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文汇报 | 刘轶：梅花易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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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2026年5月17日《文汇报》第08版

梅花易数是中国古代占卜法之一，又名观梅数、观梅占、梅花心易等，相传由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的宋代大儒邵雍创立，不但在国内广为人知，早在明代就流传至日本、韩国等地，影响极大。从中亦可洞见我国文化精神的一些重要特质和演变。

对于“梅花易数”的命名，最常见的说法是邵雍一日在园中观梅，“以雀争胜，布算，知次晚有邻人女折花，堕伤其股。其卜盖始于此，后世相传，遂名‘观梅数’云”。这种说法在明人陈继儒《邵康节先生外记》、李本固《周易古本全书汇编》、李廷机《新镌翰林考正历朝故事统宗》等书中都有类似记载。不过，明人季本在《易学四同别录》中另有解释：“梅花者，先春而露蓓蕾，生意之早动者也。占于几动之初，思虑方起，而鬼神可知之时，故数以梅花名焉。”这是说，因为梅花能先一步知道春天的来临、早一步体现出生机勃勃的意蕴，此和在几微细小处感知吉凶祸福是同一个道理，故而以“梅花”命名。

北宋邵雍撰《梅花易数》，扫叶山房藏版

最早可见将邵雍与梅花易数联系起来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马永卿所撰《嬾真子》卷三“邵康节筮牡丹数尽”。马氏明确指出此故事出自司马朴。《宋史》有司马朴传。司马朴，字文季，司马光侄孙。在关键情节上，《梅花易数》的记载与《嬾真子》《墨庄漫录》的记载基本相同，只不过《梅花易数》补充了时间起卦和断占法，更具故事性和传奇性。另外，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载有邵雍与司马光散步，邵雍见人家造屋而占筮，司马光归而录此事于文稿，后“归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南宋赵汝洙《与新安朱无晦谈易有感》，云：“洞极潜虚浑是梦，观梅卜瓦总非仙。先天妙处无多画，太古真时只一圈。”此亦可见梅花易数在南宋时便已流传。

从上述资料来看，起码可以说明两点：一是有关邵雍善卜筮的传说，在宋代便已有流传，并非明人后造；二是从《梅花易数》记载的事例和断占法来看，后世将梅花易数这种术数与邵雍关联起来，盖有所本，并非空穴来风。如张岱《夜航船》言“王远知制玄女课，邵尧夫拆字观梅数”，杨自惩《梅读先生存稿》诗云“细推康节观梅数，如对包羲画卦台”，王圻《稗史汇编》又讲“王远知又制玄女课，宋邵尧夫始制拆字及观梅卜”，都认为邵雍和梅花易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过，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梅花易数作为一个正式命名、独成体系的术数，固然是宋元之后的事，但这种卜筮方法的源头和基本原理，或可追溯至汉魏。如明人季本认为“梅花数本非邵子所作”，但有京房、管辂之遗韵，后人加以修饰增补比附于邵雍名下，以重其术。

梅花易数在明朝之后广为人知，记载甚多，就连朝廷官员在上报行文中，都曾提及此卜筮。如嘉靖万历间名臣潘季驯奏报擒获贼犯杨青山之时，就说此犯不但孔武有力，且“兼晓梅花数”。在皇家档案中，也有相关记录，如《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五记载：“至五星、子平、六壬、遁甲、占课、灼龟、相面、演禽、观梅、拆字及范图大定等数学，有明验者，亦以礼起送礼部覆议。”清钱谦益《书郑仰田事》记“以观梅拆字为端，能知人心曲隐微”，醉梦草庐主人《八贤传》讲“术士精通梅花数”，等等。

根据目前所见文献，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宋元之际，已有以观梅数或梅花占等作为明确命名的卜筮法；自元明以降，梅花易数逐步流行开来，在普通民众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历经后人的增补修订，最终呈现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

需要指出的是，“梅花易数”的出现与流传，并不完全等同于《梅花易数》一书的成型与传播。《梅花易数》恐在宋元之际便已有雏形，而后经过不断增补改动，终由明人之手汇辑成书。杨胜祥《〈梅花易数〉明代版本考辨——兼论此书的成书演变过程》认为，《梅花易数》有一卷本、二卷本和五卷本三种，今可见全文的有一卷本和五卷本。韩国刻本和日本抄本的《梅花易数》应是明代景泰年间的刻本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的翻刻和抄写。

从内容来看，《梅花易数》一书明显属于典型的“多作者长时段”文本创作。如今五卷通行本《梅花易数》后两卷的内容，在《古今图书集成》的“博物汇编·艺术典·拆字汇考”几乎全有辑录。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中谈及测字之法时，就提及：“《隋书·经籍志》有《破字要诀》一卷，是否如近今测字的一般已不可考。今世流传有托称宋邵康节《梅花观梅拆字数》五卷，又名《梅花易数》。”

梅花易数的发展成型，生动地展现了易学理论如何从哲学思辨层面转化、沉淀到现实运用层面；它在明清以后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民间社会信仰和文化习俗的一些源流和变化。正如楠本正继在《邵康节的易学思想》中指出的，因为邵雍易学思想具备的想象性和包容性，力图把宇宙万物的生成、历史王朝的变迁等等都归于抽象的数，“因而一方面难免陷入脱离事实、空洞推演的弊端，而在另一方面又增加了重视义理以指导人事的内容，所以他的易学思想在古代术数与宋明理学之间，起了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这恐怕也正是后世《梅花易数》一书要比附于邵氏以重其说的关键所在。

术数文化发展到今日，它与中华文化“重人的文化精神”“道在伦常日用中”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其在传统文化演进中的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作者：刘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