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周建人担任浙江省省长后，亲戚纷纷前来求助，面对亲情压力，他风趣回应：我可不是国民党！
1953年初春，西湖水面薄雾未散，浙江省政府大院已灯火通明，刚满六十五岁的周建人端着搪瓷缸，站在回廊尽头与卫兵闲聊。
“省长，家里人来找您了。”警卫压低声音。
“先让他们等等。”周建人点点头，转身回到办公室，继续翻阅刚从义乌县寄来的农作物改良方案。
年轻同僚常惊讶：这位省长身体微驼，却能一口气读完几十页英文资料，还能随口指出段落里的译名错误。秘诀并不神秘。四十年前，在绍兴新台门的老宅里，哥哥鲁迅寄来厚厚一箱生物学书籍，他就着油灯逐字抄写，一笔一划完成了自己第一部昆虫学译稿。家道中落后，他早早挑起生计，办过僧立小学，讲过自然课，进京旁听，又赴上海任职商务印书馆、上海大学，在植物解剖与社会形势两条线之间来回穿梭。那时期的知识分子常被讥为“脱离尘世”，他却靠自学让科学与民生接轨，校外是课堂，街巷即实验室。
1930年代，上海租界乌云压城。好友杨贤江被捕时留下半页纸条：“书里有光，街上有火。”周建人记下这句叮嘱，继续在人群中周旋——白天讲课，夜晚替《语丝》斟酌每个字。冯雪峰、沈雁冰常在他家客厅交换资料，抽残烟讨论北平、延安来信，门外却贴着“生物讲稿校对，闲人免进”八个字，足以糊弄暗探。
1948年盛夏，上海的闷热比往年更难当。地下党通知他尽快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装作探亲，”冯雪峰简短安排，“车票、路条有人送到。”同年七月，他与夫人王蕴如、老部下金瞻光等七人假称“绍兴祭祖”，乘小船溯河而上。行李外缠着六圈麻绳，一眼看去像普通百姓的家当，实则暗藏往解放区带去的文献。火车过浦口时检查最严，一名便衣军官紧盯大包。王蕴如低声道：“要不要给他看？”周建人摇头：“放心，他怕麻烦，不会挪动这么沉的家伙事。”果然，兵车一晃便放行。数周后，一行人到达保定，随即进入西柏坡报道。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把他与沈钧儒、马叙伦等推上前排。周建人仍以“民主人士”自称，只有个别同志知道，他已在那年秋天宣誓入党。多重身份在他身上并不冲突，因为信念早已归一——国家该有统一的方向，学问必须服务于百姓。
浙江解放后，中央考虑地方人心，选用熟知乡情的民主进步人士掌舵。周建人被任命为省长时已近古稀，他先与夫人商量：“公家的房子该给年轻人。”说完，果断搬离宽敞小楼，在机关集体宿舍住下。高教部的王蕴如索性提交辞呈：“你不占便宜，我也不挂虚职。”消息传开，省府里暗地叫苦——少了能量运作的“夫人路线”，求情条子也就打了水漂。
没多久，一位远房族弟带着厚礼敲门，自称会记账，想进财政厅。“三哥，只要一句话，我给你省几多心。”周建人笑了笑：“你当我是谁？国民党县长？”短促一句，把亲戚堵得面红耳赤，只好讪讪离去。随后，他在干部会上强调：“浙江钱袋子要用在水利、在农村诊所，不在亲戚腰包。”
治政之外，他仍念书。1959年，稻谷试验田首次获得高产，他蹲在稻梗间量株高、记亩产，随行记者等了半天才拍到照片。夜里回府，他给女儿周晔写信：“想留杭州，就靠考试；不要托我。”周晔听从，投考文学杂志社，后来给父亲的友人柯灵写了一张薄薄的自荐卡片，缺字少句，却被照实收录。
晚年有朋友劝他撰写自传，攒攒“周家三兄弟”的传奇。他摆手：“我做的事，是许多人一起做的，写我一人没意思。”1984年7月29日，病危通知发出，他留下口信：“不开追悼，不摆花圈，骨灰撒海。”第二天清晨，西子湖畔晨练的行人看见省府降半旗，却鲜有人知，又一位低调的开国功臣离去了。
王蕴如整理遗物时，只找到一本《植物学纲目》和一本发黄的汽船船票。财政部门按照副省级标准补助她生活费，她婉拒多余部分——这是两位老人共同的原则：国家财产来之不易，每一分都要花在春耕、在教室、在厂房里。周建人一生的路径，便凝缩在这点滴细节之中：从书斋到田埂，从地下通道到省政府大院，方向变换，立场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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