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陈拓《在中国发现西学——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世界背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5月
董少新
当初陈拓找我担任其硕士生导师的时候，我是有些犹豫的，一方面他本科是学经济学的，是否有历史学的基础我不确定，另一方面他说想研究朱子学，而这完全超出我的研究领域。经过几次协商，他同意在明清时期中西交流史领域选题，而最终打动我的，是他不善言辞而又一心向学、颇有些“刚毅木讷”的朴素气质。
硕士论文选题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没多久陈拓便敏锐地选择了明末清初汉文天主教文献序跋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不仅有助于揭示在华传教士的人际网络，而且可以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士人阶层、知识界对西学的认知和态度，以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形态与程度。此外，这一选题甚至让他此前有关朱子学的积累成为一种优势，因为要读懂中国士人为传教士汉文著述撰写的序跋，宋明理学是绕不开的基础之一。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西学”与“中学”相遇、拒纳、融会与调试的过程，研究这段历史也相应地要求研究者具备“西学”和“中学”两方面训练。这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门槛高、难度大的主要原因。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西学”训练主要包括欧洲教会史、天主教神学、欧洲史（尤其是15-18世纪）、西文文献学（尤其是传教文献）以及葡萄牙文、拉丁文等语言训练；“中学”训练则包括儒学、中国思想史、明清史、明代佛教史、中国传统文献学、考据学、目录学以及古文功底等。两相比较，以我的个人研究和教学经验而言，“中学”的难度更大。在我指导过的研究生中，无论中国学生还是外国留学生，大都能掌握两三种欧洲语言，对西文文献的谱系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对中国文献学却往往不得要领。陈拓是我带过的学生中对中国传统文献学、目录学和考据学最为熟悉和擅长的。他总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传世文献中找到重要的史料，又总能在较为常见的史料中发掘出不一样的信息。
我在研究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的过程中，也曾注意到陈维崧赞颂祝石“兰溪老翁今华佗”之语，推测祝石的医术或与传教士有关，但苦于无更多资料而没能进一步阐发。陈拓则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发现了祝石《知好好学录》，结合其他文献，不仅充分证实了祝石对当时传入的西洋医学知识的接纳情况，更进一步揭示出西学在明遗民中的网状传播路径。再如，关于清初医家王宏翰，学界（包括我在内）虽已有较多的讨论，但陈拓通过文本对比，提出了王宏翰可能受到祝石的影响，进而推翻了以往学界对王宏翰的诸多看法。韩愈《师说》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从对祝石、王宏翰等人的研究以及本书的整体内容而言，陈拓在中文史料的发掘、史实的考据和明末清初西学在华传播史诸多方面都远远超越了我。这是我作为他的硕士生导师颇引以为傲的。
陈拓虽自谦“不会二外”，但他从未忽视过西文文献，并且凡有一得，便会与中文文献比勘研究。他在课堂上听我讲过西文文献对张识事迹的记载，便与中文文献对读，并进一步与昙阳子的事迹联系起来，最终发展成“女仙与圣徒”这一章，可谓独辟蹊径、精彩纷呈。我曾与刘耿合作翻译、发表了数份耶稣会中国年信，但如何使用这些年信中的信息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从陈拓这本书可以看到，他对耶稣会中国年信史料的使用并未停留于简单引述，而总是能够将中西文献相互印证，批判性地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之中。可以说，在方法上陈拓已经掌握了西文文献运用的精髓。截至目前就中国学界对耶稣会中国年信史料的使用情况而言，我认为陈拓是做得最好的学者之一。看到这些枯燥、琐碎的年信资料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发挥出重要的价值，我和团队成员也坚定了继续将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系统翻译成中文的决心。这是我从阅读陈拓这本著作过程中汲取到的工作动力。
本书是陈拓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大幅扩充而成。硕士毕业后，陈拓跟随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邹振环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获得了邹教授的精心指导；博士毕业后，陈拓进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跟随著名社会史家余新忠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不断发表佳作，在学界崭露头角，并顺利留在南开大学任教至今。本书之后，陈拓还将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另一部学术著作，打通明末清初至晚清民初两个阶段的西学在华史。我有幸陆续读了一些篇章，对其问世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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