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1991年夏天，绿皮火车吭哧吭哧在铁轨上爬行，车厢里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
那年我二十一，刚在郑州读完大专，准备回山东老家。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大半。车厢连接处，抽烟的人、打牌的人、蹲在地上啃干粮的人，全都混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泡面味。
“让一让！让一让！”
我被后面涌上来的人流推着往前挪，脚都快离地了。突然一个急刹车，整个人控制不住往前扑——
结结实实撞进了一个人怀里。
软软的，带着淡淡的肥皂香。
我慌忙抬头，对上一双惊慌的眼睛。是个姑娘，看上去比我小两三岁，扎着马尾辫，碎花衬衫的领子已经被汗水打湿了一小圈。她皮肤很白，所以脸红起来特别明显，从脸颊一直红到耳根。
“对、对不起！”我手忙脚乱想站稳，可人挤人的，根本找不到着力点。
她睫毛颤了颤，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别乱动……”
就这三个字，让我整个人僵住了。不是我不想动，是不敢动，也不知道该怎么动。我俩现在的姿势太尴尬了——我几乎整个人靠在她身上，她的呼吸轻轻拂过我耳边。
时间好像被拉长了。其实可能就几秒钟，但感觉像过了几分钟。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不知道她听见没有。
终于，我勉强用一只手撑住了旁边的座椅背，和她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就那么一点点，大概十公分吧。
“真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感觉舌头有点打结，“人太多了……”
她轻轻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把脸侧向车窗那边。可车厢里哪有什么风景可看，窗外是飞速倒退的农田，窗玻璃上倒映着她泛红的脸。
“你……你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问出了这句话。
“济南。”她终于转回头，声音还是轻轻的。
“巧了，我也济南下车。”说完我就想拍自己脑袋——这趟车终点就是济南，车上起码一半人都到济南。
她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大概是觉得我这话说得傻。
就这么认识了。她叫林小雨，十九岁，在郑州的纺织厂打工两年了，这次是回家探亲。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一双很旧的白色塑料凉鞋。
“在厂里累吗？”我问。
“还行，”她顿了顿，“就是老加班。”
“一个月能挣多少？”
“一百二。”她说，然后很快补充，“包吃住。”
我知道她为什么补充。1991年，一百二不算多，但包吃住的话，能攒下点钱。很多像她这样的姑娘，挣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家了。
车厢晃荡着，我们又被人挤得近了些。这次我有准备了，用手臂在她身侧撑出一点空间。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感激的意思。
“你是大学生？”她问。
“算半个吧，大专。”
“那也很厉害了。”她说得很真诚，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车过开封时，天已经擦黑了。车厢里亮起昏黄的灯，有人开始泡方便面，香味飘过来，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
她听见了，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四个馒头。
“我娘蒸的，你吃吗？”她递过来一个。
馒头已经有点硬了，但很实在。我接过来，她从另一个小瓶子里倒出一点咸菜给我。我们就这么站着，在拥挤的车厢里，就着咸菜啃冷馒头。
“你为啥去郑州打工？”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爹病了，弟弟还要上学。”她说得很简单，但意思都明白了。
“以后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她摇摇头，然后突然问，“你们读书人，是不是都觉得我们这种打工的没出息？”
“怎么可能！”我差点被馒头噎着，“靠自己双手吃饭，比谁都强。”
她笑了，这次是真正地笑了，眼睛弯弯的。我发现她左脸颊有个很浅的酒窝。
夜深了，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有人靠在行李上打盹，有人直接坐在地上睡着了。我和她也轮流坐着她的那个小包袱休息——包袱很小，坐上去硌得慌，但总比一直站着强。
凌晨两点，她坐着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最后靠在了我胳膊上。我没动，就让她靠着。她的头发有股淡淡的皂角味，很好闻。
那一刻我突然想，要是这车一直开不到头就好了。
可是天还是亮了。广播里说，济南快到了。
人们开始骚动起来，拿行李的，喊同伴的，车厢里又恢复了闹哄哄的状态。我和她也被人流冲得时近时远。
“你等下怎么走？”我提高声音问。
“坐公交，到长途汽车站！”她也提高声音回答。
“我送你吧！我也要去那边！”
她看着我，没说话。车缓缓进站了。
下车的人流像开闸的洪水。我紧紧跟在她身后，怕被人群冲散。出了站，夏天的热浪扑面而来。
“其实你不用送我的。”她说，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布包。
“顺路，真的顺路。”我说谎了，我家在城西，长途汽车站在城东。
公交车上人还是多，但比火车好多了。我们并排坐着，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两年没回来，济南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
“你以后还去郑州吗？”她突然问。
“可能吧，工作还没定。”
“哦。”
沉默了一会儿，她轻轻说：“我要是在济南，能给我写信吗？”
“能！”我回答得太快，自己都愣了一下。
她抿嘴笑了，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写下地址。“这是我姑家的地址，信寄到这儿就行。”
我也写下自己的地址给她。纸很小，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长途汽车站到了。她要去买票，我说我看着行李。等她回来时，手里拿着两个西红柿，递给我一个。
“请你吃。”
西红柿很甜，很多汁，我吃得满手都是。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洗得发白的手绢，“擦擦。”
我没接手绢，而是看着她的眼睛说：“小雨，我等你回信。”
她的脸又红了，像那个西红柿。
“嗯。”很轻的一声，但我听见了。
她坐的车开走了。我站在尘土飞扬的车站外，手里攥着她给的手绢，心里满满当当的。
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一封信要在路上走一个星期。但我们就这样通了两年的信。我在信里告诉她济南的变化，她在信里说说工厂里的趣事。很平常的话，但我们写了厚厚一摞。
1993年春天，她从郑州回来了，说不想再出去了。我们在人民公园见了面，她剪了短发，显得精神了很多。
“我爹身体好多了，”她说，“弟弟也考上中专了。”
“那挺好。”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你工作定了吧？”她问。
“定了，在机械厂。”
“哦。”
又是沉默。公园里的桃花开了，粉粉的一片。
“那封信……”她突然说。
“哪封？”
“你去年十月写的那封，问我……问我觉得你人怎么样。”
我想起来了。那封信我写了三遍才寄出去。
“我那时候没回，”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已经不是那双塑料凉鞋了，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因为不知道怎么回。”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现在能回吗？”我问。
她抬起头，眼睛亮亮的：“我觉得你还行。”
就这样，从“别乱动”到“你还行”，我们走了两年。
结婚是在1995年，简单办了五桌。拍结婚照时，摄影师让她笑一笑，她笑着说：“我这不是笑着吗？”
摄影师说：“笑得再开心点。”
她转头看我，我也看她，然后我们同时笑了。照片洗出来，两个人笑得都有点傻。
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儿子昨天打电话回来说，他女朋友答应他求婚了。
“妈，你当年是怎么看上我爸的？”儿子在电话里问。
小雨接过电话，笑眯眯地说：“你爸当年可莽撞了，火车上直接往人怀里撞。”
我在旁边不服：“那能怪我吗？那是人太多！”
“是是是，不怪你，”她挂了电话，坐回我身边，“怪人太多。”
窗外夕阳很好。我想起1991年夏天，那列拥挤的绿皮火车，那个脸红红的姑娘，那句轻轻的“别乱动”。
然后想起这三十年的日子，就像那列火车，咣当咣当，不紧不慢地开着，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经过一片又一片田野。有时候颠得厉害，有时候平稳得让人想睡觉，但总归是一直往前走的。
“想什么呢？”她问。
“想火车。”
“老糊涂了，想什么火车。”
我没说话，只是握住她的手。这双手，当年递给我馒头和西红柿，后来给我做饭洗衣，再后来牵着儿子学走路，现在有点皱纹了，但还是很暖和。
有些缘分，开始得措手不及。有些人生，过得平平淡淡。
但挺好，真的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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