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历史唯物主义的诗学

在文艺创作的图谱中，最深刻的作品往往诞生于历史必然性与个体生命经验的辩证交汇处。作为时代镜像的影视艺术，更是有潜力将这一交汇处的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那样，优秀的文艺作品之所以动人，并非因为它们消费了某种抽离历史的“永恒人性”，而是因为它们精准地捕捉到了这样一种关系：在历史看似由冰冷的经济必然性驱动的表层之下，潜藏着由无数普通人用生命实践所汇成的、温热的、人性的洪流。正是这种“冷”与“热”的辩证统一，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身的坚实起点。

近期大火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在一片喧嚣的商业大片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样本。这部小成本制作电影既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也缺乏令人炫目的特效，却凭借其深沉厚重的叙事质感，在艺术与市场两端均取得了意外成功。

这种成功绝非偶然，它恰恰折射出观众审美趣味与时代精神的深层共振。纵观近年来中国影视的创作版图，从《山海情》的西北风沙到《人世间》的东北雪原，一批聚焦普通人命运、深挖历史肌理的现实主义作品接连引发广泛共鸣与社会回响，并逐渐汇聚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若我们试图穿透这些影片各异的地域风貌与叙事风格，进而探寻其共通的精神内核，便会发现它们无不指向历史唯物主义诗学这一美学与哲学的深层逻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典地阐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要求我们必须将任何精神文化产品，尤其是影视叙事，置于其所反映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解剖。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这种“社会存在”具象化为20世纪中叶中国东南沿海严酷的生存困境。彼时潮汕地区人多地少、灾荒频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使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这构成了迫使底层民众背井离乡的“推力”；而与此同时，东南亚殖民经济的开发对廉价劳动力有着庞大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拉力”。影片的主人公阿公郑木生在1948年远赴马来西亚做苦力，绝非出于个人化的冒险冲动或浪漫想象，而是为躲避国民党抓丁、在生死存亡关头做出的无奈选择。

《山海情》叙事的原始动力，来自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生存逻辑。剧集开篇便以近乎残酷的写实笔触，呈现了西海固地区“苦瘠甲天下”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绝境——兄弟三人共穿一条裤子、为了一头驴的归属权争执不休。这里的吊庄移民、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每一项政策的推行与每一个个体的抉择，其深层逻辑都牢牢锚定在“生态危机—生产转型—生存改善”这一经济必然链条之上。

即便是年代跨度更大的《人世间》，其开篇的“光字片”棚户区，也是计划经济末期物质匮乏的直接产物，周家三兄妹不同的人生轨迹，无不受到当时社会资源分配与阶层流动机制的深刻规约。

这些影视作品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它们毫不避讳地承认并呈现了这种历史的“冷酷”一面——即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对个体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它们没有试图用廉价的温情去粉饰历史的沉重，而是将镜头冷静地对准了决定人物生死存亡、悲欢离合的物质生产逻辑，从而为全剧奠定了坚实的现实主义地基。

然而，承认经济必然性的制约，绝不意味着将历史简化为冷冰冰的机械决定论或宿命论。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其核心魅力恰恰在于揭示普通人在这种结构性压力下所迸发出的惊人的主体性光芒与伦理实践，也就是恩格斯所倡导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信款合一”的独特物质载体，精妙地构建了连接“存在”与“意识”的桥梁。侨批首先是物质性的，是阿公在异国出卖劳动力换取的血汗钱，是维系家乡亲人生存的经济命脉；但它又是精神性的，封面上寥寥数语承载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歉意与承诺。当阿公遭遇不测，物质性的侨汇链条断裂时，同为底层漂泊者的暹罗女子谢南枝，选择了以“代笔侨批、持续汇款”的方式进行干预。这个延续数十年的“善意的谎言”，表面看是对事实的掩盖，实则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高度能动的底层生存伦理实践。她用实践修补了因意外而断裂的社会存在，维系了阿嬷一家物质生存的底线，同时也守护了远方亲人的精神支柱。在这里，谢南枝、阿嬷与阿公之间形成的，早已超越了狭隘的男女私情或血缘羁绊，而是一种基于共同阶级身份、在苦难中相互取暖的“底层情感共同体”。

这种情感结构在《山海情》中得到了更为壮阔的展现。李水花这一角色，无疑是当代中国影视画廊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她聪慧美丽却因贫辍学，爱情让位于生存，丈夫残疾后，她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拖着板车带着家人横穿戈壁七天七夜落户移民村。她的坚韧，不是某种先验的“女性特质”，而是在极端物质匮乏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尊严而迸发的主体性实践。在她身后，是以马得福、马得宝为代表的一整代人的奋斗图谱——他们或扎根基层协调村民的水电矛盾，或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学习经商，或倾尽所有帮扶迁移农户。这些实践共同织就了一张以“情义”与“互助”为经纬的社会网络，这张网络在冷峻的经济必然性面前，为个体提供了庇护所，也为群体开辟了通向新生的道路。

这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深刻书写，在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中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在《大江大河》中，它表现为宋运辉、雷东宝等改革先行者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中，通过技术与胆识重构生产资料分配的尝试；而在《风吹半夏》所聚焦的九十年代市场拓荒期，这种辩证法则演化为许半夏等民营企业家在资源重组与阵痛中的野蛮生长。无论是西北戈壁中为了生存的迁徙，还是改革深水区里为了发展的突围，抑或是市场大潮中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作品共同证明，真正的艺术真实，从不在于抽离历史的“人性赞歌”，而在于精准捕捉那些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普通人在具体社会存在中生长出的、具有历史具体性的情感结构与伦理选择。

当我们将视野进一步拓宽，会发现这种“历史的冷与热”的辩证统一，正在成为中国当代影视美学的一种自觉追求，并深刻影响着观众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方式。

从《父母爱情》中江德福与安杰跨越半个世纪的婚姻，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家长里短，更是在物质匮乏年代军人家庭如何通过精打细算与相互扶持，将“组织分配”的生存条件转化为充满烟火气的幸福生活；从《鸡毛飞上天》中陈江河与骆玉珠的商海浮沉，我们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底层小商贩如何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依靠“鸡毛换糖”的朴素交换逻辑，一步步建立起现代商业信誉与情感纽带。这些作品虽然在题材与时代背景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拒绝将历史处理成简单的英雄史诗或空洞的说教，而是坚持从具体的社会实践出发，让历史的宏大逻辑下沉为个体的生命体验。它们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历史从来不是由抽象的概念或冰冷的数据单向度书写的，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物”——侨批、菌菇、土地、砖瓦、商品——的流转与生产中，由无数像阿嬷、水花、秉昆、宋运辉这样的普通人，以他们的汗水、泪水、信义与坚守，一笔一划地书写出来的。这种书写，既包含了不得不屈服于客观经济规律的悲怆与无奈（历史的冷），也包含了在既定条件下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生活意义的温暖与光辉（人性的热）。

综上所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的侨批乡愁到《山海情》的黄土地史诗，再到《人世间》《大江大河》等电视剧鸿篇巨制，这些优秀的影视文本之所以能引发跨地域、跨代际的深层共情，正是因为它们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诗学原点。它们以物质生产逻辑为冷峻的叙事基底，却又在此之上，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无数普通人用生命实践汇成的温热人性洪流。

这种辩证的统一，打破了将“历史”与“人性”、“结构”与“能动”对立起来的二元迷思。它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与自我的位置，既不能仅从宏大的、冰冷的趋势中去寻找，也不能仅凭抽离的、虚幻的人性去臆测，而必须到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实践中去探寻——到阿嬷油灯下的等待里去，到李水花板车轮的辙印里去，到每一封侨批的墨迹和每一座菌菇大棚的湿气里去。影视艺术唯有重返这条充满体温与汗水的历史河床，才能超越一时的娱乐喧嚣与悬浮空洞，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身最坚实的起点。这或许正是《给阿嬷的情书》及其同类作品，给予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文化启示与精神慰藉。

原标题：《《给阿嬷的情书》：历史唯物主义的诗学》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郭超豪

来源：作者：吕晓志 高文绚（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