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收到举报信，说新四军有冤情，毛主席感叹：责任在项英

毛主席晚年收到有关新四军冤情的举报信，深感此事责任在于项英，难以释怀吗！

1937年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皖南的小镇云雾间悄然挂牌。一纸命令，要把鄂豫皖、大别山一线的各路红军游击队统合起来。驻守岳西山区的高敬亭首先被点名。这个只比部下大几岁的司令员向部队挥手时，山风卷起他那件旧棉衣，谁都看得出他对即将到来的改变并不轻松。

高敬亭不是无名之辈。黄麻起义后，他曾在鄂豫皖根据地硬生生顶过五次大围剿，三年里，部队从数百人打到上万人。1935年，他率队夜袭巢县城外的余谊密，七发子弹结束了那位安徽省财政厅长的性命，第二天便扬名大别山。当时卫立煌不得不电报南京请求“暂缓进剿”，给了游击区难得的喘息。

正因为有这份战功，改编时叶挺点将：“第四支队司令员，由高敬亭担任。”高愣了一下，仍旧工工资格地一敬礼，回头对政委郑位三说：“从此，咱得学会穿黄呢军装了。”他笑得豪爽，却掩不住心底的惴惴。毕竟，地方游击队转成国民革命军番号，条令多了，码头多了，老兄弟们能不能适应，谁也没底。

翌年5月12日，蒋家河口的枪声震响巢湖岸。高敬亭那支四千人的队伍，卡住日军辎重线，打了五个小时，缴获大炮三门、骡马百余匹。这是新四军打出去的第一场硬仗，军部电文表扬，却也紧跟着传来命令：全支队东进，与兄弟部队会合，统一行动。

可在大别山摸爬滚打太久，高敬亭下意识替乡亲们盘算：一旦全撤，敌伪卷土重来，谁来护得住这些山村？他于是打了折扣，留下一部掩护，带主力磨蹭前行。项英在庐江召集会议，脸色沉得吓人：“军令如山，谁给你自主更改的权力？”高敬亭沉默良久，只说一句：“部队走了，老百姓怎么办？”空气里能听见针掉地的声音。

意外接踵而至。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夜半叛逃，带走一百多人，枪械百余支。江北指挥部炸锅了，觉得高敬亭已无法驾驭部队。审讯会上，项英冷声道：“纪律若失，何以为军？”高低头不语。郑位三小声劝解：“要不写份检讨？”高摆手：“让他们把枪交回来，比什么检讨都强。”

1938年10月20日，青龙场荒地枪声三响，这位31岁的司令员倒下。事后，有人悄悄议论：“听说陕北刚来电，要把他调去整训，可惜晚了。”传言真假难辨，但“晚了两个时辰”的说法在军中流传多年。

此事很快被战火掩埋。新四军忙着东进，忙着应对日伪与顽军的夹击，无暇多想一个已成往事的名字。直到1975年盛夏，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在总后医院写下长信，寄往中南海。一页一页，细述父亲的功与过：“如有错误，请中央定罪；若无大罪，请还清白。”她说，“女儿不求职务，只求一句公道。”

那年9月，高龄的毛泽东批阅此信，眉头紧锁，对身边人轻声道：“这件事，得弄清。该由谁负责，早晚要说清楚。”随后，中央组织几路人去安徽、湖北、北京多方查档。结果很快摆在桌上：高敬亭确有聚军抗敌之功，处置时程序欠缺，多名见证人并未到场。处理决定偏重，枪决理由难以服众。

1977年4月，中央下文，宣布撤销当年处分，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家属待遇与其他烈士同等。那封斑驳的家书被收入档案，旁边夹着最新批复。有人感慨：“是非从来跑不赢时间，但真相终究会追上来。”对烈士陵园里那块悄然立起的新碑，没有隆重的揭幕式，只有几位老战士默默行礼。青山静默，大别山的林风掠过石碑，像是替旧日的枪声作结，也像是提醒：军令和人心，两者都沉重，却都不可轻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