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经济观察报》2014年7月21日沈建缘《毛渝南：中国惠普"老"掌门》、百度百科《杨虎城》《杨拯民》《西安事变》、澎湃新闻《铭记历史丨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被害案》、《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人民日报《杨钦典的"黑""红"人生》等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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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北京，深秋。
一场由大陆方面操办的招待宴会，规格不算小，灯火通明，香烟袅袅，觥筹交错的声音从室内一路飘出来，消散在夜色里。
在座的，大多是那个年代活跃于两岸及商界的各路人物，打扮讲究，说话得体，你敬一杯，我回半盏，气氛极为热络。
六十三岁的杨拯民，今晚是名义上的东道主。
他一头银发，身形挺拔，说起话来不紧不慢，那种见过大世面、经过大风浪之后特有的从容劲儿，一眼就能看出来。
坐在他对面稍偏右一些的，是毛渝南，四十一岁，商界人士，带着在国际公司里历练出的那股精干气，西装笔挺，眼神活络，说话干净利落。
两人聊了没多久，就对上了路子。
通信技术、大陆这几年的变化、市场格局的走向——毛渝南聊起这些来头头是道，条理清晰。
杨拯民走南闯北，在西北戈壁扎根多年，见过的东西远不止眼前这些，两人越说越对劲，推杯换盏，热热闹闹，席间的旁人见了，都以为不过是两个一拍即合的老朋友。
毛渝南哪里想得到别的。他只晓得眼前这位"杨老哥"来头不小，谈吐不俗，人也爽气，酒喝到这份上，两个人说话早就不带客套了。
席间笑声不断，酒也一杯接着一杯，整张桌子上，毛渝南算得上喝得最兴致盎然的那一个。
就在这时，杨拯民把手里的酒杯，轻轻放了下来。
他看了毛渝南片刻，眼神沉了一沉，用一种说不清楚是玩笑还是认真的口吻，缓缓说出了那句话。
毛渝南的酒，就在那一刻，醒了大半。
他愣在原地，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完全收回去，整个人怔在了那里，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旁边的人。
直到有人俯身在他耳边低声解释了几句，他才慢慢意识到，这顿饭，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局，而他与对面这位老者之间，原来隔着一道深达三十六年、从未被人正面触碰过的历史沟壑......
【一】1936年12月，西安城的那个冬夜
要说清楚这两个家庭之间的渊源，得把时间往前拨将近五十年。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点多。
西安城还泡在黑暗里，气温跌到零下，华清池边的树枝上挂着薄薄一层冰霜，冷风吹过，带着深冬特有的料峭和肃杀。
整个城还在睡着，只有某几个关键的地方，灯亮着，枪声正在酝酿。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睡梦中被密集的枪声惊醒。
他来不及穿戴整齐，光着脚跑出了卧室，在一片混乱之中跌跌撞撞翻越后院的围墙，摔伤了脊背，一瘸一拐地跌进骊山，最终躲进了半山腰一处石缝里，在寒风中蹲了好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才被人搜到。
这一幕，后来被许多史书记录了下来，成为民国历史上最为戏剧性的场景之一。
策划这件事的，是两个人：东北军的张学良，以及驻守西北的杨虎城。
杨虎城这个人，光凭出身就够说一阵的了。
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少年时代就跟着刀客走江湖，一步步从最底层往上爬，靠的不是背景，是真本事。
带兵打仗是把好手，带人更有一套，手下将士对他死心塌地，多年下来，在西北一带攒出了颇高的威望。
他的气质，也和那片黄土地一样，沉厚、硬朗，说话算话，认定了的事情，不轻易回头。
当时的局面是这样的：日本人早在1931年就占了东北，张学良的东北军从那时起就被迫撤出故土，辗转来到西北驻扎，军中上下，从将到兵，都憋着一口要打回去的气。
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大意是要先解决内部的麻烦，才能集中力量对外抵抗。
这套逻辑，张学良接受不了，杨虎城也接受不了。
两个人私下里商量了很久，把各种可能都捋了一遍，把后果也都掂量过，最终还是拿定了主意——干一票大的，把蒋介石扣起来，逼他答应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又称"双十二事变"，载入了中国近代史的每一本教科书。
蒋介石被活捉，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八项主张。
消息一出，举国震惊，国际社会也是哗然一片，各方人士屏着呼吸，等着看这个局面接下来走向何处。
西安事变的结局，历史有明确记载：多方斡旋之下，蒋介石接受了部分条件，事变以和平方式告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框架由此成形，全面抗战的序幕随之正式拉开。
从宏观来看，这件事改变了那个时代的走向。
从杨虎城个人来说，这件事带给他的，是此后整整十二年的囚禁，以及1949年那个深秋，一道再无退路的命运关口。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回南京，以表诚意。
落地，随即被扣押，此后再未能以自由人的身份踏出那道无形的囚笼，一关就是数十年。
杨虎城的处置，与张学良略有不同：他被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送出中国，实质上是变相流放。
1937年，抗战烽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杨虎城在国外急得不行，一封接一封地写信，请求回国参战。
每一次，都是同一个答复："不准。"
1937年底，他还是踏上了归途，落地，即被扣押。
这一扣，就是十二年。
【二】铁窗之内，十二年，与另一条路
十二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数字。
关押地点辗转换了几处，其中最长的一段，是在贵州息烽。
息烽是贵州中部的一个小镇，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消息进去难，出来也难，冬天阴冷潮湿，夏天闷热难熬，被关着的人，日复一日，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的日子。
关押杨虎城的那处地方，对外称"息烽集中营"，里头还关着其他的政治犯和进步人士，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处境里撑着。
陪着杨虎城的，有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还有他的妻子谢葆真，以及后来在囚禁之中出生的小儿子杨拯中和小女儿杨拯贵。
宋绮云，是跟了杨虎城多年的秘书，为人忠义，在最难熬的时候选择陪在身边，没有离开。
他的妻子徐林侠也陪着他。
他们还带着年幼的儿子宋振中——这个孩子，在狱中出生，在狱中长大，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缺少日照，身材瘦小，皮肤蜡黄，牢里的大人们疼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小萝卜头。
杨拯中，是杨虎城的小儿子，约出生于1938年前后，在铁门和高墙里长大，他的整个童年，就是哨兵、铁门、围墙，以及父亲口中那个他从未见过的外面的世界。
那个世界里有街道、有操场、有随便走动的自由，但对他来说，那些东西不过是故事里的远方，没有形状，没有气味，只是父亲说起时眼睛里才会出现的某种光。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却在外面走着截然不同的一条路。
杨拯民生于1922年，陕西蒲城人，是杨虎城和罗培兰所生的儿子。
名字是父亲起的，取自孙中山"拯斯民于水火"一句，一个"拯"字里，装着父亲对他的期望，也装着那一代人关于家国的全部想象。
他四岁，母亲罗培兰因病离世。
父亲常年带兵在外，聚少离多，但父亲的言传身教，早早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那种对山河民族割舍不断的责任感，那种不服输的脾气，都从父亲身上传了下来。
1938年，杨拯民十六岁，对彼时的政局越来越失望，揣着一封罗瑞卿给的介绍信，独自走进延安，进入抗大第四期二大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一条和父亲截然不同的路。
战争年代，他从事军事工作，随部队参与了陕北和西北的多处战役，打了一仗接着一仗，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参与的"智取华山"——华山地势极为险峻，历来有"自古华山一条路"之说，他们用迂回突破的战术，最终拿下了山头，这段历史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在许多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子二人，就这样，各自在那个时代的洪流里挣扎着前行。
一个在铁窗里熬着，等一个迟迟不来的结局；一个在山河里奔走，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付出力气。
谁都不知道，另一个人此刻在哪里，在经历什么。
【三】1949年9月6日深夜，重庆，戴公祠
1949年，这一年的历史走势，比任何一年都来得猛烈。
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的防线土崩瓦解，南京易主。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
11月，大军挥师西南，剑指重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一个接一个，开始倒下。
大势已去，重庆是最后一张牌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49年8月27日，重庆罗家湾，何龙庆的公馆里，有一场秘密会议悄然进行。
召集人是毛人凤，在座的有徐远举和周养浩。这场会议究竟谈了什么，多年后在相关审讯档案里留下了记录。
周养浩的笔录中写道：1949年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何龙庆公馆召集徐远举和他本人，商议秘密处决杨虎城将军，决定接回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范围内秘密执行。
会议做出决定之后，杨虎城的命运，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杨虎城一行被以"转移关押地点"为名，从贵州息烽押往重庆。
临行之前，杨虎城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心底已经隐隐有些预感。他在临行前写下了一首诗：
烽火连三季，风物倍凄凉；骊山吐皓月，清辉满长安。
诗里的"骊山"和"长安"，是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夜晚所在的地方——西安事变的发生地。
1949年9月6日深夜十一时许，杨虎城与小儿子杨拯中、小女儿杨拯贵，以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儿子宋振中，共六人被押解抵达重庆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的戴公祠。
当晚执行任务的，是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特务人员。为了避免动静引来外部注意，他们选用的不是枪，而是匕首。
杨虎城刚走进戴公祠，特务王少山从门后冲出，将匕首捅进了抱着母亲骨灰盒的杨拯中的腰间。
杨拯中惨叫一声，跌倒在地。杨虎城回头的瞬间，另一把匕首已经刺进了他的腰部。秘书宋绮云夫妇随后遇难。
年仅八九岁的宋振中，也没能活过这个夜晚。年幼的杨拯贵，同样死于这个深夜。
六条人命，就这样消失在重庆城边那片树林里。
凶手事后用硝镪水处理了现场，以掩盖痕迹。直到重庆解放、相关档案陆续被翻出之后，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才逐渐被后人知晓。
杨拯贵的遗体，始终未能找到完整的，只在废土里发现了一块带有头发的头皮，后来被安葬在母亲谢葆真的墓旁。
这个细节，是这段历史里，许多人看了沉默的一处。
那一年，杨拯民在外头，正参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对父亲、弟弟、妹妹的死，全然不知。
消息传来时，他整个人陷入了深重的低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先后找他谈话，劝他节哀，劝他把力气放到建设新中国上去，劝他把那道伤，转化成另一种东西。
他听进去了。
但那口气，压下去，终究没有散。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深深地沉在心底的最深处，压着，一压就是三十六年，没有对任何外人说过一个字。
三十六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杨拯民把那口气压在心底，走完了延安的岁月，走过了枪林弹雨的战场，走进了西北戈壁的油矿，在那里一扎就是许多年。
头发从黑熬到花白，皱纹一道道往脸上走，当年跟着父亲耳濡目染的那股劲儿，一直还在，就是很少再有人看见了。
另一边，那个1944年生于重庆的男孩毛渝南，父亲去世时才十二岁，后来辗转台湾、远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走廊里念书，在大陆商界一步一步闯出了自己的名堂。
他不知道的是，三十六年前，他父亲的那台机器，曾经在一个秋天的深夜，灭掉了六条人命，其中有一个家庭的父亲、弟弟和妹妹，正是今晚饭桌对面这位老者最深的一道伤。
1985年，有人搭线，把他带进了北京的这场宴会。
毛渝南走进来，看见了那位银发挺拔的"杨老哥"，两人一聊就聊到了一块儿，喝得热热闹闹，笑声不断。
然而就在最酣畅的那一刻，杨拯民缓缓放下了酒杯，三十六年沉在心底的那口气，在那一瞬间终于松动了。
他的嘴微微张开，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毛渝南只感觉对面的气氛骤然一变，随即，那句话落进了耳朵里，毛渝南手里的杯子悬在半空，久久没有放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