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的代价，永远高于记忆的代价

朱宁/文

作为财经题材连续剧《亿万》的粉丝，我抱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1929》｡熟悉财经领域的读者朋友对作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应该不陌生｡他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无疑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媒体记者和跨界作家｡早在2001年，他就开创了非常成功的订阅邮件专栏DealBook，关注华尔街的并购交易；随后成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和CNBC的主持人｡他成功将自己记述2008全球经济危机的著作《大而不倒》拍成电影，并且参与了对冲基金题材的连续剧《亿万》的创作｡这就难怪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能强烈地感受到字里行间的画面感｡说实话，如果这本书哪天被改编成一部电影或者连续剧，我一点都不会吃惊。

大萧条，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这不会是关于1929年大萧条的第一本书，也一定不会是最后一本书｡从金融史的角度，索尔金赞赏并引用了加尔布雷思的经典作品《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与马克斯・摩根威茨(Max Morgan-Witts)写的《泡沫破裂的那一天》(The Day the Bubble Burst) 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Charles Kindleberger)写的《疯狂､惊恐和崩溃》(Manias,Panics and Crashes)｡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有诺贝尔奖得主､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所写的《伯南克论大萧条》(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也有野村证券(Nomura)前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所写的《大衰退》(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这两本书都特别指出，研究1929年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衰退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意义｡

伯南克在《伯南克论大萧条》中指出，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尽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人们还根本没有碰到圣杯的边儿｡在他看来，大萧条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股市崩盘､饥民遍地､乞求施舍､银行挤兑､疯狂的货币投机……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滚滚聚集的战争阴云｡他坦言沉醉于研究大萧条，因为它是发生在现代史上一个关键时期的令人痴迷的事件｡他强调，大萧条从根本上提高了我们对经济的认识，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抛开实用性不说，仅仅对20世纪3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做出解释，就一直是个令人着迷的智力挑战｡

关于1929年大萧条爆发的原因，以及应对政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凯恩斯学派的巨擘约翰・凯恩斯本人认为，有效需求，包括居民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货币学派的先驱者欧文・费雪则提出“债务-通货紧缩”是大萧条爆发的根源｡1929年之前大概10年时间里，“咆哮的20年代”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导致企业和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乐观，因此愿意无节制地负债｡当经济在某个节点处于“过度负债”的状态，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出现严重缩水的情况下，债务人或债权人出于谨慎，会加快债务清偿，从而引发资产抛售､企业资产缩水､减少投资和消费等一系列恶性循环｡

伯南克则认为，大萧条最重要的教训在于，政策制定者在面对类似大萧条这类的特殊情况的时候，必须准备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大胆采用以稳定资本市场和经济运行为目的的极端政策｡伯南克在系统研究了胡佛总统在大萧条爆发之初，遵循传统经济学思路，将自由竞争､自由调节､自由放任和财务纪律作为指导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则的做法，认为胡佛总统一再坚持反对联邦政府采取大规模的救济措施的做法，是危机愈演愈烈､1929年的股灾最终蔓延成1929年到1933年的持久大萧条的最重要的原因｡伯南克认为，1929年的股灾固然可怕，但是之后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应对才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政府因此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了相反的､矫枉过正的，也可能是过犹不及的前所未有的激进刺激政策｡

不同于之前的经济学论断，本书作者则认为，“归根结底，1929年的故事无关利率或监管，也不在于做空者的机敏或银行家的失误｡它关乎某种更为永恒的东西：人性｡无论发出多少警告，制定多少法规，人们总能找到新的方式相信好时光永不落幕，人们总能把希望包装成笃定｡而在这场集体狂热中，人类总会周而复始地失去理智”

索尔金还引用了未来学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1920年的担忧，也就是“人类历史日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竞速赛”,并坦承“本书无意宣判这场竞赛的胜者｡但希望通过重构1929年的历史图景，能让前行之路更清晰，也让时代警钟更加振聋发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主题和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过去半个世纪对于泡沫､崩盘和经济危机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包括201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 教授，2017年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和我本人所著的《刚性泡沫》在内的一系列研究，都支持了《1929》作者的推断｡人类的行为远远不像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所假设的那样理性，而是经常受到贪婪的诱惑和恐惧和驱使，推动信贷规模､资产价格和经济运行周期式 地不断地循环繁荣和萧条｡虽然这对于经济本身而言，可能不过是正弦曲线的波峰和波谷，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经济而言，这可能是一次足以改变一生的致富机会，也可能是一辈子一次的灭顶之灾｡正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教授在《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所指出的，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损失规避的倾向，崩盘和萧条给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心理落差，总是远远大于泡沫和繁荣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这也是在一百年后，我们还要阅读《1929》､回顾大萧条､防止类似历史重演的一大原因｡

用故事唤醒百年前的记忆

拓展经济学研究并非本书的目的｡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另辟蹊径，成功地达成了索尔金创作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他在中文版序中说道:“我在职业生涯中一直书写金融危机，如果说有什么信念是我最为坚守的，那便是遗忘的代价永远高于记忆的代价｡”《1929》一书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成功地让读者回到一百年以前，仿佛身临其境地重新经历了1929年美国大萧条前前后后､林林总总的历史｡

在本书中，你会看到借贷购买汽车､冰箱和收音机的普通消费者，也会看到商业银行受此启发所积极推出帮助投资者借贷炒股的杠杆性的产品｡你会看到像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这样的股票大作手通过做空在大萧条中赚得盆满钵满的狂欢，也会看到像摩根财团､查尔斯・米切尔这样不可一世的组织和银行在大萧条面前的脆弱｡你会看到胡佛总统和自己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不愿推出财政刺激政策的顾虑，也能看到 罗斯福总统如何“出乎意料”地推动美国经济走向复苏｡你能看到草根检察官和华尔街银行高管之间的激烈辩论，也能看到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推出了对美国整个银行业产生超过半个世纪之久重大影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1929》以非常鲜明的方式回顾了整个历史，回顾了1929年大萧条的形成､大萧条过程中的恐慌和大萧条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持久影响｡读者朋友们请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对历史事件演义式的叙述｡席勒教授在其著作《叙事经济学》里面花了很大篇幅讨论，人是叙事的动物｡人很难理解理论，很难记住数据，很难进行逻辑推演，但是人特别愿意阅读､聆听和讲述故事｡故事比理论更能打动人，因此也比理论更有感染力和生命力，即使故事本身可能并不严密甚至不符合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1929》极大地弥补了以往研究在生动叙事方面的不足，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身临其境的故事和情景，让大家对于一百年前发生的那一桩改变整个世界命运的重大经济活动，产生了更加直观和鲜明的印象｡本书也借此唤醒和刷新了整个社会对于一个世纪以前的那一场重大事件的记忆，并促进了对历史进一步的理解和关注｡

本书的另外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当下的全球经济和《1929》之前若干年的全球经济，确实存在很多惊人的类似之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人们不禁想起1907年美国的股灾和金融危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人们不禁想起1918年席卷全球的大流感；过去几年的科技股浪潮让人们不禁想起“咆哮的20年代”的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总统任期内对全球各国征收的关税，让人们不禁想起大萧条期间各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近期全球一系列军事冲突，更是让人们警觉这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暗流涌动､矛盾升级的全球秩序｡

如果说在1929年之后的一百年里，全球在应对危机领域取得了什么进展，形成了什么新常态，那很可能是人们对于1929年大萧条的体验和应对，催生了像存款保险公司､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对大萧条有所记忆的机构和像伯南克这样对大萧条有所研究的政策制定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中美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有意识地采取了激进的刺激政策，以避免1929年大萧条的重演｡

但与此同时，正如席勒在《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和我本人在《刚性泡沫》中所指出的，政府旨在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一定会激发投资者“这一次不一样了”的非理性乐观情绪和投机意愿，也一定会激发更加强烈的投机和加杠杆活动，并最终导致泡沫发生和政策所努力防范的金融危机的再一次降临｡

如果说从《1929》一书所记录的1929年发生的所有事件，以及过去一个世纪全球经济的起起伏伏，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沧海桑田能够得出什么经验和教训的话，那就是，真正永恒的教训可能并非在于如何防止狂热或者规避萧条，而恰恰是在于如何保持谦逊，即保持那种能够明白没有完全理性的人类，没有完全有效的市场，没有万无一失的制度，也没有哪代人能够幸免于此的谦逊｡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事先越确信无疑，事后的跌落就越漫长，越痛苦｡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人性｡

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1929》还传递了另外一个基于历史的重要信息，持久的人类乐观精神，以及惊人的人性和社会韧性使人们总能从逆境中复苏，并想出不重蹈覆辙的办法｡人们也总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未来雄心勃勃｡那些相信未来会无限美好的信念从未真正消亡，只不过是在等待下一个时机将市场再一次推向云霄｡这，可能也是所谓的人性｡如果《1929》真的能够帮助人类领悟到这些，那就可谓善莫大焉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讲席教授；本文为《1929》一书推荐序）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