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民间灵异鬼怪恐怖故事：芳村·焚楼

（本故事改编自网友真实爆料或民间流传，写的不好请谅解，本人专注于灵异故事编写，欢迎大家提供素材，我来写，一起打造现代版的聊斋志异）

楔子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广州中元节，芳村酒吧街尽头那栋三层废楼外头，又有人烧纸了。

黑灰在夜风里打着旋儿升起来，沿着二楼那扇没有玻璃的空窗框飘进去。我站在堤岸对面的花地河边，看着那些纸灰在那扇黑黢黢的窗口盘旋了几圈，然后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吸住了，不再往上飘，就那么滞在半空中，迟迟不肯落下去，也不肯散掉。

纸钱烧完了，人走了。那摊灰烬在柏油路面上留下一片焦黑的印记。我认识烧纸的人——或者说，我知道他烧纸给谁。

那年七月十五的前一天，他在那栋废楼一楼的墙角里缩着，怀里抱着一个用碎花布扎成的简陋的布娃娃，嘴里絮絮叨叨地跟布娃娃说话。

“阿香，今晚是七月十四，你得回去啊。”

“你不要在这里了。”

“你走了以后，我来烧纸给你。”

他反反复复地说，从傍晚说到天黑，从天黑说到月亮升起来，说到他自己嗓子都哑了，说不下去，就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哭得像个几岁的孩子。

他叫老周。芳村花地街最早的那批环卫工，在这条街上扫了将近三十年的地。整条长堤路到联合围码头那一带，哪家店换过老板、哪栋房子死过人、哪个下水道井盖底下藏过什么东西，没有他不知道的。

他也是第一个在那栋废楼二楼的水泥台子上发现那个东西的人。他没有报警。

他说：“那里的东西，警察动不了。”

他跪在那栋废楼的二楼满地碎玻璃渣子的水泥地面上，把那一块散落在破铁盆里面的骨殖，用他自己在外面捡来的几块碎红布，一块一块地捡起来，裹上，再一块一块地码进他从垃圾桶捡来的饼干铁盒里，码得整整齐齐。码完了，盖上盖子，把铁盒放在那面朝东的窗口底下，放了一个月零几天。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跟我一起走到那栋废楼外面，指着二楼那个总是亮着白光的窗户，跟我讲了一句话。

“那里面，不是人。”

第一章 荔湾花地

二〇一二年以前，芳村酒吧街还叫白鹅潭风情酒吧街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周都会去那边的宵夜档，跟几个老朋友喝酒。当时酒吧街生意好得不得了，一到晚上整条长堤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沿江一带停满了车，夜风里弥漫着烧烤的味道。

我的工作是做水上货运的调度，经常在芳村码头一带出入。联合围码头那时候还在正常运作，偶尔还有内河的小货船从花地河开过来在这里卸货。码头旁边有一栋灰不溜秋的水泥建筑，三层楼高，外墙上的白色涂料早就脱落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黄色的抹灰层。

“那栋楼做么子的？”有一天晚上我路过码头，问老周。

老周正拿竹扫帚扫长堤路，头都没抬，说了一句：“冇人住了。以前是工厂宿舍，后来倒闭了，闲了好多年了。”

“冇人住？那不是浪费吗？”我说。

老周停下扫帚，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不像是“我在跟你闲聊”，更像是在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想进去。

他那天没有接我的话。但他也没有扫干净那摊纸灰。

那摊纸灰在中元节之后被雨水冲了几场，淡了一些，但始终没被完全冲干净。后来每次我路过长堤路，走到那栋废楼门口的时候，都会看到那片灰黑色的印记在柏油路面上一块一块地往外渗。

老周后来告诉我说，那片印记不是烧纸烧出来的。那片印记是去年正月十六那天，派出所的民警从废楼三楼搬下来一个黑色的大胶袋，胶袋在外面的柏油路面上拖行的时候，胶袋里渗出来的东西一直渗进路面的毛细孔隙里，怎么洗都洗不掉。

胶袋里装的是一个人。

一个人死在那栋废楼的三楼，死了两个月才被人发现。

第二章 联合围码头

二〇〇六年秋天，广州灵异探险队的一群年轻人从荔湾芳村酒吧街的尽头走到联合围码头的方向，他们的初衷是寻访当年的德国大教堂遗址。他们在码头附近兜了很久，没有找到教堂的影子，却在码头后面的巷子里发现了这栋庞然大物。

三层的建筑，一眼望过去规模非常大，外墙被烟熏过，大面积的墙面发黑，有很明显的火灾痕迹。他们绕着这栋楼走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人在里面生活的迹象，荒废多时。

“进唔进去？”领头的那一个犹豫了很久。

当时是下午三点多，天光正亮，阳光从外墙的破洞射进去，把一楼大厅的地面照亮了。几个人互相壮胆，从一扇已经歪掉的铁门侧身挤了进去。

一楼的空间异常地大，不像是住宅楼的格局。混凝土柱子在楼层里支撑着，那些柱子的外皮剥落了很多，露出里面锈迹斑斑的钢筋。地上铺着厚厚一层灰，灰上面有脚印，新旧交错，有大的，有小的，有穿运动鞋的，有穿拖鞋的。

二楼的样子比一楼更吓人。

二楼整个墙面的白色涂料全被高温烧爆了，一块一块鼓起来又碎开，像一张张即将脱落的皮肤。天花板的混凝土被烧得露出了骨料，黄黄绿绿的，像烧过以后的皮肤的纹理。脚下的地面全都是碎玻璃渣子，不知道以前这里是什么用途——窗户很多，全部碎了，碎成一块一块大小不等的玻璃片散在地面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响得很脆，像咬碎了一个人的骨头。

二楼的楼梯拐角处，有一个人脸。

不是活人脸上有人脸，是一面水泥墙上的一张投影，在下午的光线从破窗子射进来的时候，在墙上投下了一个女人侧脸的阴影。那个阴影的轮廓极其清晰，比例也是真实的，不像是任何现有的物品投射出来的。而且这个侧脸在探险队进入这栋楼以后一直在动，它随着太阳光线的变化而缓慢地调整着自己的姿态，从侧脸变成微微偏侧着脸，好像二楼来了一群人，她要用这个姿势来辨认。

从人群的最后面挤出一个年纪最长的，姓梁，年轻时候在部队服役过，做过侦查兵。后来他讲这种光线下是不可能投射出这么完整的像的，因为碎玻璃太多了，光的方向过于错落，按照物理学的原理，一块碎玻璃的反射面不可能把完整的人脸投影到一面粗糙的水泥墙面上。他朝那个人影走过去，手电照向墙角，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可墙上的人脸不见了，墙角留下一个直径大约十厘米的灰白色的反光点。手电光照过去，反光点像一只圆溜溜的眼珠子在瞳孔的某处转动了一下，然后被手电光逼进了水泥墙的孔洞的深处。

梁退伍后一直随身带着一把小铜剑，是他在某个道观里面请的。他在那堵水泥墙面前拿出铜剑，在那个墙根的孔洞附近画了半个圈，带头的那个走过去拍他的肩膀，手还没落下去，二楼的玻璃窗里突然亮了一下，白光闪了。

那阵白光来自二楼的窗户，不是太阳光的反射，也不是手电光的折射。是窗户的玻璃片里有人在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些碎玻璃里有一些眼睛，是那些从碎裂的玻璃镜面中撕开的碎片的棱角截下来的夜景，它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

队伍里有人开始干呕，他形容那栋楼的气味是一股腐烂的臭味加上烧焦的肉味，他自己扛不住了，蹲在楼梯口大口大口地吸气。

探险队在一楼大厅的最深处发现了一样东西。一个水泥砌成的台子，矮矮的，差不多到人的膝盖。上面供着东西——三盘已经干透了的鸡蛋花，一盘刚放上去不久的，还新鲜着，花瓣半开，颜色暗黄，散发着一种幽幽的香气。鸡蛋花旁边的地上一堆被啃得很干净的细碎的鱼骨和一副完整的鱼头骨，鱼骨被人用细心的顺序摆成了一个人头的形状，下颌骨朝上，跟额骨的角度几乎是九十度。

那个在水泥台子上摆放鸡蛋花的仪式，显然是一个人在一次一次地做。他从发现这栋楼到如今，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每一次来的时候，那盘花的位置在台子的正中偏左的位置，花瓣数每次都差不多。

三盘鸡蛋花，不多不少。

有人想到这里头最开始是一个人在安放鸡蛋花，他在祭奠一条鱼。鱼的骨头代表一个已经不在这个维度生存的人，鱼头骨的形状在梦中被人问起过，它指的方向就是那个人骨殖掩埋的方向。

第三章 灶

那栋废楼是在二〇〇一年左右发生火灾的。

没有准确的日期，也没有任何公开报道。老周说那时候他还在芳村扫街，某天下午从花地河方向吹来的风裹着呛人的焦糊味，码头边的几个人跑过来拉他去看，说那边那栋老房子起火了。

明火不是从外面冒出来的，是从楼板的缝隙里窜出来的，带着大团的黑色浓烟。火势在楼里烧了很久，烧透了三层楼板，一直烧到楼顶。消防车来得不算慢，但进不去。那栋楼周边的路太窄了，巷子弯弯曲曲的，消防车的云梯够不到那个高度。

老周说被烧死的人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人一直没找到尸体，说她可能在那场大火里被烧得什么都不剩了。

那个人姓甚名谁，老周说他不清楚。他只知道那是一个女人，年纪不大，梳着两条辫子，是那个宿舍楼的管理员。大火烧起来的时候她正在二楼的传达室里整理当天的报纸，听到什么动静，她没有跑，而是从传达室冲了出来，拿着走廊上的消防水带去开消防栓的阀门。

火灾原因是电气线路老化，早在当晚之前一段时间里那里就断断续续地有过线路闪络。当天晚上宿舍的电压不够稳定，最终在那天晚上出现了打火现象，火花从电表箱里飞溅出来引燃了堆积在楼梯间的旧物料。火势短时间内就封住了楼梯，根本不可能往上走。

几个住在三楼的人从窗户跳到雨棚上，再从雨棚跳到地上，摔断了腿和胳膊，但保住了命。住在二楼的逃生不了，因为楼梯在二楼的拐角处有一个九十度的急弯，那个拐角的设计完全不满足消防通道的宽度要求。火势蔓延以后一楼到二楼的转角处的木材楼板出现垮塌，楼梯在那一段整个垮掉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连接被火和废墟彻底切断。

那个女管理员从那以后就找不到了。清理废墟的时候所有在火灾中遇难的人都从残骸中找到了遗骸，只有她“凭空消失了”。

老周说他相信她还在这栋楼里。她不是消失了，她是出不去了。她被困在大火里困得太久了，困到她的身体被烧成了一具不完整的残骸，困到残骸从废墟中因为清理现场的疏忽被铲走了，困到她的骨殖从那堆建筑垃圾里被货车拉到番禺的某个填埋场，在那里被推土机推平、压实，再也无法复原了。

她在这栋废楼里出现过，任何一个单独进入过这栋楼并在二楼逗留过的人都能见到她站在二楼楼梯间的拐角处的某个方向上，她的两只手紧紧地攥着一根已经烂了的水管，她的嘴在动——不是在呼救，是在跟每一个人问同一句话。

“你怎么现在才来救我？”

第四章 白窗

二〇一二年夏天，广州入了雨季，芳村酒吧街的客流在这年出现了一些变化，酒吧街末尾的那几家店铺开始陆陆续续地关门了。长堤路的人流量少了很多，码头后面的那片巷子也日趋冷清。

我经常在联合围码头一带停靠我厂里的小货船。那年暴雨的夜晚泊在码头过夜，偶尔会开车沿着长堤路往酒吧街的方向走。夜里那段路路灯不太亮，只有江对面白鹅潭的灯光反射在江面上，把沿江的轮廓勾勒出一条模糊的光带。

几次看到那栋废楼的二楼窗户透出白光的夜晚，都不是同一时候。有时是暴雨初歇，有时是浓雾迷茫，有时是广州回南天的雾气弥漫，路边的石阶都滑得站不稳。但那道白光永远在那个二楼的窗框的正中央，不晃不闪，不增不减。

不是月亮——天空的月亮有时候被遮得严严实实，那道白光还在。

不是路灯——那段路的路灯一到深夜就关了，那道白光在路灯熄灭以后比路灯亮着的时候还要亮。

老周说那是阿香的灯。他说，阿香在那场大火里被困在二楼了，她的身体烧没了，魂魄就化成了一盏不会灭的白灯，在那扇破碎的窗框后面，照着每一个从码头后面这条巷子走夜路的人。

我问他，阿香呢？

老周说，阿香走了。她早就不在这里了。

那盏灯是谁点的？

老周没有回答。他打开我的副驾驶的门坐进来，在江边抽完了一整包烟，把烟盒攥扁了，扔进码头的垃圾桶里。他熄灭了最后一根烟，望着那栋废楼的方向，说了一句我琢磨了很多年也没琢磨透的话。

“阿香点的。她不想回来，但她不点这个灯，她怕那些人找不到回来的路。”

第五章 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的一个周末，芳村酒吧街尽头的那栋废楼的铁门被人撬开了。不是探险队，是一个拾荒者。

他姓闻，我叫他闻哥。他是花地街附近的“元老级”拾荒者，在这附近捡了十几年的破烂。花地街、芳村大道东、鹤洞路一带的小巷子他都钻遍了，长堤路这些地方他一晚上能走三遍。

闻哥说，他进那栋废楼是因为以前有一次看到里面有个女的在二楼窗口朝他招手，他以为有人需要帮助。他在楼下喊了好几嗓子，那女的没有回他话，但她的手一直在动，招手的频率越来越快，快到了他眼睛跟不上的程度。

闻哥没有什么忌讳，那天撬了铁门就上去了。

二楼碎玻璃太多，他穿的是捡来的旧皮鞋，鞋底子老化了，薄得很，玻璃渣子透过鞋底扎他的脚底板。他拿捡来的木棍在碎玻璃堆里拨拉着走，拨着拨着，棍子碰到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铁盆，破了一个大窟窿，铁盆底下铺着几块旧棉布，棉布上面是白花花的东西。一根一根的，密密匝匝的。

闻哥说，那个盆子里面全是骨头。人的骨头，很小很小的骨头，像婴儿的骨头，又不像婴儿——骨头的尺寸比正常的成年人大一些，但它不是完整的人体骨骼的任何一部分。

闻哥用棍子拨开碎玻璃仔细看了看，那些骨头整齐地码放着，按粗细长短分组，又粗又长的放在盆的左侧，细小的放在盆的右侧，每一根骨头朝向都是一致的，像是被人精心排列过的一种仪式。

他吓得从铁盆旁边连滚带爬地退出去，下楼梯的时候崴了脚，肿了一个多星期才能下地走路。

他后来听到一个说法，这栋废楼在大火之前，曾经是一个非法存放物品的地方。

闻哥没有报警。他说，那些骨头要是被人知道了，怕是要被当成什么案件的证物拿走，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安葬了。

他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了那堆骨殖。

第六章 河

二〇一四年春，闻哥用老周的环卫垃圾车，从废楼里带出了两样东西。一样是那个烂铁盆连同盆里的所有骨殖，一样是那个水泥台子上的三盘干透了的风干鸡蛋花。

老周拉闸的垃圾车有一个加装的黑色帆布篷，闻哥把铁盆和那几盘鸡蛋花塞进老周的蛇皮袋里，老周踩着他的环卫三轮车，沿着花地河岸的绿道慢慢蹬。走到花地河与珠江交汇的河口的时候，他们停下来。

闻哥把铁盆从蛇皮袋里取出来，把盆里的骨殖一块一块地捡出来，用手捧着，撒进花地河的河水里。

水流不急，骨殖沉下去的速度很慢。有一些骨头在水面上浮了一下，像是犹豫了一下，往下沉的方向被什么东西托住了一样，在水皮的表面缓缓地转了一圈，然后才慢慢地翻了身，朝水底沉下去。沉下去的骨头在河水的暗色调里变成了一道一道模糊的白影，随着水流的方向往下游飘移了几十米以后就彻底从河面上消失了。

闻哥撒完最后一根骨头，把那几盘鸡蛋花从蛇皮袋里取出来，抖了抖上面的灰，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放在河边的水泥栏杆上，排成一排。然后把那个铁盆连同碎棉布一起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把编织袋叠好，塞在老周的三轮车斗下面。

他趴在河边的栏杆上往下望了很久，望着花地河面上被风吹起的细细的波纹在路灯的橘黄色光线下微微荡漾着。远远的芳村码头方向有一艘内河小货船的发动机在突突突地响着，船头在河面上劈开了一道白色的水浪。

闻哥说，他撒那些骨头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走好。这一带认得路啦，顺着水流一直走，走到珠江口，过了虎门大桥就是大海了，到了大海你往哪个方向走都行，没有人会挡你们的路了。”

骨殖沉入花地河以后没有浮上来。

河水还在往珠江的方向流，从珠江口流入伶仃洋，从伶仃洋注入南海的水流在波浪的作用下，那些沉在河床底部的骨殖会不会被河水的暗流翻上来，被潮汐推到珠三角的某个村镇的江岸边搁浅。

闻哥说不会。他说那些骨头在花的祭坛里祭了很久了，它们在这栋废楼的水泥台的供奉下已经熬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它们不需要离开太远，只要顺着水流离开芳村、离开这条河、离开这栋困了它们几十年的破楼，它们就满意了。

闻哥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阿香的事情。

我问他是不是在废楼里见过阿香。

他抽了一口烟，沉默了很久。他坐在码头的水泥台阶上，把烟抽完以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对我说了一句话。

“她不是鬼，她是一个人。她活着的时候被烧死在里头了，她走不了。但她不害人，她要是想害人，我跟老周那天晚上就回不来了。”

第七章 封门

二〇一八年，芳村酒吧街正式改建。长堤路那一带的建筑多数被拆了，剩下的被围上铁皮围挡，用工程牌挡住，写着“创意园项目”。联合围码头也列入改造计划，码头周边的那些老旧的厂房宿舍全部拆除。

那栋废楼的铁门被一堵新砌的红砖墙从外面封死了，砖墙的两米多高的地方留了一个巴掌大的小窗口，用粗钢筋焊死。一米多高一米多宽，刚好够一个人蹲下来钻进去。后来连那个小窗口也被封了，用混凝土浇得死死的。但那栋楼二楼的窗子还是原样。白瓷的瓷砖，那扇窗子没有玻璃，窗框锈成了铁灰色，上面的钢化玻璃的残余块还在，一棱一棱的反光在路灯下面闪闪发亮。

老周说楼被封了以后，晚上从长堤路走还是能看到二楼那个窗户。白亮亮的，像一块白布挂在那里，风怎么吹都不动。

有人说那道白光消失了。老周说没有消失，只是普通人的眼睛白天看不到，晚上也看不到。只有那些跟那栋楼有特殊关系的人才能在特定的时辰，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从长堤路的某一个位置抬头往那个窗口的方向望过去的时候，才能看到。

老周就是那些人里面的一个。

第八章 拾荒

闻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进过那栋楼。

花地河的水位在那两年变化很大，河流疏浚的工程把河底的淤泥挖走了很多，河水比以前深了，也清了。闻哥说他经常去河边溜达，坐在花地河的旧码头上，看着河道上偶尔开过的货船，看着船尾拖出的那条长长的白色水痕在河面上慢慢地扩散，扩散到两岸的堤坝下面，撞在水泥堤坝的斜坡上，化成一圈一圈散开的波纹，然后消失。

他说，那根骨头——那个铁盆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骨殖——他撒进花地河的那天下午对骨殖说的那番话，那些骨头应该听到了。因为他在水里看到了一个影子，不是他的倒影，是人的倒影——一个女人站在水面上，风吹着她的长头发，辫子散了也没有重新扎，就那么散着。她在看着他，眼睛里什么表情都没有。

闻哥说自己不害怕，因为他知道她已经走了。那个影子只是一个倒影，不是她还在水里。她已经顺着水流去了珠江口，去了伶仃洋，去到了这片海岸线以外的某个他从来没有去过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名字的地方。

闻哥前年不在了。

他死在芳村码头附近的一个桥洞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告别，没有人知道他是哪一天走的，也没有人在乎他是哪一天走的。后来老周发现闻哥在芳村码头一带不见了，打他的手机打不通，找人打听，才知道走了快一个星期。

老周说闻哥走的那天晚上，芳村天空下了一场暴雨，花地河的水位猛涨，快漫到堤岸上来了。在码头边停了一整夜的那艘小货船的船尾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绑着一样东西。船主早上起来解缆绳的时候，看到船尾的水面上飘着一件叠得很整齐的衣服，灰色的夹克衫，旧旧的，袖口磨破了。

闻哥的衣服。

老周把那件衣服从水面上捞起来，带回了家，洗干净了，晒在自家阳台的晾衣架上。

老周说，他后来把那件衣服烧了。在长堤路边，烧给了闻哥。纸灰飞起来的时候，有一片从废楼二楼那个没有玻璃的窗户飘了进去。老周抬头看的时候，那扇窗户里亮了一下，灭了。

不知道是灯灭了，还是他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第九章 楼

那栋废楼被封死以后，日子就这么过了几年。花地创意园建成以后，陆续有些小商铺搬了进来。酒吧街的名头也没了，只有周末晚上才稀稀拉拉地坐几桌客人。长堤路的路灯全换了新的，亮得晃眼。

老周还在这条街上扫路。他几乎不跟人提那栋楼的事。但有时候，外地的探险客专门跑到芳村，在那一带转来转去，问那栋“鬼楼”在哪里。老周听到了也不会指路，他最多说一句：“冇了，拆了。”

没有拆。

但没有人能进去。

二〇二一年我最后一次去看那栋楼。

封门的砖墙上长了青苔，铁皮围挡生锈了，上面贴满了小广告。我从围挡的缝隙往里看，里面那栋楼还杵在那里。三楼的屋顶塌了一大块，二楼的窗户还在，一楼的铁门被砖墙封得死死的，一只生锈的旧风扇倒在一楼大厅的地上，扇叶上落满了灰。

那个水泥台子还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台面上又多了一盘鸡蛋花，新鲜的，花瓣还带着潮气。鸡蛋花旁边放着一小把香，燃过了，香灰落在台面上，堆了好大一堆。

老周说，那不是他放的，也不是闻哥放的。

他不知道是谁。

但那栋楼的秘密不只是死过人、闹过鬼、发生过火灾，也不只是有人在里面发现了骨殖、有人从二楼跳下来、有人在三楼被人发现死了两个月没人知道。

那栋楼一直在看。

它在二楼的水泥墙面上画了一张女人的脸的浅浮雕，不是有人雕刻上去的。是水泥浇筑成型的过程中，模板的接缝处渗进去的浆体在那面墙上自然形成的形状。它的纹理、它的线条、它的走向，以及它的比例，在你从哪个角度看的时候都是一张女人的侧脸。那双眼睛——水泥墙上没有眼睛，但那面墙在每一个阴天的下午都有两个圆圆的光斑，从窗户的碎玻璃反射到那面墙上，正好落在眼睛应该在的那个高度。不大不小，不偏不倚。

像它在看着你。不对，它在看着每一个从长堤路经过的人。你走了，它不追。你停下脚步往那栋楼的方向望，它不会退开，也不会把头缩回去。它会一直在那里。

在那面墙上，在那扇窗户后面，在花地河与珠江交汇的这个老码头的风里，在联合围码头的废弃的趸船的缆绳桩上。

不走的。

第十章 灰烬

纸灰在废楼的窗框里面滞住了。二〇一七年中元节烧的那堆纸钱的灰烬，在这些年里被风吹到那扇没有玻璃的窗框的里面，在窗台的水泥面上堆积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灰堆。

那堆纸灰里裹着骨头。不是人的骨头，是鸡的骨头。闻哥从废楼里带走的那几盘鸡蛋花下面压着的，就是那个鸡骨头。

闻哥带走了鸡骨头，把它跟那堆不明的人类骨殖混在一起，放进了那个铁盆里。他在收拾那个铁盆里的骨殖的时候，没有分拣，把那些白花花的碎片连同鸡骨头一起撒进了花地河里。

河神在河床底下收拾它们。

那是闻哥一生中最后一次跟那种东西打交道。

他撒完那些骨殖以后，在芳村码头又住了两年。他在码头附近捡废铁、捡塑料瓶、捡纸皮，攒够了钱就去码头的小卖部买一瓶最便宜的白酒，坐在码头的台阶上喝。喝完把空酒瓶在台阶上磕碎了，把碎玻璃扔进花地河的河里，看着碎玻璃在水面上飘远。

两年后，二〇一六年，闻哥不再去码头了。老周说那年冬天闻哥感冒了，一直没好，拖着拖着就成了肺炎。他在桥洞里躺了好几天，没人知道。等老周找到他的时候，人已经咽了气。

闻哥走了以后，那栋废楼二楼的水泥台子上再也没有出现新的鸡蛋花。最后一盘鸡蛋花在台面上慢慢地干枯，花瓣从边缘开始卷曲、发黑，最后碎成了一小撮一小撮的棕黑色的粉末。粉末被风从窗框吹出去，落到外面的柏油路面上，被人踩来踩去，踩得什么都没有了。

阿香。

阿香是不是真的存在，只有老周跟闻哥知道。也许阿香的骨殖早就在二〇〇一年那场大火的废墟里被清理建筑的铲车铲走了，铲上了渣土车，渣土车开到了番禺，卸在了建筑垃圾的填埋场里，被压路机压平了。她的身体被碾压成了这一带城乡结合部普遍存在的混合填土层的组成部分。

没人祭她，没人拜她，没人烧纸给她。

老周说，中元节在路边烧的那堆纸钱，是烧给闻哥的。不是烧给阿香的。

阿香早就走了。

那它的灯是谁点的？

我在长堤路站了很久。那栋废楼的二楼窗户里，什么光都看不到。只有夜里珠江新城方向的灯火倒映在花地河的水面上，把码头的台阶映成一片一片闪闪烁烁的光，光在水波上碎成了无数金色的碎片，一片一片地往岸上推，到岸边的位置又退回去，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那栋楼封死了，没有人进去了。花地河的水位变了，码头废弃了，联合围码头的铁门上了锁，钥匙不知到谁手里去了。芳村酒吧街改成了一个名叫“1850创意园”的地方，卖奶茶、卖文创小玩意，再也没有人记得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个二楼没有玻璃的窗户——从创意园的外墙经过，头一仰就能看到。

白天是空的，黑咕隆咚的，什什么光都没有。

但有一年七月十五的晚上，长堤路的一侧有人蹲在那里，用打火机点着了一叠黄纸。

纸灰从铁皮围挡的缝隙里飘进去了。黄纸燃尽的时候火焰灭了，青烟变成了一小缕黑色的灰絮，在围挡的内侧悬浮了一会儿，然后朝那栋废楼的方向飘过去了。

那道灰絮没有落下来。

它从废楼一楼到二楼的破楼梯的缝隙往上蹿。它的飞行轨迹很坚定，不是随风飘的——它的方向不随风向变化，直直地朝着二楼那间亮过白灯的屋子去了。

灰絮在那间屋子的地面上落定。它的姿态很轻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它贴在水泥地面上，像是被什么东西吸住了，风从窗户灌进来，吹不动它。它在水泥地的那个位置上待着，像一个人的影子。影子的轮廓不是灰烬堆的形状，是一个人的轮廓。侧身的，微微低着头，看自己的脚下的方向。

灰烬灭了。

它又变成了一小堆细碎的灰黑色的粉末，散落在二楼的水泥地面上，被风吹得到处都是，再也分不清哪些是纸灰，哪些是烧过以后在地面上留下的印记了。

老周说，闻哥走了以后，那栋楼的灯就灭了，再也没有亮过。

也许阿香的灯，等的就是闻哥最后看一眼那扇窗。闻哥在撒骨殖的那个下午看到的那张脸——散着辫子的女人的脸——就是阿香。阿香对闻哥说了那句话。不是用嘴说的，是用她消散之前在水面上跟闻哥做的最后一个口型，告诉他的。那口型说的是：“谢谢。”谢什么呢？谢闻哥把她的骨殖撒进花地河里，顺着花地河流到珠江，顺着珠江流到大海，顺着大海的洋流漂到她没有去过却一直想去的地方，漂到她的身体散成粉末、粉末溶入海水、海水蒸发成云、云飘到芳村的上空下成雨，再从长堤路的柏油路面渗进花地河的河床里。

她终于自由了。

尾声

二〇二四年，芳村花地创意园正式对外开放。长堤路的人行道上刷了一层新的红漆，码头的台阶上铺了防腐木的踏步，码头的石柱上挂着新装的灯带，一到晚上就亮起五颜六色的灯。

老周退休了。他不在花地街扫地了，搬去佛山跟他儿子住。我请他吃了顿饭，喝了不少酒。他喝多了以后拉着我的手说了半天的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件事。闻哥的骨灰被他从桥洞里收起来以后放在哪儿了，他在长堤路那栋废楼的铁门外面的红砖墙前给他烧的那堆纸钱有没有被风吹散，闻哥在那栋楼的二楼看到的那个水泥台上的鸡蛋花最后一次凋谢是在哪一天。

我说，周叔，那栋楼的灯灭了，闻哥也走了，阿香也走了。那些东西都清了，以后不会有事了。

老周沉默了很久，端起面前的啤酒杯，把杯子里剩的一口酒喝了。他放下杯子，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不敢再去想的话。

“阿香走之前，她一直在清那栋楼里留下的那些东西。她在花地河的河面上看着码头的灯，听着小船的发动机响，她在等一个人来。”

来一个人做什么？

“来一个人，把最后那几根骨头带走。”

我问他那几根骨头还在不在。

老周说，他没有进去过。闻哥进去那一次就把那个铁盆里的所有骨殖都撒进了花地河，但是那个水泥台子上还留着一根。很小很小的一根，他扒开鸡蛋花的干花瓣在台面上看到的。那根骨头的底部陷进了水泥台面在浇筑的时候表面的气泡所形成的孔洞里，拔不出来了。闻哥试过，拔了一下，没有拔动。他不敢再用力了。不是因为怕拔不出来，是怕拔出来以后那根骨头就断了，断了以后就再也接不回去了。他想留它在那里多待一阵子，等到什么时候有人专门来带它走。

等了好几年。

闻哥走了以后，没人来了。

那根骨头现在还嵌在那栋废楼的二楼水泥台子上，被砖墙和铁皮围挡封在里头，被创意园的装修隔板和墙纸盖着，被越来越多的新铺的设施覆盖着。它在那层覆盖的下面，在那楼板以上的高度上，在那扇没有玻璃的窗子底下，在花地河东岸的芳村老城区的水泥骨架的某一个微小的角落里，没有被任何人看见。

那是一个在大火中死去的亡灵在大地上留下的最后一块残片。

老周说，这根骨头是谁的，没有人知道了。也许是阿香的，也许是从这栋楼的某几层里面的某间屋子里面被大火烧得崩塌以后被压在塌下来的预制板的缝隙之中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被水泥台子在施工浇捣的时候误打误撞地包进去的。

它不是阿香留在这栋楼里的东西。

它是在这栋楼里被阿香捡出来，擦干净，摆在这张水泥台上的。在所有人都跑光了、消防队撤了、警方封了、探险队走了以后，阿香的魂魄在这栋空无一人的废墟里默默地、一点一点地把这栋楼的废墟清理了一遍。她把那个人的骨头从塌下来的空心板与空心板之间的缝隙里扒了出来，把它上面的灰用碎布擦干净了，把它从三楼搬到二楼，把它放在这个水泥台上。把鸡蛋花的三瓣花瓣从楼下的那个陶罐子旁边捡起来，插在它的旁边。蛋黄和蛋白的残余在她的手指之间被捏碎了以后，蛋白质残渣在风化作用下的白色纹路在台面上铺成扇形的排列，像一个精心布置的祭坛。

祭坛上没有名字。

阿香不会写字。

这是闻哥告诉老周的最后一段话。老周说了后半段，闻哥的原话他学不来。闻哥的原话是老周用他的长沙话帮我翻译的——阿香想跟那个人说，我把你的骨头找齐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那根骨头没有回答它。那根骨头在水泥台子的表面微弱的阳光照射下，它的矿化的表层在窗户的碎玻璃反射的光斑的扫射下泛出了一层淡淡的荧光。光的颜色不是死的，是活的，它从骨头的内部向外扩散的时候是从骨髓腔开始的，沿着骨密质的哈弗斯系统的孔隙逐渐渗透到骨膜的表面，在这个过程里它的亮度的节奏跟一个人的呼吸的频率是完全吻合的。一呼一吸，一明一暗。那个人还活着。它的骨头告诉我，它还在这栋楼里。

它说它还不想走。它还不想走的原因是在等阿香。阿香不等它，它就不走。阿香不等它了，它等不到阿香了。

阿香没有等它。阿香消失了。阿香从花地河的水面上消失了。她去了哪里，闻哥不知道，老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那个人的骨头还在那栋废楼的二楼水泥台子上。它在等一个跟它说“我带你走”的人。

那个人不会是闻哥了，不会是老周了。闻哥死了，老周老了。那个人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甚至可能不是一个人。我的船还在芳村码头的旧趸船边停靠。我后来常常在傍晚散步的时候从长堤路走，在创意园的铁皮围挡外面停下来，透过围挡之间那道缝往里望。

那栋废楼的外墙又变了一个颜色。灰黄灰黄的，跟创意园的涂鸦墙的颜料底色混在一起，它的轮廓在那片花花绿绿的背景中变得不再显眼。但它二楼的窗户还在。没有玻璃，锈迹斑斑的窗框上只剩下一小块残余的玻璃片。白天看，什么都看不出来。晚上看，路灯的光太亮了，也看不出来。但每年的七月十五——中元节那几天——那道白光就会从那扇窗户里亮起来。不是特别亮，淡淡的，橘白色的，在那扇破窗框里安静地亮着。

像是有人在里头点了一盏油灯。

不是蜡烛，不是灯泡，是老早以前那种用棉线做灯芯的煤油灯。灯芯浸在桐油里，火焰在灯罩里跳动着，橘黄色的光把这个没有玻璃的窗框照满了。满得从窗框的上下左右四个边往外溢，溢到窗外被雨水冲刷了几十年的外墙的凸面上，顺着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缝往下淌。淌到二楼和一楼的楼板之间的那一道白色的腰线上，在腰线的平面上积成一摊光。

那个光会动。

它在风里微微晃动着，每一次晃动都跟随着长堤路的梧桐树叶子摇动的方向。风往东吹，光往东闪。风往西吹，光往西偏。那盏灯的人被风吹散了，灯也不会灭的。长堤路的路灯灭了，整条酒吧街都黑下来的时候，那盏灯还亮着。从傍晚亮到深夜，从深夜亮到凌晨。

凌晨三四点的时候，长堤路的路灯重新亮起来，橘黄色的高压钠灯光线从灯杆上洒下来，铺满了整条马路和人行道的红漆的铺装层。那盏煤油灯在这时就会悄悄地把光从窗框上收回去，收得很慢很慢，慢到亮了一整夜的光需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全部收回。

到天快亮的时候，它的光在窗框里就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橘黄色的圆点，细得像针尖那么大。然后天亮了，整个窗口变成一个黑黢黢的、没有光、没有玻璃、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阳光从创意园的屋顶上方照过来，把整面外墙照得亮堂堂的。

什么都看不到了。

老周在佛山跟我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阿香到底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老周说，阿香就是一个人，一个在这栋楼里住了很久的人，在这栋楼的某次火灾中死掉的人。死在二楼。闻哥找到的那些骨头不全是阿香的，阿香的骨灰在那场大火里就散了。她去三楼和一楼把别的死者的骨头一块一块地找出来，一块一块地擦干净，一块一块地摆在二楼的这个水泥台面上，用鸡蛋花和鱼骨给她自己和她楼里死去的邻居们做了最后一个告别仪式。阿香在等的人，不是闻哥。

是老周。

可是老周直到那栋楼的封了才明白。

老周说，他现在后悔了。他应该在那栋楼还没封之前上去的。上去敲开那扇铁门，用他从花地街扫了几十年的竹扫帚扫开满地的碎玻璃，走上二楼，走到水泥台子跟前，把那根嵌在水泥台面上的骨头从浇筑的砂浆孔隙里取出来，包好，带下去。带到花地河的河边，撒进河里，让河水把它带走，让它跟那盆子里其他的骨头在花地河底的淤泥里重逢。让它们在一起，不分开。

他说他做不到了。他退休了，他住的地方离芳村太远了。他不知道那栋楼还在不在。

我告诉他，还在。但创意园的围挡换了新的，连那道缝都没有了。没人进得去了。

老周说，进不去就算了。他相信那根骨头还在等一个人。

我不确定。

因为我后来打听到了一件事。那栋废楼被创意园的装修工程改造以后，二楼的水泥台子并没有被拆除。工人在这栋楼的结构加固过程中发现水泥台子的浇筑质量非常高，和楼板、梁柱的混凝土是同时浇筑的，不可能单独拆掉。它在图纸上被标记为“不可移动”。后来他们用石膏板和轻钢龙骨做隔断的时候，特意把那块区域留了出来，在石膏板上开了一个正方形的检修口，用白色的塑料盖板盖上了。

水泥台还在那堵新砌的石膏板隔断的后面。

鸡蛋花早就没了，鱼骨也没了。但那根骨头还在水泥台子上，在台面那个不规则的孔洞里卡着。它在石膏板的背后，在轻钢龙骨的间隙里，在创意园宽敞明亮的商业空间的装修层的内部，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地方。

它还在发光吗？

它不发光了。它的灯灭了。

但那盏灯不是灭给我们的，是灭给它自己的。它不需要光，因为它已经不需要再等任何人来带它走了。它等的人已经来了，在那个它不认识的拾荒者的手里来过一次了。那个拾荒者捧着它的骨灰袋撒向花地河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在这里了。

这根骨头只是它的影子，是它的魂飞散了以后留在这个物理维度里的一小块残渣。真正的它，已经走了。

走了好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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