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明太祖实录》《元史》《明史·太祖本纪》《草木子》（叶子奇著）《庚申外史》（权衡著）《国初事迹》（朱国桢著）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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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公元1368年9月14日。
大都城的天空，烧着一片血色的晚霞。
徐达率领的明军从通州方向压进来，旌旗遮天蔽日，战鼓声震得整个城郭嗡嗡作响。
城头上的守军早已溃散了大半——那个曾经横扫欧亚、令无数帝王俯首称臣的蒙古帝国，在这一刻，连它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人一把扯掉了。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跑了。
他没有选择死守，没有选择殉国，带着皇后奇氏、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和一批亲信，趁着夜色从健德门出城，一路北上，往草原深处逃命去了。
走得如此仓皇，以至于宫里的金银器皿都没来得及带完，御膳房的炉子还是热的。
可他走了，城里的人怎么办。
元大都陷落时，城中还留有大量蒙古人口，其中女性尤多。
宫廷女眷、贵族妇女及普通蒙古妇女加在一起，数量可观，后人多以"十万"概称。
这些蒙古女子，站在命运的刀刃上，等待着一个汉人皇帝的裁决。
历史上的屠城，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
蒙古人自己就是屠城的行家里手——成吉思汗西征时，一座座繁华城池化作白地，尸骨垒成山，鲜血流成河。
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汉人打进来了，按照那个时代最"正常"的逻辑，等待这些蒙古女子的，应该是一场血腥的清算。
但朱元璋没有这么做。
他的决策，让蒙古人生出了一种比面对屠刀更深的无奈——那是一种无法反抗、无处逃遁、连仇恨都找不到出口的无奈。
【一】帝国从内部烂掉
元朝的崩塌，不是被人从外面打垮的，是从里面烂掉的。
元朝疆域之广，前无古人。
从东边的朝鲜半岛延伸到西边的多瑙河流域，从北边的西伯利亚荒原铺到南边的缅甸丛林，这个帝国大得离谱。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内耗中把自己拖垮了。
蒙古贵族之间的权力争斗，几乎从来没有停歇过。
顺帝一朝，中枢换了多少批人？光是至正年间，朝廷上演的政治清洗就数不过来。
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皇帝坐在上面看热闹，看着看着，连看热闹的力气都没了。
与此同时，黄河在至正四年（1344年）发生大规模改道，洪水泛滥，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和生计。
朝廷的赈济几乎是一纸空文，官员贪腐层层盘剥，真正到老百姓手里的救济粮，十成里能有一成就算老天保佑了。
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莲教徒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起事，红巾军的旗帜从此飘遍了大半个中原。这场起义的导火索，是朝廷强征民夫修治黄河，十几万民夫在河道里挖出了一个独眼石人，旁边刻着一行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
这行字，是刘福通事先埋下去的。但它之所以能一呼百应，是因为那十几万饥寒交迫的民夫，早就等着这个理由了。
朱元璋就是在这股乱流里冒出来的——一个要过饭、当过和尚的穷小子，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投军，从一个小兵干起，硬是在乱世里杀出了一条血路。
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投奔红巾军郭子兴部。
此后十六年，他打败了陈友谅，灭掉了张士诚，收服了方国珍，然后腾出手来，开始对付元朝这个残破的庞然大物。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同年七月，他命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五万北伐军挥师北上。
这支军队走得很快。
从应天出发，沿运河北上，一路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元朝的军队，在内耗了几十年之后，早就没了当年横扫天下的锐气。很多地方的元军，听说明军来了，直接开城投降，连仗都懒得打。
七月，北伐军抵达通州，距大都仅一步之遥。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知道守不住，也知道死守只是多送几条命，于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夜里，带着皇室宗亲从健德门出走，一路北上，经居庸关退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一带）。
八月初二，徐达率军进入大都，几乎未遇像样的抵抗。
《明太祖实录》记载，徐达入城后"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还专门下令保护元朝的宗庙和皇家档案。
这当然有朱元璋的授意在里面——一个要证明自己是正统继承者的皇帝，是不会允许军队在前朝都城里烧杀抢掠的。
城破了，但屠杀没有发生。这是第一个让蒙古人意外的地方。可更大的意外，还在后头。
【二】留在城里的人
元大都陷落时，城中蒙古人口的构成，相当复杂。
蒙古军队的核心，是跟着可汗走的。
顺帝出走，带走的主要是能征善战的成年男丁和少量亲信贵族。留下来的，是那些跑不了或不想跑的人。
跑不了的，包括年迈的贵族、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大量的妇女和孩子。
这些人要么因为家眷众多、行李繁重，在仓皇之中根本来不及动身；要么是因为她们的根本就在这座城市里，让她们跟着往草原跑，路途凶险不说，她们自己也未必愿意。
不想跑的，则是一批已经高度汉化的蒙古人。
这个群体，往往被今天的历史爱好者所忽略，但在元朝末年，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
蒙古人统治中原将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蒙古贵族在大都生活。
他们喝汉人的水，吃汉人的粮，说汉人的话，读汉人的书，娶汉人的女子，生下来的孩子，往往连蒙古语都说得磕磕绊绊。
大都城里有一批蒙古女性，一辈子没有去过草原，不会骑马，不会射箭，对她们来说，草原是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大都才是真正的家。
这里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之后，持续向这座城市输送人口。
据《元史》及相关史料的记录，鼎盛时期，大都城内的蒙古人口和色目人口加在一起，占全城总人口的相当比例。
在漫长的百年统治之后，这批人口的大多数，已经与汉人形成了深度的经济和社会联系。
元顺帝走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把这批人全部带走，也没有这个能力。
叶子奇在《草木子》里记载，元末大都城中，蒙古人与汉人杂居已久，"衣服语言，渐与汉人无别"者，大有人在。
那么，这座城里到底留下了多少蒙古人？
史书上没有给出精确数字。
但从《明太祖实录》洪武初年北平府的户籍整理记录来看，大都城中遗留的蒙古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女性占了很大比例。
后人以"十万"概称，虽是约数，却并非无据可依。
这就是那些被后人称为"十万蒙古女子"的大致面貌——一群被历史浪潮卷到命运十字路口的普通人，一群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姓名的沉默者。
明军入城之后，没有烧杀，没有劫掠，街道上的秩序比很多人预料的要好得多。
叶子奇在《草木子》里记录了一个细节：城中百姓，包括蒙古人，在最初的惶恐过后，很快发现明军的纪律相当严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这种平静，是朱元璋刻意营造出来的。
他要让城里的人知道，新朝廷不是来报仇的，是来"接管"的。
接管和报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报仇，是情绪；接管，是计划。
而朱元璋，从来都是一个有计划的人。
【三】朱元璋的三本账
面对大都城中的蒙古人，尤其是那些无处可去的蒙古女子，朱元璋要解决三件事。
第一本账，是合法性的账。
朱元璋是一个从草根爬上来的皇帝，没有贵族血统，没有名门背景。
他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天命"和"民心"。
他在称帝之前，反复强调一件事：元朝失德，天命转移，大明承继正统。
这套说辞，要说得通，就必须有配套的行为。
一个"奉天承运"的天子，不会在刚刚夺取天下之后，就对手无寸铁的妇孺大开杀戒。
屠城，不仅会在道义上留下把柄，更会让天下人看到，新朝廷不过是换了一批人的旧暴政。
朱元璋不能让这件事发生。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
朱元璋在北伐之前，专门发布了一道《谕中原檄》，里面有一句话："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这句话，写得很清楚：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要愿意归顺，就和汉人一样对待。
这是朱元璋在北伐之前，就已经公开做出的政治承诺。
他不可能在打进大都之后，转头把这批人杀掉，那样的话，《谕中原檄》就成了一张废纸，他的政治信誉也就彻底垮掉了。
第二本账，是北方局势的账。
元顺帝跑了，但北元的威胁没有消失。
草原上的蒙古势力，仍然是明朝北方最大的隐患。
洪武元年（1368年）之后，北元在草原上维持着对明朝的军事压力，双方的拉锯战，打了将近二十年。
若在大都大肆屠杀蒙古人，就等于彻底断绝了蒙古人归顺明朝的可能性，把他们全部推向北元一边。
朱元璋需要的，是让留下来的蒙古人安心，让还在观望的蒙古人看到归顺的好处，而不是制造更多的仇恨。
事实上，洪武年间，确实有相当数量的蒙古部落和蒙古将领，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归顺明朝。
这些人归顺之后，被朱元璋安置在北方边境一带，编入卫所，参与明朝的军事防御体系。
如果大都一开始就发生了大屠杀，这批人多半不会有归顺的念头。
第三本账，是人口的账。
元末的战乱，造成了中原地区极为严重的人口损耗。
《明太祖实录》中多次提到，洪武初年，北方大量土地荒芜，村庄残破，人口稀少，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有些县份的在籍人口，只剩下战前的几分之一。
明朝需要人口，需要劳动力，需要重建社会秩序。
大都城中留下的蒙古人，不论男女，都是可以利用的人口资源。
杀掉，是浪费；驱逐，是损失；留下来，编入户籍，纳入里甲，才是最划算的选择。
这三本账加在一起，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城中的蒙古人，不能杀，不能驱逐，要留下来，要用起来。但怎么"用"，才是真正的学问。
于是，朱元璋颁布了一道让人意想不到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