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卡脖子”？产业投资时代，企业家如何处理与政府、资本的关系?

《产投中国：科创时代的资本工程》以中国产业投资发展过程中的前沿问题为导向，直指中国投资行业从财务投资时代向产业投资时代大转型过程中的核心议题：政府下场做创投后与资本、企业家形成的新博弈；企业风险投资（CVC）崛起给中国投资行业带来的全新变化；产业投资时代，企业家如何处理与政府、资本的关系。在产业投资浪潮奔涌的当下，这本书是一场解码时代之问的及时雨，也是一本接地气的“实战指南”。

《产投中国：科创时代的资本工程》，孔小龙 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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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的海市蜃楼

科学技术的迅猛推进，导致大国竞争异常激烈。1983年，美国时任总统里根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亦称“战略防御计划”）；1985年，欧洲也提出了“尤里卡计划”（亦称“欧洲技术复兴计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6年3月3日，一份报告被送至中共中央的驻地中南海。根据这个报告形成的《关于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便构成了后来的“863计划”。一批“大国重器”由此诞生，带动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实现了由点到面、由跟跑到创新的跨越式发展。

如果说在辉煌的背后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单凭我国自有资金，“863计划”只能更多聚焦于战略级项目，未能更多地助力重要产业的原创性研发。随后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引进来”成为关键词。引进外资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通过外资引入国外核心技术，也成了一种流行思路——这一思路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芯片、大飞机、汽车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历程。

30多年前，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还只是光刻机市场上的无名小卒。其先花10年时间成为有竞争力的参与者，又花10年时间实现了市场垄断，到了今天，阿斯麦的光刻机在芯片精度和制造速度上已经遥遥领先。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的回忆，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已自主研发光刻机，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都参与其中。当时国产光刻机的研发水平和日本差不太多，尽管跟国外顶尖水平有差距，但尚未落后整整一代，而且那时还没有荷兰的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然而，由于那时国外光刻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强，国产光刻机难以与之抗衡，所以后来我们就停止了自主研发。进入全球化时代后，我们就购买国外的光刻机，最后中国自己的光刻机研发队伍慢慢就没有了，真是太可惜了。

20世纪70年代，阿斯麦尚未成立，其技术母体飞利浦当时推进的光刻机项目，差点儿夭折。当时飞利浦光刻机项目主管特罗斯特，一度只能利用隐藏的储备金来维持研发。在飞利浦内部，许多董事都准备一有机会就将他扳倒。特罗斯特为自己的支出辩护，称光刻设备制造属于电气机械化领域，且与他的业务产品高度契合。即便他的光刻设备相关产品始终没有订单，连飞利浦自己的晶圆厂都不愿购买，但他仍坚持研发。在一次管理层会议上，财务部门对光刻机项目深表怀疑：“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我们的顶级工程师不是应该去完成我们真正的业务吗？”阿斯麦是幸运的，因为特罗斯特一次又一次地顶住压力，最终化解了这些危机；而中国，却没能拥有自己的“特罗斯特”。

和芯片产业一样可惜的，还有大飞机产业。2023年5月28日10时32分，国产大飞机C919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开启商业首航。从此，浩瀚蓝天除了“A”（空客）和“B”（波音），终于有了“C”（中国商飞）的身影，“8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的历史永远结束了。从2007年正式立项到2023年商业首飞，国产大飞机走过了16年漫漫长路，但事实上，这条路本可以不必这么曲折。

1970年7月，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在参观了几个工厂后，说：“上海的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同年8月，国家计委、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原则上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这项任务被命名为“708工程”，飞机代号“运—10”。“运—10”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后来回忆：“60年代国外有的人就嘲笑说中国还没有进入喷气时代，还有人讽刺说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雄鹰’。我们工作场地是龙华机场的一个废弃的候机楼。夏天龙华机场外面是草地，有很多蚊虫，大家用报纸把这里包起来然后绘图，一方面避免蚊虫叮咬，一方面避免汗滴在图纸上。我们有几十万张像A4纸那么大的图纸，铺开来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国外有一句玩笑话——当这些文件、资料、试验报告，堆起来的重量跟飞机的起飞重量差不多的时候，这架飞机差不多可以起飞了。”

历经10年卧薪尝胆，110吨级的民用飞机“运—10”终于诞生了，并在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首飞成功。随后，“运—10”又先后转场至北京、合肥、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成都等地试飞，甚至7次突破“空中禁区”，成功飞抵拉萨，为驻西藏部队和自治区政府运输了大量急需物资。“运—10”的成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当时外电评论称：“在中国掌握这种高度复杂技术后，再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国家了！”当时的波音公司总裁称赞：“你们毕业了，我们也毕业了，我们只不过比你们早毕业几年。”

“运—10”的研制成功，使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发大型喷气客机的国家。如果一切顺利，中国早在40多年前就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国产大飞机，如今也能在全球2万多架保有量的商用大飞机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历尽磨难才取得的成果，最终却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遗憾落幕。曾任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的王德明后来在《解放日报》撰文追溯那段历史：“研制工作被迫中断，科研经费也随之中断，广大的科研人员甚至拿不全自己的工资，被迫无奈大家只能到处打工。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为社会各行业设计了各种设备数百项。有的同志甚至还设计过交通图，从事过卖西瓜的行当。”

1984年，中国航空工业与美国麦道公司签订协议，启动150座级大型民用飞机产品MD—80合作生产和MD—90国产化的中美干线飞机合作项目。国内工厂无奈配合，将原有的“运—10”生产线拆除，为麦道公司的飞机腾出空间；为了赶进度，还号召工人开展拆除国产飞机生产线的劳动竞赛。本来已经组装好的“运—10”机体，竟被用来培训新员工——让他们练习打铆钉。“运—10”总设计师马凤山在与麦道公司进行谈判的时候，始终强调中国要掌握飞机自主研发能力，因此坚持在合作条款中增加“双方联合研制”一项。可惜好景不长，1996年麦道公司被波音公司兼并，2000年，中美干线飞机合作项目终止。

“运—10”项目的功败垂成，一直是扎在中国航空人心头的一根刺。几十年来，人们不断复盘这段历史，推演另一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但“运—10”并非孤立事件，中国在电脑领域的开拓者倪光南和他提倡的“技工贸”路线，同样没能成为历史主流。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会发现我国汽车业也存在“市场换技术”路线的失败经历。

20世纪80年代，“市场换技术”政策的推出，主要存在3方面原因：一是国家用于发展工业的财政资金，尤其是外汇储备存在短缺问题；二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抱有期望；三是政府迫切希望解决进口替代问题，提升国内产业的技术竞争力。

也就是说，最初在政策层面，“市场换技术”本就包含进口替代和提高本土工业技术能力两个目标。但经过多年实践，这一政策并没有从实质上提高中国工业的产品技术能力——参与实践的大量国有企业纷纷放弃了本土的产品和技术系统，转而采用外企合作伙伴所要求或建议的生产设备，按照外方提供的产业设计方案进行生产。几十年来中国大飞机发展的曲折经历说明，在航空工业这样的战略性领域，核心技术是不可能轻易通过转让获得的。而在汽车产业中，合资企业基本不开展任何具有切实意义的产品开发和关键技术开发活动，更不会在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子系统上投入战略性资源。

很多人对中国在大飞机、芯片和汽车产业发展中的政策选择感到不解，而要找到这一切的源头，只有回溯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才能找到答案。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从改革开放前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跨越正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经济的上升曲线和全球化的发展延伸几乎完全重叠。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贡献者和捍卫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机器设备的引进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现代生产线取代了工人用机床逐个加工机器零件的模式，工业产出大幅增长；电脑在中国企业中迅速得到普及。当时，从日本、欧洲等地引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机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累积效应，同国内体制改革的影响一样深远。

在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与融入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除了“863计划”等少数战略领域，国内很多产业以引进外资为主，走“市场换技术”路线。如果全球化一直顺利推进，那我们或许可以继续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优势，依托市场分工“借船出海”。但历史没有按照这个剧本发展——新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英国“脱欧”、贸易战、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黑天鹅”事件，一次次重创全球化进程。

逆全球化浪潮促使很多人重新思考之前的选择。华为高管余承东就曾公开表示，太相信全球化分工了，在现实面前被打脸，现实是很残酷的；很懊悔当初没有做半导体，导致华为今天被美国制裁，被别人卡得死死的，手机业务损失惨重。他惋惜地感叹：“世上什么药都有，可惜没有后悔药。”

事后来看，我们依靠独立自主研发并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域，大多是之前国外不愿开放的领域。比如1993年，由欧洲航天局的11个成员国以及美国、俄罗斯发起建造的国际空间站，采用的是邀请制，但并没有邀请中国，实际上是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只能走独立自主的太空探索之路。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空间站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先进空间站之列，并且吸引了众多国家申请参与。反观当初我们采用“市场换技术”路线的大飞机、半导体、汽车等领域，如今却面临被“卡脖子”的困境。

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开放创新需要国际交流与合作，但我们只有通过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自身实力，才能在更高层面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好在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产业发展已突飞猛进，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在人类工业化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后起工业化国家以如此高的速度追赶，而且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覆盖广度，也达到了全球前所未有的水平。

千禧年到来时，全球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是平的”，国际主流媒体也断言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世界将变成一个“地球村”。过去20多年，我们确实幸运地享受到了时代红利，但如今看来，“地球村”或许只是美丽的海市蜃楼。要掰开当前仍卡在中国脖子上的“大手”，恐怕再无便车可搭、再无捷径可走，我们唯有重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才能找到破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