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年少深宫经历成谜,晚年自述早年身体遭宫女损耗落下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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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 雷金纳德·弗雷明·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贾英华《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清史稿》宣统本纪 《清室优待条件》;《宣统帝起居注》; 李玉琴《溥仪与我》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67年10月,北京通县某医院的病房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安静地躺在病榻上,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窗外是深秋的黄叶,屋内只有呼吸声和偶尔传来的走廊脚步声。

彼时距他写完那本书,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

那本书叫《我的前半生》,由他口述、胞弟溥杰执笔,从1957年开始整理,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

几十万字,装下了一个人从三岁到花甲的全部颠沛。

书里有三岁被强行架上龙椅的那个冬日早晨,有退位后在紫禁城苟延十二年的孤寂岁月,有被冯玉祥驱逐出宫门后辗转天津、长春的漂泊生涯,有在日本人的操控下做了十三年傀儡皇帝的屈辱历程,也有他在这一生里从未向多少外人详述过的一段往事。

那段往事,被他用几段平静的文字轻轻掠过,放在书里某一章节的中间位置,不起眼,甚至容易被阅读者一滑而过。

然而字里行间留下的那些痕迹,无论经过多少年,都无法被时间完全抹去。

他叫爱新觉罗·溥仪,是这片土地上最后一个以皇帝身份活过来的人,也是一个从三岁起便再未被任何人真正保护过的孩子。



[一]【三岁登基,一场没有告别的离别】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即公元1906年2月7日,爱新觉罗·溥仪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

他的祖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谥法"贤",是为醇贤亲王。

父亲载沣以第五子身份袭承醇亲王爵位,出任摄政王。

母亲瓜尔佳氏是军机大臣荣禄之女,兼为慈禧太后的干女儿,出身名门,身份不低。

按照任何一种平常的命运走向,这个孩子本该在王府里平平安安长大,日后袭爵理事,娶妻生子,做一个富贵而平淡的清室宗亲,与江山社稷并无多少直接的纠葛。

然而命运偏偏走了另一条路。

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落下。

光绪皇帝缠绵病榻,慈禧太后也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

慈禧在重病之中做了她人生的最后一道谕旨:立年仅三岁的溥仪为嗣皇帝,继承光绪大统,以其父载沣出任摄政王,辅政监国。

这道谕旨颁布时,王府里上上下下的反应并不统一。

载沣等人自然惶惶然领旨,而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据史料记载,在得知消息后破口痛骂慈禧。

她并非不明白这道旨意意味着什么——从此以后,那个尚未断奶的孩子将进入深宫,母子之间的骨肉之情将彻底隔绝于那道厚重的宫墙之外。

骂声是绝望,也是预感。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对入宫那一天有过简短的记述。

他被太监从醇王府接走时,哭声震天,死命抓住乳母王焦氏的衣袖不肯松手,身边的人慌作一团,没有人能把这个孩子安抚下来。

内务府的人没有办法,最后只好破例将乳母王焦氏一并带进了宫中。

这位王焦氏,姓焦,生于直隶河间府,嫁与王氏,真名不详,溥仪自幼由她喂养抚育,两人感情极深。

孩子哭,她也跟着哭,眼睁睁看着自己护了多年的小主子被人抱进那道宫门。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即公元1908年12月2日,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基,年号宣统,成为清朝第十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确立帝制以来最后一位皇帝。

那一天的太和殿极为寒冷。

大典礼仪繁复冗长,年幼的溥仪在金碧辉煌的龙椅上坐不住,哭喊挣扎,连翻带滚。其父载沣跪在一侧低声安抚,太监们个个噤若寒蝉,不知如何是好。

这一幕,被亲历大典的老臣们记入了史册,也成了清朝历史上最后一次登极大典留下的最真实画面。

溥仪彼时尚不知道,那一刻起,他与生母瓜尔佳氏的分离,将成为他此后漫长岁月里最难以愈合的伤痕之一。

他日后在书中回忆,此后的十几年间,母子之间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每次相见都有太妃的眼线在侧,甚至连说几句体己的话都是奢望。

一个还在喝奶的孩子,就这样被塞进了龙袍里,推上了最高的位置,然后被遗忘在那道高墙之内。



[二]【宫墙之内,一个孩子的世界有多窄】

宫里对溥仪的日常起居有一套严整的制度。

据《宣统帝起居注》及内务府档案的留存记录,皇帝用膳、出行、读书、就寝,均有专职太监随侍,一言一行皆在记录之列,不得擅自更改。

然而制度是一回事,真实的生活是另一回事。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宫里每顿御膳摆得格外排场,几十道菜铺陈开来,金碗银盏,光可鉴人,看上去富贵至极。

可真正端上来的,大多是提前备好的应景之物,冷硬难食,真正新鲜的好菜早被各路太监截留私用——有的留给自己,有的悄悄带出宫去变卖。

真正能落进皇帝肚里的,十分里头也没有两三分是像样的。

他在书中说,饿急了的时候,曾经吃过太监喂鱼剩下的馒头。

这话在外人听来几乎是笑谈——堂堂皇帝,与宫中的锦鲤抢食,荒诞至极。

然而这正是《我的前半生》白纸黑字写下的内容,溥仪并无添油加醋的动机,那是他亲历的日常。

太监们大量中饱私囊的同时,自己倒过得相当滋润。

他们在宫中另有收入——每逢王公大臣进宫觐见,精明的太监早早在必经之路上布好手脚,借着各种由头敲诈勒索,宫中喝酒赌钱之事也屡见不鲜。

溥仪名义上是万人之主,却无力约束那些在宫中混迹了几十年的老油条,这种倒置的权力结构贯穿了他在宫中的整个童年。

食物之外,是更深的孤独。

进宫后的头几年,陪着溥仪的主要就是乳母王焦氏。

溥仪后来在书中写道,九岁之前,乳母是使他唯一保留了人性的人。

在那段岁月里,王焦氏是他能感受到真实温暖的唯一来源。

她性情善良,每逢溥仪要恶作剧捉弄下人,总是悄悄劝阻,尽力护着那些无辜的太监和宫女少受些苦。

溥仪在书中记载了一件小事:有一次他把铁砂子藏进蛋糕里,想看表演木偶戏的太监崩了牙的模样,王焦氏发现后把铁砂换成了绿豆,那名太监才免了一次灾难。

这类细节,在旁人看来不过是孩子的顽皮,在书里却清晰地勾勒出王焦氏作为溥仪身边唯一有温度的人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这份相伴,并未能维持多久。

大约在溥仪九岁前后,宫中几位老太妃以乳母与小皇帝过于亲近、有碍宫中规制为由,借着一次下人之间的口角纷争寻到了由头,将王焦氏驱逐出了宫。

溥仪哭闹着要把乳母找回来,太妃们不为所动。

王焦氏离宫之后,溥仪在书中留下的那句话流传至今:"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如果九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这点人性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丧失殆尽了。"

这句话不是发牢骚,是一个孩子在多年之后,对一段真实的成长环境所做的描述。

乳母在的时候,至少有一道屏障挡在溥仪和那个冷硬宫廷之间;乳母一走,那道屏障就彻底没有了。

另一重更深的伤,来自生母瓜尔佳氏。

溥仪入宫后,母子相见极难,宫中太妃明令不许他与生母过分亲近,理由是有碍小皇帝仪体。

瓜尔佳氏在王府中独自度日,以泪洗面。后来因为涉及宫中财物的流言,端康太妃将她传进宫内训斥了一番。

本就郁结已久的瓜尔佳氏,在承受不住这一番羞辱之后,回府吞鸦片自尽,于民国十年,即1921年撒手人寰。

消息传进宫来,溥仪悲痛欲绝,一路奔出养心殿要往王府赶去,被人拦下,等他赶到时,已是天人永隔。

对于母亲的离去,他在书中一直深怀愧疚,认为生母之死与自己的任性脱不了干系。

那一年,溥仪十五岁。

此时他已没有乳母,也没有了生母,身边剩下的,只有各怀心思的太监、宫女,以及在礼制框架下维持着规矩表面的整座紫禁城。



[三]【紫禁城里的"国中之国",规矩之下暗流涌动】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皇太后名义颁布《清帝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终结,溥仪时年六岁。

诏书中有言:"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

然而根据当年南京参议院审议通过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退位之后,尊号不变,仍可暂居紫禁城,岁用四百万两银元由中华民国政府按时拨付,宫中太监宫女照常留用,禁卫军编入陆军序列薪饷不变。

历代宗庙陵寝另派兵看护,皇族私产亦受民国政府保护。

就这样,紫禁城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史称"逊清小朝廷"。

外面的世界已换了招牌,红墙之内却仍以宣统年号纪年,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照常运转,宫中臣属仍行跪拜之礼,故旧遗老进进出出,皇帝下谕旨,臣子行大礼,一切如旧,仿佛辛亥革命不过是宫墙外一场遥远的风声。

这是一座典型的"国中之国",也是一个彻底脱离现实的真空地带。

然而静止不代表平和,保留不等于维系。

退位之后,大清的气数人人都看在眼里,宫中那些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的老太监、老宫女,对这位名义上还是皇帝的少年,早已不像从前那样心存敬畏。

宫中丢失珍宝字画的事情频频发生,溥仪要追查,内务府的人敷衍了事,追查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事:他从一位侍从口中偶然听说,宫中建福宫花园一带的仓库里藏有大量历朝字画古器,数量惊人。

他派人前去清点,没过几天,建福宫就发生了一场大火,熊熊火光将那片仓库烧了个精光,所有的东西全部化为灰烬。

那场火从哪里燃起的,此后始终无人查清,也无人敢认真追究。

与此同时,宫中人事层层渗透的问题同样令溥仪深感无力。

隆裕太后于1913年2月22日薨逝之后,袁世凯指定端康太妃主持宫中事务。

端康太妃是光绪帝遗孀之一,她在宫中的影响力举足轻重,把自己的亲信太监安插进溥仪的养心殿随侍,明面上是照料帝君起居,实则每日向她报告溥仪的一举一动。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用他自己的话写明:"她把身边的太监派到我的养心殿来伺候我。这个太监每天要到她那里报告我的一举一动。"

一个名义上居于九五之尊的皇帝,连自己的卧房里究竟是谁在盯着、每天的行踪被报给了谁,都无法置喙,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诞到极点的处境。

宫中太监的人数在退位之后持续缩减却依然数量可观。

溥仪在书中援引"宣统十四年正月行二月分小建津贴口分单"的记录,彼时在册太监尚有一千一百三十七名之多。

这些人在大清江山犹在时仰仗皇权吃饭,如今帝制已去,再无旧日的权威约束,宫中秩序日趋松弛。

而在这松弛的秩序背后,有一些事情,正在少年溥仪不知情的情形下,悄悄发生着。

这种松弛,体现在方方面面。

溥仪的读书师傅中,老臣陈宝琛以"清流谏将"之名在朝中素有威望,每每谏言敢于直言;后来延聘的英籍教师庄士敦,则是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出身、时任威海卫行政长官,1919年经徐世昌批准、以合同聘任制形式入宫,教授英文及西方知识。

庄士敦的到来,给紫禁城这个密封的空间打开了一扇窗,溥仪通过他接触到西方文明、现代观念,进而对宫中的一切礼制规范产生了更强烈的厌倦。

但师傅们能给的,终究只是书斋里的知识。

下了课,那个孩子依然要回到宫里,回到那些太监和宫女的包围之中,回到那些没有人真正在意他感受的漫长日夜里。

宫中的规矩说到底,是为了维持一个秩序的外壳,而不是为了保护里头那个少年的成长。

规矩管住了他的言行仪态,却管不住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究竟在夜深人静之后对他做了什么。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想,不过是宫中惯常的倾轧与人心散漫,末代王朝的末路,哪个不是如此。

然而溥仪这个人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段朝代更迭的注脚那么简单。

那些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对待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皇帝,究竟到了什么地步,究竟做了什么——这件事,直到溥仪晚年提笔写下《我的前半生》,才第一次被他本人用平静而沉重的文字说出口。

他描述的那些夜晚,那些无处逃避、无人倾诉的年月,不只是一个人的隐私,更是一整套宫廷运转机制在一个孩子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深痕。

而当那些文字被反复阅读,贾英华后来调查所得的那份医疗档案被打开,上面用蓝墨水写下的几行字一字一字地呈现在眼前,所有人才真正意识到——溥仪说的,竟然每一字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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