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丨中美政经论坛（第二十五期）《何以“贫穷”：美国贫困问题的历史演变、现实图景与结构性成因》报告发布与研讨会举行

2026年5月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美政经论坛（第25期）于线上举行。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经交往对两国及世界均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加强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人大国发院设立了中美政经论坛，旨在搭建跨学科的学术与智库平台，定期组织团队深入挖掘关键问题和核心问题并发布中美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邀请学界同仁进行讨论碰撞，助力学界对美国及中美政经关系的学术研究与讨论。北京日报、凤凰网、陆想汇等多家主流媒体平台联合线上直播。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赵勇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麻博洋为召集牵头人的研究团队执笔报告《何以“贫穷”：美国贫困问题的历史演变、现实图景与结构性成因》。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胡江云、李霞、李向阳、宋国友、张永军和朱斌联合解析。

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麻博洋发布报告《何以“贫穷”：美国贫困问题的历史演变、现实图景与结构性成因》。

报告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展开：

一、割裂的美国社会：发达与贫困为何并存？

二、从道德谴责到制度紧缩：美国贫困治理的历史演变

三、工作贫困与“悬崖效应”：美国社会的贫困僵局

四、全球化、金融化与风险个人化：美国贫困问题的结构性成因

五、核心结论

一、割裂的美国社会：发达与贫困为何并存？

2026年初，一个源于网络游戏的用语被借用以描述美国贫困人群的脆弱处境，其核心指向美国长期存在的“靠工资支票过活”现象：大量劳动者月收入在支付住房、食品、能源、债务利息等刚性支出后所剩无几，家庭近乎零储蓄，抵御意外冲击的能力极其脆弱。这一现象与美国全球领先的经济规模、顶尖科技创新能力及金融资本实力形成强烈反差，并扩散至国际舆论场。美国何以“贫困”？本报告指出，这种系统性脆弱并非个体理财能力不足，而是结构性矛盾的必然产物。首先，经济高度金融化使财富持续向资本端集中，普通家庭却被债务和波动性收入裹挟。其次，社会政策呈现“剩余型”特征，公共援助覆盖有限、门槛苛刻，未能构建有效的安全网。再者，劳动力市场结构深刻变迁，不稳定就业、零工经济，与停滞的实际工资收入共同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收入稳定性。此外，产业全球化重组、种族不平等的历史遗留等多重力量的耦合作用，固化了这一生存状态。报告认为，理解这一困境是解码美国深层社会矛盾的关键透镜，也为中国在发展中平衡效率与安全、增长与尊严提供了必要的他者参照。

二、从道德谴责到制度紧缩：美国贫困治理的历史演变

美国社会对贫困问题的认知与应对，始终与其深层的政治经济哲学和社会契约观念紧密相连，并经历了一个充满张力与反复变化的漫长周期。这一历史演进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冲击、社会运动的推动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中，不断重新定义国家、市场与个人责任的边界。从历史维度审视，美国社会对贫困问题的认知与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末期，受清教徒伦理和西部拓荒精神影响，经济成功被视为上帝恩宠的标志，而贫困则是个人的失败。贫困被构建为个人道德缺陷的体现，如懒惰、放纵或缺乏远见。彼时的济贫院制度遵循“劣等差异原则”，即公共救济所提供的生存条件必须低于最底层独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以此威慑潜在的依赖者。这一制度旨在通过强制劳动的方式，重塑穷人的工作纪律，其实质是对穷人进行分类与规训，而非消除贫困。这种观念将个人贫困与耻辱感深度绑定，为国家干预福利奠定了文化和观念上的障碍。1929年的大萧条以摧毁性力量打破了上述神话。大规模失业证明贫困可源于经济体系的系统性崩塌。罗斯福新政及1935年《社会保障法》标志着联邦政府首次大规模介入贫困问题。这一法案意味着，美国社会开始承认失业、残疾等风险是现代工业化的必然产物，需通过强制性社会保险进行集体“去风险化”。然而，该体系并非一种普惠制度，它紧密依附于正规雇佣关系，排斥了农业工人、非正式就业者等边缘群体，本质是保护“值得尊敬的”工人阶级以稳定资本主义秩序，而非挑战贫富分化的根源。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与“向贫困开战”，通过《经济机会法》将反贫困干预扩展至社会服务与民权领域，开始承认种族歧视、教育资源缺失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贫困的原因。然而，其分类补缺的模式及严格的资产审查，导致福利标准割裂与行政治理碎片化，未能构建统一的安全网。第三阶段：70年代滞胀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崛起，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将新自由主义社会改革推向高潮，例如，用“贫困家庭临时救助”取代了作为现金救助权利的“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项目。政策目标从对家庭的收入支持转向迫使劳动者强制进入劳动力市场。国家角色从“家长”变为“监工”，社会福利被重新定义为激励行为的工具而非公民权利。其结果催生了“工作贫困”——大量劳动者虽摆脱福利依赖污名，却深陷低薪与债务泥潭。综上所述，美国反贫困实践的本质，是在维护资本主义核心逻辑的前提下对贫困进行管理、分类与控制，始终未能真正将其作为系统性的结构产物来加以面对和解决。

三、工作贫困与“悬崖效应”：美国社会的贫困僵局

当前美国贫困问题已演变为一种难以挣脱的“僵局”：即便全职工作，也不再是摆脱贫困的保障。这种普遍紧绷的状态，成为观察美国深层社会问题的关键切入点。其表现之一，是工作贫困困境：拥有一份全职工作已不再是远离贫困的保障。联邦最低工资自2009年起冻结在7.25美元/小时，全职年收入仅约15080美元。虽然各州最低工资标准存在差异，但是在任何一州，一名赚取当地最低工资的全职劳动者都无法负担一套标准两居室公寓。与此同时，随着“零工经济”崛起，加剧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约16%的美国成年人通过平台获取收入，却被排除在《公平劳动标准法》的保护之外，缺乏带薪病假、健康保险等基本保障。对于有子女的家庭，许多州托儿费用甚至超过大学学费，迫使低收入家长在就业与失业之间陷入绝望选择。二是社会福利体系的排斥：美国社会安全网是一套由严苛条件与道德审查构成的行政迷宫。“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自1996年改革后，从权利保障转变为带有惩罚性的契约。福利体系中存在“资产审查”和“悬崖效应”：家庭流动资产一旦超过一定门槛，即失去获得食品券的资格；家庭收入可能仅仅微小增加，却可能导致家庭被排除在福利系统之外，导致全部福利的丧失。这一福利体系的制度安排，极大地抑制了贫困家庭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生活状态的动机，使得受助者被困在体系内。三是教育与医疗负债：学生贷款总额已突破1.7万亿美元，大学毕业生背负沉重债务，被迫推迟购房、结婚等重大决策。约41%的美国成年人背负医疗债务，即便拥有保险，“高自付额计划”下的突发急诊仍可能产生惊人账单，将中产家庭拖入债务螺旋。四是种族与地域差异：白人家庭财富中位数约为非裔家庭的六至八倍。在“铁锈地带”等去工业化社区，高质量就业岗位永久消失，公共服务削减，阿片类药物滥用蔓延，使得贫困成为一种常态化生存图景。五是弱势群体的困境：约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几乎完全依赖社会安全金，但其增长滞后于医疗与能源成本上涨。残疾人士的补充保障收入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且资产不得超过2000美元，被迫维持无储蓄状态，否则将失去医疗保险等救命资源。综上所述，美国的贫困问题并非是社会经济与福利政策的局部失灵，而是覆盖多群体、跨种族与地域的结构性症候。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与碎片化福利政策下社会契约的系统性断裂。

四、全球化、金融化与风险个人化：美国贫困问题的结构性成因

美国贫困问题的结构性成因，可从全球化重组、经济金融化、种族不平等与新教伦理四个维度加以把握。首先是全球化重组与去管制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制造业持续外移，1979至2019年间制造业就业缩减约35%。资本不仅通过外迁削弱稳定就业，更通过国内去管制化、劳动弹性化将成本转嫁给劳动者。以卡车运输业为例，在放松管制后，行业竞争激化。企业通过压低收入、延长工时，使原本体面的蓝领工作沦为“车轮上的血汗工厂”。最终导致劳动不再能稳定转化为储蓄与福利，大量美国家庭陷入对工资的极度依赖。布鲁金斯学会数据显示，44%的劳动者属于低工资群体，年收入中位数仅17950美元。在去工业化地区，产业撤离与药物滥用相互交织，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其次是经济金融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生活成本上升，美国并未提高工资或扩张普惠保障，而是转向信贷扩张与债务安排，将生存风险转嫁给家庭。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拆除银证分业壁垒，社会再生产日益围绕借贷与资产负债表组织。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额达18.8万亿美元，仅63%的成年人能拿出400美元应急。金融化已深度嵌入住房、教育和医疗领域：学生贷款压缩年轻人可支配收入，医疗高免赔额与拒赔率使“有保险也未必有保障”。疾病风险被重新编码为个人支付能力问题，债务成为维持基本生活的前提。第三是种族不平等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财富差距悬殊——白人家庭财富中位数约28.5万美元，黑人家庭仅4.49万美元，导致缓冲能力严重不平等；另一方面，种族问题遮蔽了更广泛的阶级困境，使结构性危机被局部化、族群化理解，削弱了社会对制度根源的识别。第四是新教伦理与道德个人主义：这一文化传统将经济成功视为个人品格的证明，贫困则被解释为懒惰或缺乏自律。于是，产业重组、金融化与制度后撤所制造的系统性风险，不断被重新叙述为个人失败。这种道德化机制使结构性脆弱性被个人化、去政治化，成为美国贫困困境长期难以被作为公共危机回应的深层文化条件。

五、核心结论

美国贫困困境并非偶然的政策失灵，而是其经济模式、社会契约与政治体制在历史演进中衍生的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反贫困理念经历了从道德个人主义到有限制度化、再到新自由主义下责任再私有化的曲折演进，当前福利制度的碎片化与排斥性特征正是这一脉络的延续。在四重结构性力量——全球化产业重组、经济金融化、种族不平等的历史沉积、新教伦理与道德个人主义——的耦合作用下，劳动安全基础被系统性削弱，生存风险被私人化，经济脆弱性呈差异化分布，结构性危机被反复解释为个人责任。贫困由此被锁定在物质结构与文化结构相互强化的闭环之中。这一困境带来了超越国界的反思：以经济总量、技术创新与金融实力为标志的“发达”，并不自动等同于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生活安全与尊严。当增长红利不能转化为抵御风险的能力，当住房、教育、医疗等关乎人民生活福祉的关键领域被系统性金融化，当社会安全网的漏洞由个体独自承担并被道德化为个人失败，经济繁荣便与社会脆弱性同步加深。善治的要义，在于从制度设计之初就将人的基本生活安全与尊严确立为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在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分配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发展应回到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富裕应达到惠及人人的共同富裕——这或许是观察美国困境所能获得的最为深刻的他者镜鉴。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围绕相关议题和报告内容进行深入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二级巡视员胡江云高度评价报告以详实的美国政府、调查机构数据及法律法规为依据，对美国贫困问题进行了透彻的结构与比较分析，提供了独特视角。他认为对美国贫困状况可形成三点判断：第一，这是美国人均GDP达8万美元背景下的相对贫困，而非绝对贫困。第二，贫富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体现在地域（东西部与中部地区，华尔街、硅谷地区高收入）、种族（白人远高于拉丁裔与黑人）、行业（律师、医师、会计师及金融业远高于一般劳动者）等多个维度。第三，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薄弱，辛勤工作并不足以摆脱贫困。关于相对贫困的成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过分强调市场作用。放任自流必然导致市场失灵、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如大萧条、石油危机）与各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证明需要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与有效市场结合。二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美国贫困问题。《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起初并不涵盖所有族群，早期的投票权并不包括黑人、妇女等；文化上的大熔炉也伴随着深刻的种族与地域差异，欧洲、拉美、非洲、亚洲等文化差异长期存在，生活群体在地域上相互独立；两党关系从早期合作为主转向以斗争为主，进一步撕裂，如218：214勉强通过的“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削减联邦医疗补助等福利、减少富人税收，反而加剧了贫困。三是近期政策加剧动荡。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实质上优先服务于资本与上层利益，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国内物价刚性上涨，普通民众福利水平下降，生活负担加重。建议后续研究可加强国际比较，特别是与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反贫困目标（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第一个目标）的横向对比，以深化对美国贫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文化法制研究中心秘书长李霞围绕报告，从学术启发、法学透视和中美制度比较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报告的三重学术价值。报告完成了系统的结构性诊断，深刻论证了美国相对贫困困境是经济模式、社会契约与政治体制在历史演化中衍生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微观困境与宏观结构的勾连。报告同时对美国公共福利、劳动法、金融等关键制度进行了批评性解构，揭示其如何系统性加剧而非缓解贫困。报告最后以“将人的基本生活安全与尊严确立为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作为启发性留白，引导思考如何构建真正普惠性的社会契约。第二，从法学视角透视美国贫困问题。美国法律体系将社会风险转化为个人责任，其核心逻辑是分类管理与责任私有化。美国联邦宪法侧重政治权利而非基本生活保障，使福利缺乏最高法理根基。劳动法中的自由雇佣制赋予雇主绝对解雇权；医疗立法将健康高度商品化；财产法高度保护私有产权，信用评分将短期违约固化为长期排斥；社会救助法设置严苛的“福利悬崖”。整体而言，法律将生存保障商品化、风险个体化、国家责任最小化——成功由市场奖励，失败由个人承担，使法律成为固化脆弱性的标尺。第三，中美的制度比较。与美国的“冷酷社会逃亡机制”形成对比，中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径。1954年宪法明确将“逐步消灭贫困”确立为使命，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现行宪法第四十五条赋予公民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为构建兜底机制提供了基本权利基础。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将脱贫攻坚经验上升为法律。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包括：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与精准治理，避免身份区隔与漏报；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主动防范坠落风险；多维度赋能与激发内生动力，将贫困视为发展能力缺失问题；举国体制协同，跨区域高效动员资源。美国模式在维护私有制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前提下对贫困进行管理与惩罚，制造并固化不平等。中国模式则在社会主义宪法框架下，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构建由国家主导、社会协同、赋能个人的发展契约。减贫的终极效能取决于制度是否真正以人民为中心，将人的尊严与发展置于核心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亚太学会会长李向阳围绕报告对美国贫困问题的分析，从三个方面加以点评分享。首先是美国精英阶层对贫困成因的“叙事”。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西方精英难以接受这一结论。以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主流叙事将问题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认为中国等国的进口压低了美国蓝领工资。罗德里克则进一步主张，只有各国先“照顾好自己”，全球经济才能有效运转——这正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理念的理论基础。这种叙事深刻影响了政策选择与公众舆论。民调显示，认为对华合作能让美国获益的公众仅占10%。其次是贫困问题的“安全化”转向。 西方精英通过层层叙事，将国内贫困与不平等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即“安全化泛化”。在这一逻辑下，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推行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关税战、制造业回流、放弃多边主义——试图以此解决国内分配问题。第三是现行政策能否奏效？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而非全球化才是美国不平等加剧的首要原因，解决方案应在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而非贸易限制。进入AI时代，资本收入占比将进一步上升，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可能加剧分配失衡。更关键的是，特朗普政府以邻为壑的关税战虽因“集体行动难题”短期内部分奏效，但若各国纷纷效仿，将贫困问题外部化并采取保护主义，最终只会导致全球福利普遍受损，无法真正解决任何国家的收入分配困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国友认为，美国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忽视却极具研究价值的“富矿”问题，它能够串联起经济发展、政治极化、文化宗教、种族矛盾等美国研究的核心议题。从贫困率来看，美国当前约为12.1%，而金融危机期间一度高达16%，新冠疫情期间再次波动。这本身是相对贫困概念，因为其贫困线由美国政府根据特定指标设定。更触目惊心的是美联储的400美元应急指标：37%的美国人无法在24小时内拿出400美元现金，即便放宽至借款、筹款、延期等条件，仍有8%至10%的人无论如何拿不出这笔钱，这才是真正的经济脆弱群体。由此产生一个深刻悖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股市、最多的富豪、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何以仍存在10%左右连400美元都无法筹集的民众？研究还发现，失业率仅4%左右，与12%的贫困率和37%的应急脆弱性之间形成巨大落差，说明统计数据掩盖了真实困境。此外，贫困率上升时犯罪率并未同步上升，自杀率等其他指标也呈现出复杂面向。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美国精英将贫困问题外部化为“中国冲击”，试图在中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家庭困境之间建立逻辑关联。与此同时，美国的住房拥有率远低于中国，无家可归者成为最难逾越贫困的群体。美国还存在着“贫困率”与“造富率”惊人共存的奇特现象，股市持续催生财富自由，政府却不试图弥合两极分化。这背后是深层的文化、精神乃至宪法逻辑。更令人担忧的是，疫情后美国政府以大规模举债托举企业财富与家庭资产负债表，但联邦债务率已超100%，财政空间日益收窄。未来，要么公司财富向家庭过渡，要么更多家庭将滑入贫困线以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理事会秘书长、研究员张永军表示，美国人均GDP与收入水平虽高，贫困问题却长期存在，这与其减贫政策效果不显著密切相关。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贫困社区的数量与分布未有实质性显著变化，大量社区贫困发生率持续维持在20%以上，反映出制度性缺陷与文化因素的深层制约。近年来，贫困问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加剧，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变化不协调，就业不稳定性显著上升。尽管美国官方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的低位，但岗位转换频繁、单份工作期限缩短，导致收入波动加剧。理论上，就业不确定性上升需要更高的储蓄率作为缓冲，然而美国家庭储蓄率却从2015年的6%-7%下降至2024—2025年的4%左右。可支配收入虽从人均约4.4万美元增至6.6万美元以上，但住房、食品、出行等刚性支出占比持续扩大，加之疫情期间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胀压力，进一步压缩了储蓄空间，放大了收入波动对家庭的冲击。第二，社会救助制度存在显著协调性缺陷。以住房保障为例，租户因失业等原因无法支付租金时，驱逐法律流程可在数天至数月内完成；而申请公租房或保障性住房的平均周期往往长达一年半至两年。制度间的断裂使得新近陷入贫困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丧失原有住所后无法及时获得替代性住房保障，成为无家可归者的重要成因。第三，文化传统加剧了个体在困境中的孤立状态。与东亚等重视家庭互助的文化不同，即便与邻近的拉美国家相比，美国家庭成员间经济帮扶关系较弱，个体一旦失业或遭遇突发支出，难以从亲属网络中获得及时支持。这使得即使数额仅为400美元的紧急支出，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无法通过互助渠道筹得，从而在遇到难关后更容易陷入长期贫困的困境。这一文化特征，叠加制度协调不足，显著加深了贫困对美国社会的整体冲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工作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朱斌强调，美国学界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已从收入维度扩展至更多维度。全球不平等实验室发布的长期追踪数据显示，过去一百年间，西方主要国家的收入差距呈现U型曲线：自20世纪初至七八十年代持续收窄，此后至今则不断恶化。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的丰富研究形成了一种主流判断：贫困在美国不可能被根除，只能被管理。其原因并非政策能力不足，而在于精英与资产阶级客观上需要贫困的存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建立在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之上，贫困群体的存在是资本持续增殖的结构性条件。因此，消除贫困缺乏根本的制度动力。精英阶级不仅不会主动消除贫困，甚至会主动制造贫困，这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实现。一是排斥与驱逐：将有稳定就业、住房和存款的人群不断推入劳动力、住房和金融市场，形成过剩的劳动力供给、持续的市场需求与高昂的信贷成本，从而削弱个体的议价能力。二是限制权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系统性削弱工会力量，压制劳动者和贫困群体的集体谈判能力，使他们在与企业及资本的博弈中处于结构性弱势。上述机制的持续运作，关键依托于国家的制度偏向。当代美国的国家机器在税收、劳动监管、金融立法等方面呈现出明确的资本偏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深度联结使得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得以系统推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西欧在贫富差距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既与各国的历史进程和宗教文化传统（如天主教与新教的不同影响）有关，也与新自由主义从经济意识形态向政策工具和社会规范全面渗透的路径差异密切相关。总体而言，不平等的扩大在西方世界是一种普遍趋势，美国的特殊性在于其制度与文化框架对贫困的结构性再生产更为彻底。

审核：赵勇 麻博洋

撰稿：杨凡欣

微信编辑：张菁菁

人大国发院是中国人民大学集全校之力重点打造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现任理事长为学校党委书记张东刚，现任院长为学校原校长林尚立。2015年入选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并入选全球智库百强，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第一。2019年在国家高端智库综合评估中入选第一档次梯队，是唯一入选第一档次梯队的高校智库。

人大国发院积极打造“新平台、大网络，跨学科、重交叉，促创新、高产出”的高端智库平台。围绕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四大研究领域，汇聚全校一流学科优质资源，在基础建设、决策咨询、公共外交、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和内部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人大国发院以“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引领者”为目标，扎根中国大地，坚守国家战略，秉承时代使命，致力于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智库。

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