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外当全职月嫂15年,回国后雇主发短信:行李箱里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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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迪拜的阳光永远那么刺眼,把地面晒得像一块烧红的铁板。

我拖着两个行李箱站在别墅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栋住了十五年的房子。

苏菲亚太太站在门廊下,她穿着一身米白色的长裙,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像一团乱麻。

“刘姨,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

她递过来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我接过来掂了掂,少说也有十几万。

“这是你应得的,好好拿着。”

苏菲亚太太又指了指我脚边那个深棕色的老式皮箱,眼神闪烁不定。

“记住,这个箱子在回国之前千万别打开,千万。”

她咬着嘴唇,声音压得很低。

“等你到家了,安顿好了,再看里面的东西。”

我当时只觉得她在搞什么告别仪式,有钱人的讲究我哪懂得了那么多。

我点点头,拖着箱子上了车。

司机哈桑发动汽车,我透过后视镜看见苏菲亚太太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不知道,这个箱子,会把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归国月嫂,推进一个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深渊。



我叫刘秀英,今年五十三岁。

十五年前,我是个连市里都没去过几回的农村妇女。

那时候丈夫刘建国得了癌症,躺在床上半年就走了,留下一屁股外债和一个刚考上大学的儿子。

村里的王大姐说,去迪拜吧,那边遍地是黄金,给人家当保姆月嫂,一年能挣咱们十年都攒不下的钱。

她说得我心里直痒痒。

可我一个农村妇女,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怎么敢去那么远的地方?

王大姐看出了我的顾虑,拍着胸脯说:“秀英,你别怕。我给你介绍的那个中介,专门培训咱们这些人。他们教你英语,教你阿拉伯礼仪,教你怎么照顾外国娃娃。三个月培训下来,保准你能应付。”

“可我都三十八了,脑子转不动了,哪学得会英语啊?”我还是犹豫。

“谁说你脑子转不动?你忘了你当年是咱们村第一个高中生了?要不是家里穷,你早就考大学了!”王大姐提醒我。

这话倒是没错。

我年轻时候成绩好,老师说我是读书的料,可家里供不起,高中没毕业我就回家种地了。

后来嫁给刘建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我那点文化底子也慢慢荒废了。

但人在绝路上,什么潜力都能被逼出来。

为了儿子刘峰的学费,为了还丈夫治病欠下的二十万外债,我咬咬牙,报了那个培训班。

培训的三个月,是我这辈子最拼命的时候。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背英语单词背到半夜。

什么“good morning”、“how are you”、“baby needs milk”,我就像当年背课文一样,一句一句往脑子里塞。

培训班的李老师是个海归,她看我年纪大了还这么拼,就格外照顾我。

“刘姐,你这个年纪还能有这股劲儿,真不容易。”她说。

“没办法啊老师,我要是不拼,我儿子的书就读不下去了。”我抹着眼泪说。

李老师教了我很多实用的技巧。

她说,你不用把英语学得多么流利,但日常用语必须会,尤其是跟照顾孩子有关的。

她还教我阿拉伯文化里的禁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三个月下来,我虽然说不上英语有多好,但基本的交流没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怎么在陌生的环境里生存。

李老师在我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刘姐,记住,你去那边不是去当奴才的,你是去提供专业服务的。腰板要挺直,态度要谦和,但不能卑微。外国人最看重的,就是你的职业素养和人品。”

这句话,我记了十五年。

坐上飞往迪拜的飞机那天,我在包里塞了一本英汉词典,还有儿子刘峰的照片。

我跟自己说,刘秀英,你这条命就豁出去了。

为了儿子,你什么都扛得住。



飞机落地的时候,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看见了比电视里还要夸张的高楼大厦。

那些楼直插云霄,玻璃墙在太阳底下闪得人睁不开眼。

中介公司的人把我接到了阿尔法哈尼家族的别墅。

男主人叫阿卜杜勒,四十来岁,穿着雪白的长袍,眼神锐利得像刀子。

女主人叫苏菲亚,三十出头,长得跟画里走出来似的,但眉眼间总带着股子愁闷劲儿。

面试的时候,阿卜杜勒先生用英语问了我几个问题。

我虽然紧张得手心冒汗,但还是一字一句清楚地回答了。

他看了看我,眼里闪过一丝意外。

“你的英语,比我见过的其他中国保姆要好。”他说。

“谢谢先生。我在国内接受过专门培训。”我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回答。

苏菲亚太太也用英语跟我聊了几句,问我有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

我告诉她,我自己养大了一个儿子,现在正在读大学,我知道怎么照顾孩子。

她看着我的眼睛,突然问了一句:“刘姨,你为什么要来迪拜?”

我愣了一下,然后老老实实说:“因为我丈夫去世了,留下很多债。我儿子还在读书,我必须挣钱。”

“你想念你的儿子吗?”她又问。

“想。”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但我更想让他有出息,不像我一样吃没文化的苦。”

苏菲亚太太看着我,眼睛也红了。

她转头对阿卜杜勒先生说了一句阿拉伯语,然后对我说:“刘姨,我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一个为了孩子什么都能豁出去的母亲,才能真正理解另一个母亲的心。”

就这样,我在阿尔法哈尼家住了下来。

我的活儿就是照顾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

这个家哪里是家啊,简直就是皇宫。

大理石地板能照出人影来,水晶吊灯从三层楼高的天花板垂下来,闪闪发光。

家里的佣人有十来个,菲律宾的,印度的,尼泊尔的,我们就像一群机器,各干各的活儿。

刚开始的时候,语言还是个大障碍。

我每天晚上都躲在房间里,对着词典学新的单词。



苏菲亚太太看见了,主动提出教我阿拉伯语的日常用语。

“刘姨,你在我们家工作,学会一些阿拉伯语会方便很多。”她说。

她每天抽出半小时,教我一些简单的词汇。

什么“谢谢”、“早安”、“需要帮助吗”,我都一点点学会了。

我也教她一些中文,她特别喜欢“平安”这个词。

“这两个字,听起来就让人心里安定。”她说。

慢慢地,我和苏菲亚太太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超越雇主和佣人的信任。

她会跟我说她的烦恼,说她的家庭,说她的恐惧。

而我,也会跟她分享我对儿子的思念,对未来的期望。

两个天南地北的女人,因为都是母亲,因为都在为孩子拼命,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小少爷赛义德出生后,我成了他的“中国妈妈”。

我给他唱家乡的歌谣,用蹩脚的英语讲孙悟空的故事,他半夜发烧我就抱着他一宿不睡。

赛义德的头发软软的,眼睛黑得像葡萄,他会说的第一个中文不是“妈妈”,是“刘姨”。

那一刻,我哭了。

在这个金碧辉煌的笼子里,赛义德是我唯一的念想。

我看着他从襁褓里的娃娃,长成能搂着我脖子撒娇的小男孩。

十五年过去了,我的头发白了大半,手上的老茧厚了一层又一层。

我的英语和阿拉伯语都越来越流利,我甚至能听懂阿卜杜勒先生和他那些生意伙伴的对话。

但我从不多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当作耳旁风。

这是我在这个家生存的法则。

可有些事情,就算你装聋作哑,它也会找上门来。

这个看起来平静的豪宅里,有些东西正在慢慢发臭。

我出来讨生活这么多年,知道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

可有些事情,就跟墙角的霉斑一样,你越装看不见,它长得越快。

阿卜杜勒先生出差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总是半夜出门,天亮回来,身上带着股子雪茄和陌生香水混在一起的味儿。

他回来以后,总会跟苏菲亚太太在书房里吵架。

声音压得低低的,像两只困兽在互相嘶咬。

有一回,我给他们送咖啡,刚走到书房门口,就听见苏菲亚太太尖着嗓子喊:“阿卜杜勒,你答应过我的,那是最后一次!你不能再碰那些东西!”

她说的是阿拉伯语,但我都听懂了。

“你闭嘴!”阿卜杜勒的声音又急又躁,“你懂个屁!这是生意!没有这些,你以为你还能穿着名牌裙子在这儿喝下午茶?”

“可那是犯法的!是见不得光的!会害死人的!”苏菲亚太太的声音都变了调。

“见不得光?钱有见不得光的吗?苏菲亚,你管好你儿子,管好你自己,别插手我的事!否则……”

“否则什么?你要杀了我吗?”苏菲亚太太凄厉地笑了,“你敢吗?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

我吓得端着托盘的手一抖,咖啡洒了几滴出来。

我赶紧退后几步,悄没声儿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心。

我发现,家里会来一些奇怪的人。

他们不像阿卜杜勒生意场上的那些老板,那些人都是西装革履,笑眯眯的。

这些人通常在深夜来,穿得随随便便,眼神里带着股子亡命徒的狠劲儿。

他们说话的时候,会不经意地掀开衣服,露出腰间别着的枪。

他们从不走正门,都是阿卜杜勒亲自领着,从花园的侧门进来,直接下地下室。

地下室本来是酒窖和娱乐室,后来阿卜杜勒找人改造了,装了道厚重的密码门,除了他自己,谁也进不去。

有一次,一个客人在客厅沙发缝里落了个小小的金属U盘。



我打扫的时候发现了,正犹豫要不要交给苏菲亚太太,阿卜杜勒先生像一阵风似的冲下楼,脸色黑得吓人。

“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他用阿拉伯语问我,语速快得像机关枪。

我庆幸自己这些年学会了这门语言,立刻用阿拉伯语回答:“先生,我在沙发缝里发现了这个。”

我赶紧把U盘递给他。

他一把夺过去,攥在手心里,死死盯着我,用英语一字一句地说:“你,什么都没看见,明白吗?”

他故意换成英语,是在试探我到底懂不懂阿拉伯语。

我装作有些困惑的样子,用英语回答:“是的先生,我什么都没看见。”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才转身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透了。

我意识到,我懂阿拉伯语这件事,不能让阿卜杜勒知道。

否则,他会觉得我听到了太多不该听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在阿卜杜勒面前,永远只说英语,装作听不懂阿拉伯语的样子。

但在私下里,我和苏菲亚太太交流时,还是会用阿拉伯语。

苏菲亚太太越来越憔悴,她开始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她不再出去逛街,不再开派对,大部分时间都跟赛义德待在一起,要么就拉着我说话。

她的话说得颠三倒四,全是害怕。

“刘姨,你说,一个人要是犯了错,还能回头吗?”她用阿拉伯语问我,声音里全是绝望。

“太太,只要想回头,总有路的。”我用同样的语言安慰她。

“不,刘姨,你不懂。”她摇着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有些路,一旦踏上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前面是悬崖,后面有人追。”

她抓住我的手,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肉里。

“刘姨,你知道吗?我嫁给阿卜杜勒的时候,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商人。可后来我才发现,他做的生意,是用别人的命换来的钱。那些军火,卖到战乱的国家,会炸死多少无辜的人?会让多少孩子失去父母?”

她哭得浑身发抖。

“我想阻止他,可我做不到。我如果敢说一个不字,他就会威胁我,说要对赛义德下手。刘姨,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抱着她,心里也是一阵阵发凉。

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家,这个我待了十五年的地方,就像一艘正在慢慢往下沉的船。

而我,只是甲板上一个无关紧要的乘客。

可苏菲亚太太的眼神告诉我,我不是无关紧要的。

她需要我。

她需要一个能信任的人。

而这个人,只能是我。

因为我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我没有利益牵扯,我不会出卖她。

更重要的是,我是个母亲,我能理解她作为母亲的恐惧和无助。

“太太,您相信我吗?”我用阿拉伯语问她。

“相信,刘姨。”她死死抓住我的手,“在这个家里,你是唯一一个我能相信的人。你不会为了钱出卖我,不会为了保命害我。因为你心里有儿子,有牵挂,你知道一个母亲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

她的话,让我的眼泪也下来了。

是啊,我们都是母亲。

我们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拼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我开始琢磨着离开。

合同还有三个月到期,我想,等合同一到,我立马回国。

我不想被卷进任何我扛不起的麻烦里。

我跟苏菲亚太太提了我想回国的事儿。

我说儿子快毕业了,我想回去陪陪他。

她听了以后,沉默了好长好长时间,长到我以为她不会同意。

她的手紧紧握着茶杯,指关节都发白了。

最后,她抬起头,眼睛通红地看着我。

“好,刘姨,你想家了,是该回去了。我……我帮你准备。”

她的声音在颤抖,眼底深处藏着某种我看不懂的决绝。

她的反应,比我想的要平静,甚至,平静得有些不正常。

我当时没想到,她已经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一个要把我彻底拖进深渊的决定。

决定离开以后的日子,过得又快又慢。

每一天,我都像在跟时间赛跑,一边盼着回家的日子快点到,一边又因为要离开赛义德难受得厉害。

苏菲亚太太开始帮我准备回国的东西。

她带我去最高级的商场,给我买衣服,买包,买化妆品,那些我只在杂志上见过的牌子,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了。

“刘姨,这些你都拿着。回国了,也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她把一条珍珠项链戴在我脖子上,凉飕飕的,让我打了个哆嗦。

“太太,这太贵了,我不能要。”我慌忙想摘下来。

“戴着。”她的手按住我的手,力气不大,却不容反驳,“这是你应得的。你把赛义德照顾得这么好,把我当朋友一样信任,这算什么。”

她的眼睛红红的,声音哽咽。

“刘姨,你知道吗?这十五年来,你是唯一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在阿卜杜勒眼里,我只是个生孩子的工具,是个摆设。在他那些生意伙伴眼里,我更是什么都不是。只有你,会听我说话,会安慰我,会在我害怕的时候陪着我。”

我也哭了。

“太太,我也要谢谢您。要不是您当年看得起我,我一个农村妇女,怎么可能在迪拜待这么久?您教我阿拉伯语,教我这里的规矩,从来没把我当外人。”

我们俩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着高级的连衣裙,戴着温润的珍珠项链,像个突然变了样的人。

可我心里没有一点儿高兴,只有沉甸甸的不安。

这不像是告别,更像是一种……补偿。

或者说,封口费。

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那个深棕色的旧皮箱。

那天下午,苏菲亚太太让司机从储藏室把它搬出来。

那是个很旧的箱子,牛皮表面已经有不少划痕,边角的铜扣也氧化发黑了。

“刘姨,你用这个箱子吧。”苏菲亚太太抚摸着箱子上的纹路,眼神飘得很远,“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很结实,能装东西。”

“太太,我用不上这么好的箱子。我东西不多,一个编织袋就够了。”我实话实说。

“那怎么行。”她立马否定了,“你现在也是体面人了,怎么能提个编织袋回国?听我的,就用这个。你看,它容量大,我给你买的那些东西,都能装下。”

她一边说,一边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面的衬布是深紫色的丝绒,保养得挺好,还有股淡淡的樟木味儿。

她蹲下来,假装整理着衬布的边角。

我眼尖,瞥见她的手指在箱子底部的一个夹层里,飞快地塞进了个什么东西。

那东西看起来不大,但好像有点分量,因为她塞进去的时候,手腕明显沉了一下。

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一下。

她很快合上箱子,站起身,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好了,就这么定了。这几天你就把东西慢慢收进去吧。”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恳求,有绝望,还有一丝赌徒般的疯狂。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她是在把什么非常重要、非常危险的东西,托付给我。

而她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她知道,我不会拒绝。

不是因为我贪财,而是因为我理解她。

我理解一个母亲为了保护孩子,可以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

就像十五年前,我为了儿子,敢一个人跑到迪拜来讨生活一样。

“太太……”我想问她,但她摇了摇头。

“别问,刘姨。你什么都不要问。”她用阿拉伯语低声说,“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回国,好好生活。”

她的眼泪又下来了。



“如果有一天,如果……如果我和赛义德出了什么事,你就打开那个箱子。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我还能说什么?

我只能点头。

接下来几天,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旁敲侧击地问其他佣人,有没有见过这个箱子。

菲律宾女佣玛丽亚告诉我,这个箱子确实是苏菲亚太太妈妈的遗物,她一直很宝贝,以前谁都不许碰。

“她突然拿出来给你用,真奇怪。”玛丽亚也觉得想不通,“刘姨,你在这个家十五年了,太太肯定是真的把你当自己人了。”

我苦笑了一下。

当自己人,也要看是什么事儿。

晚上,等所有人都睡了,我悄悄回到自己房间,把那个箱子拖出来。

我学着苏菲亚太太的样子,去摸那个夹层。

夹层藏得很隐蔽,在箱底衬布的折叠处,有条细细的拉链,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的手心全是汗,心脏在胸口咚咚咚地跳,像要撞破肋骨。

我拉开拉链,把手伸进去。

里面空空如也。

我愣住了。

怎么会?难道是我眼花了?还是苏菲亚太太后来又拿走了?

我把整个夹层都翻了个遍,除了丝绒衬里,什么都没有。

我坐在地上,对着那个空荡荡的夹层发了好久的呆。

也许,真是我太敏感了。

也许,苏菲亚太太只是整理一下褶皱。

我这么安慰自己。

可那种不祥的预感,像一条冰冷的蛇,缠住了我的心脏,越缠越紧。

离开的日子终于到了。

迪拜的清晨,太阳总是起得特别早,把整个天边都染成橘红色。

我一夜没睡,反复检查着我的行李,主要是那个深棕色的皮箱。

我甚至用小手电把里面照了一遍又一遍,除了那股樟木味儿,什么都没发现。

我下楼的时候,一家人都在。

这很不寻常,平时这个时间,阿卜杜勒先生要么在健身房,要么在书房处理公事。

今天,他却穿着一身休闲长袍,坐在餐桌旁慢慢喝咖啡。

“刘姨,要走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锐利,反而多了点我看不懂的复杂。

“是的,先生。”我恭恭敬敬地用英语回答。

苏菲亚太太眼圈红红的,明显哭过了。

她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路上小心,回国后好好照顾自己。

十五岁的赛义德抱着我的腿,不肯松手,哭得抽抽搭搭。

“刘姨你别走……你别走好不好……我把我的游戏机都给你……”他用中文说,发音虽然不标准,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孩子的眼泪最烫人,烫得我心口一阵阵地疼。

我蹲下来,帮他擦掉眼泪,用中文说:“赛义德长大了,要听妈妈的话。刘姨回国去看自己的儿子,他也很想我。我会给你写信的,好不好?”

“那你一定要写!一定!”他抽噎着说。

这场告别,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感觉自己像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家人在做最后的送别。

临出门前,苏菲亚太太把我拉到一边,把那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塞进我的手提包。

“刘姨,这是十五万人民币,不多,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回去后,用得着的地方多。”她用阿拉伯语说。

“太太,这太多了,我的工资……”

“拿着!”她打断我,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这是你应得的。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十五年,为我付出了十五年的信任和陪伴。这是我们欠你的。”

她顿了顿,又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用几乎听不见的阿拉伯语说:“记住我跟你说的话,那个箱子,到家之前,千万别打开。任何人问起,都说是我送你的旧物,里面装的都是些不值钱的衣服和纪念品。明白吗?”

她的气息喷在我耳朵上,带着一丝冰凉的颤抖。

我的心猛地一缩。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全是血丝,眼底深处是无尽的恐惧和一丝……恳求。

“太太,您到底……”

“别问!”她抓紧我的手,指甲都掐进肉里了,“刘姨,求你了。就当帮我最后一次。”

我僵硬地点了点头。

阿卜杜勒先生走过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重。

“刘姨,一路顺风。在中国好好生活。”他用英语说,话听起来很正常。

但他的眼神,却像在打量一件货物。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深棕色的皮箱,嘴角勾起一个极其细微的弧度。

那个笑容,让我遍体生寒。

我突然意识到,阿卜杜勒也知道这个箱子的秘密。

他和苏菲亚太太之间,正在进行某种我看不懂的博弈。

而我,成了他们博弈的棋子。

司机哈桑把我的行李放进后备箱,我坐进车里,不敢再回头看。

车子慢慢驶出那座我住了十五年的笼子,我知道,我的人生,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车里冷气开得很足,可我的手心,却一直在冒汗。

我紧紧抱着我的手提包,里面有我的护照,我的积蓄,还有那沉甸甸的十五万。

我一遍遍地回想苏菲亚太太的话,和阿卜杜勒先生最后的那个眼神。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子里冒出来:那个箱子里,一定有东西。

苏菲亚太太放进去了,但又在我检查之前拿走了。

不,或许她没有拿走,而是用了某种我不知道的法子,把它藏在了更深的地方。

她让我不要打开,是在保护我。

而阿卜杜勒先生的眼神,好像也知道箱子的秘密。

他们夫妻俩,到底在演哪一出?

我,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感觉自己像个被蒙住眼睛的棋子,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向了一个未知的棋盘。

从阿尔法哈尼家的别墅到迪拜国际机场,一个小时的车程,我却觉得像过了一个世纪。

窗外的风景飞快倒退,那些我早就熟悉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此刻在我眼里都变得陌生又危险。

每一辆从我们旁边超车的汽车,都让我心惊肉跳,总觉得会有人冲下来,把我从车里拽出去。

司机哈桑是给阿尔法哈尼家干了很多年的印度人,平时话不多,但对我一直很友善。

这十五年来,每次我去市场买东西,都是他开车送我。

我们虽然语言不完全相通,但彼此都懂一点英语和阿拉伯语,也算能交流。

今天,他却一言不发,只是透过后视镜,时不时地看我一眼。

那眼神,不再是往日的和气,而是一种混合着同情和担心的复杂情绪。

“刘姨,回家是好事。”快到机场时,他终于开口了,用英语说,声音有点沙哑,“你的国家,现在很安全。”

他刻意把“安全”这两个字说得很重。

我心里一动,试探着用阿拉伯语问:“哈桑,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说阿拉伯语。

他沉默了,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关节都发白了。

“刘姨……你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也换成了阿拉伯语。

“会一点。”我没敢说太多,“太太教的。”

哈桑苦笑了一下。

“难怪太太那么信任你。刘姨,你是个聪明的女人。这些年在那个家里,你一定看到了很多,也听到了很多。”

“我只是个保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我都当作没看见。”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你做得对。”哈桑叹了口气,“我只是个司机,刘姨。我只知道,有时候,知道得越少,活得越久。阿尔法哈尼先生和太太都是好人,但……好人也会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投进我本已波涛汹涌的心里,激起了更大的浪花。

身不由己的事?那是什么事?

需要用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月嫂,来当棋子吗?

“刘姨,”哈桑又说,“你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护好自己。太太是个好女人,她心里有苦,但她绝不会害你。如果她拜托你做什么,那一定是因为她走投无路了。”

他的话让我浑身发冷。

到了机场,哈桑帮我把行李搬下来。

他把那个深棕色的皮箱放在最上面,拍了拍箱子,用阿拉伯语低声说:“愿真主保佑你,刘姨。也保佑太太和小少爷。”

然后,他便匆匆开车离去,好像多待一秒都会惹上麻烦。

我一个人站在人来人往的出发大厅,巨大的孤独和恐惧把我淹没了。

我看着那个皮箱,它就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装满了未知的诱惑和危险。

我想过把它扔掉,就扔在机场的垃圾桶里,然后只带着我的随身小包回国。

可是,苏菲亚太太那双充满恳求的眼睛,又浮现在我眼前。

她是个可怜的女人,被困在金钱和权力的笼子里。

她把这个箱子交给我,或许是她唯一的求救信号。

如果我扔了它,是不是就等于掐灭了她最后的希望?

更何况,我凭什么觉得扔了它就安全了?

阿卜杜勒先生也知道这个箱子。

如果他想灭口,无论我扔不扔,结果都一样。

反而,带着它,按照苏菲亚太太的指示去做,或许还有条活路。

我想起了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的恐惧和勇气。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连英语都说不利索,但我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

因为我心里有儿子,有牵挂。

为了儿子,我什么都不怕。

而现在,苏菲亚太太心里有赛义德。

她为了儿子,也什么都不怕。

我们都是母亲。

我们都懂得,为了孩子,可以豁出一切。

我深吸一口气,拖着那个沉重的箱子,走向了值机柜台。

办托运,过安检,出境。

每一个环节,我都像在走钢丝。

尤其是在行李过X光机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死死盯着屏幕,看着我的那个皮箱缓缓通过。

屏幕上显示出里面衣物的轮廓,还有一些金属的搭扣和拉链。

一切正常。

安检员没有任何表示,箱子顺利地从另一头滑了出来。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也许,真是我多心了。

也许箱子里真的什么都没有,苏菲亚太太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我把她妈妈的遗物带离那个让她伤心的地方。

坐在候机室里,我看着巨大的落地窗外,一架架飞机起飞、降落。

我的心情也像这飞机一样,起起落落。

我拿出了那十五万人民币,崭新的钞票,带着油墨的香味儿。

这笔钱,足够我在老家县城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这是我十五年青春换来的血汗钱。

我把钱重新包好,放回包里。

不管怎样,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回到我自己的国家,回到我熟悉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飞机起飞时,我靠在舷窗上,看着下面那座灯火辉煌的城市,慢慢变成一个金色的光点,最后消失在云层里。

再见了,迪拜。

再见了,我十五年的青春。

飞机上的八个小时,我几乎没合眼。

我反复回想着在阿尔法哈尼家的点点滴滴,试图从记忆的碎片中,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我想起了阿卜杜勒书房里那些深夜的争吵,想起了那些神秘的访客,想起了苏菲亚太太越来越深的愁容。

一切都指向一个可能:阿卜杜勒先生在做着某种非常危险,而且是犯法的生意。

而苏菲亚太太,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秘密,她想阻止,却无能为力,甚至自己也受到了威胁。

那么,那个箱子……它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是藏了证据?还是某种交易的信物?

我越想头越疼。

我决定不再去想。

等我回了国,到了家,我就把这个箱子扔进河里,或者一把火烧掉。

我只要我的钱,我的儿子,我的安稳日子。

别人的恩怨情仇,我不想,也掺和不起。

飞机降落在白云机场的时候,是国内的傍晚。

走出机舱,闻到空气中熟悉的、略带潮湿的味道,我差点哭出来。

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取行李的过程很顺利。

当我在传送带上看到那个深棕色的皮箱时,我的心又不由自主地悬了起来。

它在传送带上缓缓转动,看起来那么普通,又那么扎眼。

我走过去,把它取下来,感觉它比去托运时更沉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道关卡——海关。

我推着行李车,混在人群中,慢慢往出口走。

我的手心又开始冒汗,后背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我低着头,不敢看那些穿制服的海关人员。

我感觉他们的每一道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能穿透我的身体,看穿我心里的秘密。

“您好,请这边走,行李需要过一下X光机。”

一个年轻的海关关员拦住了我,指了指旁边的检查通道。

这是例行抽查。

我前面的人,后面的人,都被要求把行李放上检查台。

我心里对自己说,刘秀英,别怕,只是例行检查。

在迪拜机场都过来了,这里也一定没问题。

我把两个箱子都搬上传送带,包括那个深棕色的皮箱。

我的眼睛,再一次死死盯住了监控屏幕。

皮箱的轮廓,衣服的轮廓,金属搭扣的轮廓……一切都和上次一样。

我的箱子从机器的另一端滑了出来。

“好了,女士,您可以走了。”

关员对我笑了笑,挥手放行。

那一瞬间,我感觉像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突然得到了赦免。

巨大的狂喜和放松,让我几乎站不稳。

我推着行李车,快步走出海关大厅,走进了人来人往的接机人群。

我安全了。

我真的安全了。

我所有的担心,所有的害怕,都只是我自己瞎想。

我就是个普通的月嫂,结束了一段漫长的海外工作,带着积蓄和雇主送的礼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仅此而已。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这是高兴的泪水,是重获新生的泪水。

我没在广州停留,直接去了客运站,买了回老家县城的长途大巴票。

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平稳地开着,窗外的夜景飞快掠过。

我靠在椅背上,拿出手机,给儿子刘峰发了条信息:儿子,我到广州了,正在回家的路上。明天早上就能到。

儿子很快回复:妈,太好了!我明天去车站接你!

看着儿子的信息,我心里暖洋洋的。

十五年了,我终于可以像个真正的母亲一样,陪在他身边了。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准备靠着椅子睡一会儿。

这十几二十个小时,我实在太累了。

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我以为是儿子又发了什么信息,就拿出来看。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国际号码。

号码的归属地,是迪拜。

我的心,咯噔一下。

一条信息弹了出来,很短,是用阿拉伯语写的,下面还有英文翻译:

“仔细检查行李箱。底层有暗格。按压左下角的铜扣三次。 - 苏菲亚”

我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仔细检查行李箱?底层?暗格?

她为什么偏偏在我通过了所有安检,踏上回家的路,自以为已经绝对安全的时候,才发这条信息?

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后背。

海关的X光机都查不出来的东西,那会是什么?

它不是毒品,不是军火,不是任何常规的违禁品。

那它到底是什么?

苏菲亚太太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把它交给我?

她之前在机场的叮嘱,和现在这条信息,完全是矛盾的!

一种比在海关时强烈百倍的恐惧攫住了我。

我缓缓转过头,看向放在大巴车行李架上的那个深棕色皮箱。

它静静躺在那里,像一头蛰伏的猛兽,在黑暗中,对我露出了无声的獠牙……

我的手抖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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