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赵朴初传》《沈去疾·赵朴初年谱》《陈独秀墓五次迁修的故事》《陈独秀独秀园历史档案》《陈独秀墓》 陈长璞口述回忆 林梓彬、陈健《陈独秀和赵朴初交游考述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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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秋，安庆城北，十里铺乡林业村的山坡上，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墓冢。
这座墓在1983年经过重修，墓碑上由安徽省书法协会张建中题写的五个大字端端正正：陈独秀之墓。
比过去那座几乎与地面齐平、杂草丛生的荒冢体面多了，被挂牌划定为安庆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着标识牌。
这天，一行人从安庆城里赶来，往山坡走。
领头的是一位白发老人，83岁，偕夫人同行，由安庆统战部和文化局的同志陪同。
老人叫赵朴初，当时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少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
这一年他回乡，行程里排了很多事情——要去天台里44号看一看祖辈留下的世太史第故居，要看看安庆新修的环城公园，文化局的同志还打算汇报修缮故居的设想。
但他把第一件事，交给了陈独秀墓。
特意把拜谒陈独秀墓排在行程最前面，这个选择本身，已经说明了不少事情。
走到墓碑前，赵朴初停下，对着墓冢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然后就站在那里，盯着碑上那五个字，一动不动。周围的人没有谁开口，就这么等着。
等了很久，赵朴初才开口，声音平静，话不多，却让在场每一个人都愣了一下：
"没有同志，也该有先生二字。少了两个字，太不应该。"
说完，他再没有多说什么。点到为止，然后和随行人员离开，继续他这趟还乡的其他行程。
这句话就那样留在了叶家冲的山坡上。
【一】两个安庆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同一座城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庆怀宁，赵朴初1907年11月5日出生于安庆天台里，两人年岁相差整整28岁，按辈分，差了整整一代。
两家都是在安庆有根底的人家，背景和路数却截然不同。
赵家的来历说来体面。
赵朴初的太高祖赵文楷，嘉庆元年（1796年）高中状元，出任钦差使臣出使琉球国，为新国王行册封礼，史书记载他"廉洁之声，著于海外"。
此后赵畇、赵继元、赵曾重，子孙四代以进士及第入翰林，光绪年间御笔赐下"四代翰林"匾额，两侧还有"江山如画，物我同春"的楹联，高悬在天台里44号大门内侧，是当时安庆城里无人不知的门庭。
赵朴初就生在这个院子里。
府第前后七进，庭院宽阔，书香一代一代地积下来。
他母亲陈慧信佛，家里设有佛堂，每日烧香拜佛，门前水塘里养着放生的龟鳖。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赵朴初从幼年起就跟着塾师念书，诗文书法从没断过，佛学的熏陶也在不知不觉中深入进来。
1911年，赵朴初4岁，他随父母迁回太湖县寺前河祖居，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
13岁离家赴上海，投奔母亲义姐关絅之。
陈独秀的底子是另一路。
他的祖父陈章旭在安庆做过小官，父亲陈庆元在他2岁时就因疫情病死于苏州怀宁会馆，他自小先随祖父、后随长兄陈庆元和叔父陈昔凡长大，靠着自学苦读在1896年考中秀才，科举名字叫"陈乾生"。
次年赴南京参加乡试，却对科场里那些规矩和腐气越来越反感，第二场和第三场直接交了白卷，落榜而回。
这次经历，反倒把他向另一个方向推出去——不走仕途了，改走启蒙和革命的路。
1897年，陈独秀考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开除，1901年因进行反清宣传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此后几度往返于日本和国内之间，一边读书，一边搞革命活动，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1903年5月17日，他回国后在安庆藏书楼组织集会，公开发表反对沙俄占领东北的演说，这是安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公开群众大会。
演说发表后，他被追缉，逃往上海。
1904年，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中国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之一，销路很广，风行一时。
1905年，他在芜湖发起建立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出任总会长。
辛亥革命后，他回乡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就这样，一个从安庆出走的人，在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影响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新文化运动。
1907年赵朴初出生时，陈独秀已经28岁，正流亡在外，奔走于日本和国内之间。
彼时安庆的市民如果听到这个名字，大多只知道他是那个胆子很大、说话很冲的安庆人，具体做了什么事，未必说得清楚。
但这个名字在安庆城里，是悄悄流传着的。
两家人未必有直接往来，但在安庆这样一座城市的读书人圈子里，彼此的名字是知道的。
一个守，一个破。
一个把家族的诗书礼义传下来，一个把旧秩序一件件地砸掉。这两种气质，都在安庆这片土地上生过根。
1920年，13岁的赵朴初离开太湖赴上海，1922年考入东吴大学附中，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他作为东吴大学附中选出的10名代表之一参与声援，在"执委会"会议上提议："我提议大家吃素以代尝胆，倘若一中全体同学茹素两个星期，即可募集一些伙食费救济工人。"
这个倡议得到通过，当天就募集了一千余元，汇给了上海总商会——这是上海总商会收到的全国第一笔募捐款。
1926年，他考入东吴大学，后因患肺结核中止学业，回上海觉园关家养病，由表亲关絅之介绍在上海佛教会担任秘书，从此与佛教结下了终身的缘分。
这是1920年代的事。
再往后，赵朴初在上海的佛教和社会救济圈子里扎下根来，安庆越来越远，离开就是漫长的几十年。
到1990年，他回来了。这一次他回乡，离上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已经是64年。
【二】这块墓碑，经历了多少波折才立起来
陈独秀的墓，能一直存在到今天，本身就是一段充满曲折的历史，不亚于他活着时候经历的那些。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县鹤山坪石墙院病逝，终年63岁。
守在床边的，是小儿子陈松年、末任妻子潘兰珍，以及几位生前友人何之瑜、包惠僧等。
陈独秀临终前拉着陈松年的手，留下最后的叮嘱：死后希望能归葬故乡。
那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长江沿线炮火连天，将棺木从四川运回安徽根本谈不上。
家里又穷，就连安葬江津都要靠当地士绅和生前友好接济才能办成。
1942年6月1日，陈独秀暂葬于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一块长江边上的坡地，简陋的墓。
陈松年守着父亲这个遗愿，等了整整五年。
这五年里，抗战结束了，内战又起，时局依然乱。
到1947年2月，陈松年才凑够了路费，雇了一条小木船，沿着长江水系，将父亲的棺木千里迢迢运回安庆。
这一路走了多少天，其间经历了什么，史料里没有详细记录，但能想到，一个人守着父亲的棺木在战后的内河上漂着，大概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安庆北郊大龙山与凤凰山交界处的叶家冲，是陈家的祖坟所在地。
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晓岚1930年在安庆去世，生前已经亲口嘱托过陈松年，在叶家冲选好了墓地，说："我与你父亲，生不同衾死同穴。"
1947年6月1日，陈松年遵照祖母遗嘱，将父亲与母亲合冢于叶家冲，正式立下第一块墓碑。
碑上写的，不是"陈独秀"三个字。
刻的是"先考陈公乾生之墓"。
"陈乾生"是陈独秀参加科举考试时用的名字，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少之又少。
陈松年用这个名字立碑，一来让父亲在名义上回归普通父亲的角色，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是保护。
那个年代，"陈独秀"三个字太敏感，公开刻在石头上，不知道会招来什么麻烦。
用了"陈乾生"，这座墓才在后来几十年一次次的冲击里，安静地保存了下来。没被人找着，没被铲平。
但保存的代价，是几乎彻底被遗忘。
那些年，陈松年每逢父亲的忌日（5月27日）和清明、冬至，只一个人偷偷去叶家冲墓前站一会儿，不做任何公开祭祀，连家人都不带去，怕被人看见。
他的女儿陈长璞，幼年对祖父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父亲从不提，家里也没有人提。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松年才第一次带着孩子们去叶家冲扫墓，才第一次把关于陈独秀的完整故事，一点一点讲给下一辈听。
那时候，陈独秀去世已经36年了。
1979年，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
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蓝天专门致电安庆市委，说："今年是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安庆市委可以不出面，但要由市政府拨点款给陈独秀的家属，让他们出面修缮一下墓地。"
安庆市相关部门联系上了陈松年的女儿陈长璞，拨了200元经费。
200元在1979年不算小数目，但用来修一座墓，实在是杯水车薪。
而且那时候墓已经很难找到了。
从上一次修墓到1979年，墓冢经过几十年雨水冲刷，几乎与地面齐平，周围又密密麻麻长满了杉树，遮挡得严严实实，若非认识路，根本不知道那里有一座墓。
陈松年为慎重起见，找到了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朱姓老农，让他仔细辨认，再加上陈松年自己这些年每年去悼念时留下的标识，才最终确认了墓的具体位置。
确认位置之后，陈长璞用这笔200元经费，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四个儿子的名义，重新立了一块碑，碑文改为："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这是第一次，"陈独秀"三个字正式出现在了石碑上。
但这块碑高不足一米，墓冢依然几乎和地面一般平，周围的杉树遮得密密的。
就这样，陈独秀的墓，带着这块矮小的碑，进入了1980年代。
【三】一封信，改变了这座墓接下来的命运
1981年，陈长璞和另一位陈家后人联署，向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信里陈述了陈独秀墓地年久失修、亟待重建的问题，请求国家出面重修。
这封信经过层层转递，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邓小平看完信后，作出批示，批示内容为："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批示的传递路径，有史料记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安徽省办公厅，再由安徽省办公厅转安庆市委办公室，安庆市委办公室的同志电话通知了陈长璞。
这就是陈独秀墓第四次修缮的直接起点。
安庆市文化局接手主导这次修缮工程，过程中专程听取了陈家人的意见。
陈长璞回忆，父亲陈松年当时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墓顶不要封。
他说："在目前状况下，没有什么可参考的，就按照四川下葬时那个墓的规模去办吧，不要封顶也可以。过去不是有句话叫盖棺定论吗？我父亲到现在还没有盖棺定论，这次修墓就不要封顶了吧。"
这句话说得很有分寸。
陈松年清楚，历史的最终定论还没有来，在这个时候，连墓都不封顶，等着。
文化局采纳了这个意见，修墓时果然保留了开口。
与此同时，他们请了安徽省书法协会的张建中，为新墓碑题写碑文。
张建中写下的是五个大字：陈独秀之墓
工程历时三年，1983年正式完工。
安庆市将其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了标识牌，这座墓终于有了一个对外公开、正式挂牌的身份。
从1947年陈松年用"陈乾生"秘密立下第一块碑，到1983年"陈独秀之墓"正式刻石，中间隔了36年。
这五个字，是这座墓第一次以陈独秀本名公开立碑，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做到的最大诚意。
七年之后的1990年秋，赵朴初来了。
【四】五个字，到底少了什么，为什么少，为什么那么重要
赵朴初走到碑前，站了很久，然后说了那句话："没有同志，也该有先生二字。少了两个字，太不应该。"
随行的安庆统战部和文化局的同志们，当时谁都没想到他会说出这句话，也没有任何人能在当下立刻给出回应。
大家只是愣了一下，然后沉默。
赵朴初说的"先生"两字，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从来不是随便安在谁头上的称谓。
这不是今天街上拦住个男人叫一声"先生"的那种用法。
历史上称"先生"的人，是孔子，是朱熹，是王阳明，是那些在学术、思想、精神层面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人物。
近代以来，蔡元培先生、鲁迅先生、胡适先生，没有一个是随便称的。
称"先生"，意味着承认一个人在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历史地位，意味着尊重，意味着后人对他有所亏欠、值得加以肯定。
碑上只有五个字——陈独秀之墓。
不是"陈独秀同志"，不是"陈独秀先生"，就是赤裸裸、不带任何温度的五个字。
赵朴初说"没有同志，也该有先生"，这句话的逻辑在哪里？
"同志"两字，他清楚为什么不能用——陈独秀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这是党史上有明确记载的事，"同志"这个称谓在党内有严格的政治含义，不能随便用在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身上，赵朴初没有要求加这两个字。
但"先生"是另一码事，"先生"不涉及党籍问题，不涉及路线问题，也不涉及任何政治定性，它只是对一个在文化和思想史上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尊称。
陈独秀够不够得上"先生"这两个字？
单看他在思想文化上做过的事：
1915年9月15日，他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创办《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明确提出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无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不是什么迂回的学术语言，是直接告诉年轻人你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年后，这份杂志更名为《新青年》，越办越有影响力。
1917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亲自登门邀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这是北大仅次于校长的职务。
他随即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一校一刊的结合，让新文化运动有了真正的大本营和实质性的号召力。
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些后来被历史记住的名字，都在这个圈子里进进出出。
伟人后来回忆说，他在湖南师范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是必读书目。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看《新青年》，谈《新青年》，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
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评价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陈独秀虽然当时不在现场，却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一大到五大，他连续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
这个组织最初的建立和运作，有他不可抹去的贡献。
这些，是白纸黑字记在历史里的事实，不是谁说好说坏能改变的。
可碑上只有五个字，没有"先生"。
赵朴初在现场说这句话，有多大的分量？
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是谁。
这种身份，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不是私下议论，是当着安庆统战部和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公开说出来的。
这句话一出口，就不是一个人的感慨了，是一句公开表态。
但他说了之后，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没有追着任何人要承诺，没有靠着身份施压，没有要求立刻重新立碑。说了，点到为止，放下了。
就是这个"说了就放下"，让这句话的重量反而更显出来。
而这背后，有一段比立碑更复杂的历史，还没有走完——
那封1981年写出去、送进中央的信，引来的批示，批示的落脚点在哪里、又在哪里划了界，最终决定了1983年那块碑上只有五个字，没有"先生"。
批示的内容，是这件事的起点，也是赵朴初七年后站在碑前说"太不应该"的深层原因。
而当所有人把那份批示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才会明白，有些东西，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意留下的空白，还是有意无意的疏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