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的历史价值 | 第一缕文明的曙光（四）

红山文化是独立于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是自身发展起来的中国北方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文化。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其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两方面，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考古界普遍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时，红山文化只被当作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长城南北的“混合文化”。但是，随着红山文化遗址不断发现，大量珍贵文物陆续出土，尤其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使得人们以全新的眼光重新重视红山文化。考古学者也开始将史前文化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确认了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中华文明发源的性质。

考古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作为一个史前宗教祭祀场所，在这个场所外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同期人类居住遗址，这表明当时的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级别已不是在生活区内设计的家庭祭祀场所，也超出了以氏族为基本单位、以设在聚落以内如“大房子”一类为祭祀场所的氏族或部落祭祀地，而是远离生活居住地专门择地营建的独立宗庙区和陵墓区，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同时看到，牛河梁遗址处于整个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区内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这种特殊优越的地理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对周围地区所具有的控制力和凝聚力有很大关系。其实，牛河梁遗址就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应该是整个红山文化地区举行祭祀礼仪的公共活动中心，具有了“都”的性质。苏秉琦先生早在牛河梁遗址刚发现时就曾将它们与古代帝王举行的“郊”“燎”等祭祀活动相联系。显然，这样一个高等级的祭祀遗址群已远不限于一个氏族或部落的范围，而只能是红山文化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共同先祖进行崇拜的圣地。所以，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说明红山文化已达到形成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是跨进古国阶段的又一重要标志。

专家、学者通过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综合科学研究认为，从神庙的写实女神塑像可以看出，红山先民已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进化到较高级的祖先崇拜，进入了文明时期。考古证明 “原始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即“古国”阶段。

考古界权威人士把牛河梁考古发现与上古史传说联系起来，指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对应”。因此，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和大量玉器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它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它对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史、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确是华夏民族寻祖问源的圣地，是东方文明的曙光。 尤其是女祖塑像的发现，更加证实了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证明了红山文化晚期，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步入了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 在埃及、印度、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起步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同样迎来了文明的曙光，这曙光就升起在朝阳的牛河梁。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因此指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群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女神庙塑像称为神也可以，但她是按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 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 “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最精华的部分是“坛、庙、冢”和“人、凤、龙”玉雕，举行通天祭祀及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这样的活动具有典型的辽宁乃至东北区域特色，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红山文化在辽河流域出现，是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会的产物。这样的文化特质，对后来的满族文化以及东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自发现以来，国内外“红山热”持续不降。 牛河梁遗址不仅是中华民族史前圣地，也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

牛河梁是5000年前的“古文化、古聚落、古城、古都”之所在，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 它的出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中华文明史新曙光”。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1981年被发现，于1983年开始发掘，1986年完成阶段性任务。

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范围58.95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23.56平方公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2003年，第十六地点的发掘成果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整个遗址被评为二十世纪全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世界百次考古发现榜上有名。

2004年，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三十个重点大遗址之一。

2010年，遗址被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并获批准。

2012年，与赤峰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一起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