构成受贿，终究要回到一个核心判断：对方送出的钱款或财产性利益，买的是不是手中的权力？获得财物的对价，是否与职权相关？“只要符合权钱交易这个本质特征，就是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