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孩童习字用什么教材？

先秦秦汉的童蒙字书，主体内容是罗列字词，缺乏注释，收字也不求全面，类似于后世的杂字书，跟另一类以教化为主的蒙书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从《史籀篇》到“秦三苍”再到“汉三苍”、《急就篇》等，都与各个时代的籀文、小篆或隶书等书体关系密切，成为当时的书写范本。规范字书、启蒙教材、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广泛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多种字书在秦汉至魏晋隋唐时期相继成为通用的识字课本。

秦汉时期童蒙字书非常流行，或属自创新篇，或为增订旧籍，根据《汉书·艺文志》等史籍的记载，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童蒙字书，往往以《苍颉篇》为准绳，或顺续其书，或另开新篇，由此可以看出《苍颉篇》的首创性与影响力所在。

《急就篇》三棱觚

“书同文”与童蒙教育

秦汉童蒙字书的编纂、使用和流行，经历了从庙堂到民间的过程。后世合称为“秦三苍”的三部字书的编纂，从编者的身份就可以看出，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汉书·艺文志》载：“《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李斯、赵高、胡毋敬三者无一不是秦中央政府的高官，他们之所以“屈尊”来编撰童蒙字书，显然是与当时统一文字的政策互为表里的；而在推进“书同文”政策的过程中，李斯就是重要的人物之一。由此可见，这三部字书应该就是当时的规范字书。虽然我们目前未能见到用秦小篆书写的《苍颉篇》，但从上引记载的字体用“秦篆”这一点，不难想见这三部字书应该也是当时的书写范本。

逮至汉代，童蒙字书层出不穷，可惜大多已经亡佚，仅有《急就篇》完整流传至今。《急就篇》也是出于宫中，为黄门令史游所编。黄门令为少府属官，由宦官充任，属于皇帝近臣；其主要职责，是主管省中宦官，并负责传递书奏，关通禁省内外，由此可见史游生平之一斑。而《急就篇》最初的教学对象，无疑也是宫中人物。至于具体是宫中哪个群体，学界略有异说，沈元先生认为是年幼的皇子（《〈急就篇〉研究》），林荣森先生则认为是不识字的小黄门，后来推广到宫中的王侯子弟（《〈急就篇〉名称探源》）。这些说法其实并不矛盾。无论如何，史游编撰《急就篇》继承了先秦秦汉童蒙字书的传统。在其位谋其政，史游最初的教授对象，可能包括年幼的皇子或识字不多的宦官在内，编制《急就篇》也可能是为了教学需要或进行教学总结。编成之初，宫中有此学习需求的群体，自然都可以用于教与学。至于其他的童蒙字书，编者也往往是政府高官或著名文人学者：司马相如、杨雄、班固不必多说，李长为将作大匠，职掌宫室、宗庙、陵寝等的土木营建，秩二千石；贾鲂为东汉著名书法家。凡此种种，皆可见秦汉童蒙字书的“起点”之高。

北大汉简《苍颉篇》部分简文

不过，有的学者根据“秦三苍”出于中央或内廷，以及篇中罕见字、生僻字较多等情况，否认《苍颉篇》等秦汉字书为“童蒙识字课本”，甚至不同意“字书”这一名称。这是不准确的。其实，配合统一文字政策与作为童蒙识字教材并不矛盾。首先，从理论上说，编撰字书，固然可以有其“书同文”的政治需求，但也不会因此就天然地排除供童蒙使用的目的。其次，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需要来说，“书同文”政策的推行恰恰需要通过童蒙教育来实现，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反而是合而为一、并行不悖的。复次，《汉书·艺文志》也明确记载这类字书的始祖《史籀篇》就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可见这些字书作为童蒙识字教材这一点是渊源有自的。最后，篇中的劝学内容，如《苍颉篇》第一章：“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秩群，出尤别异。初虽劳苦，卒必有憙。”《急就篇》第一章：“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都与它们作为童蒙识字教材的性质互相呼应。因此，不必强行割裂规范字书、启蒙教材、书写范本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应该认可它们是可以共存的。

至于《苍颉篇》收录的字词过于生涩，内容更为艰深，由此得出它们不适合作为童蒙识字教材的判断，实际上是以后律古的做法，是用晚出的《急就篇》等蒙书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然而《急就篇》又何尝那么易懂呢？只是相对于《苍颉篇》来说简单一些而已。以后人或今人的眼光看，《苍颉篇》的内容较为生涩艰深确实是其缺陷，正因为如此，《苍颉篇》才逐渐被《急就篇》所取代，甚至导致《苍颉篇》在流传过程中竟然亡佚了，但这只是后话而已，不能倒果为因。

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急就篇》砖

闾里书师对“秦三苍”的改编

正因为秦汉字书具有童蒙识字教材的性质，才使得它们很快就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前引劝学文句中的“编者自道”也可以看出，编纂的目的就是成为适用于各个阶层的通用启蒙教材）；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应该就是“闾里书师”这一群体。

《汉书·艺文志》载：“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这揭示了《苍颉篇》的民间化过程，这种过程是与更为简易便捷的字体隶书的兴起和流传相适应的，而且是由基层社会的教师群体“闾里书师”来完成的。

闾里书师对“秦三苍”的改编工作，在《汉书·艺文志》中只有一句话，但实际上是一个漫长复杂并涉及诸多人物的过程，笔者曾指出：“汉代对‘秦三苍’的改编和增补并不限于一时一地；也就是说，彼时汉代《苍颉篇》的文本尚未定于一尊。这很容易理解。从情理上说，由于朝代更替和授课需要等原因，以‘秦三苍’为教材之人皆可随时进行改编、增补；只是后来经过某种官方（至少是官方认可）的统一整理，定为《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共3300字的合篇断章本。正因为此本原成于众人之手，史籍只能以笼统的‘闾里书师’来称呼作者；而这一称呼所代表的人群，也体现了秦汉之际对‘秦三苍’的改编、增补是一个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过程。”（《秦汉字书〈苍颉篇〉的流传及其变化》）

虽然我们已然无法知晓闾里书师的人数或其代表人物，但从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可以得知这种改编工作分成三项内容：合篇、断章、增补。这三项内容，可以结合出土的作为教材或书籍抄写的汉代《苍颉篇》来考察。

合篇是很早就已经出现了的，阜阳双古堆汉简《苍颉篇》和北大汉简《苍颉篇》都已经包含了不限于秦李斯所作《苍颉篇》的内容，显然已经是合篇的本子。双古堆汉简则明确出现了《爰历篇》的首句“爰历次貤，继续前图”，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断章与合篇未必是同步的。双古堆汉简《苍颉篇》不分章，而北大汉简《苍颉篇》则出现了分章。章名不以序数，而是取每章首二字，章末记录本章字数，但字数并不一致，有“百五十二”“百四”等，可见其分章并未整齐划一，而且每章的字数也远比《汉书·艺文志》记载的60字为多。这可能反映了“秦三苍”或“秦三苍”初并时的面貌。真正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分章相合的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和新见汉牍《苍颉篇》。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是七言本，是在四言本《苍颉篇》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三个字，从而对四言本原文加以解释或补充。此本未见章名或章序，但章末记录字数“百五字”（有记录者皆此数字），可见每章字数是固定的105字。七言本每章105字，就相当于四言本每章60字，可见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据以增补的底本应该就是闾里书师合篇、断章之后的传本。而新见汉牍《苍颉篇》则明确以序数名章、每章60字，应该就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闾里书师本《苍颉篇》，是其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一种传本。

增补也在情理之中。目前确知的增补内容不多，都带有一定的汉代色彩。如北大汉简《苍颉篇》“汉兼”章以及居延汉简9.1中“胡无噍类，菹醢离异。戎翟给賨，百越贡织”四句，不见于双古堆汉简《苍颉篇》的同一段落，据学者研究，已基本确定是汉人的增补（梁静《出土〈苍颉篇〉研究》）。至于此四句前的“汉兼天下，海内并厕”两句，“汉”一字体现了汉人的改编或新增（或推测“汉兼天下”是对“秦兼天下”的修改，但目前出土的“秦三苍”中未见“秦兼天下”一句而且“汉兼天下，海内并厕”下接前引四句也比较顺畅合适，因此改字的可能性似低于增补的可能性）。此外汉代增补的内容还有《颜氏家训·书证》所录《苍颉篇》“豨黥韩覆，畔讨灭残”两句，这两句记载的是汉廷诛灭陈豨、黥布、韩信三人之事。当然，从理论上来说，闾里书师对“秦三苍”的改编可能也存在删除部分文句的情况。

《急就篇》初编之时，可能还只是作为宫中皇子或宦官的识字教材，但很快就流传开来。史游的生活年代，距西汉灭亡只有四五十年，而居延出土的汉代木简中就已经发现了《急就篇》的文句。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此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京城传播到边疆，可见其流传速度之快。而之所以流传如此迅速，一方面应该是《急就篇》的内容相较于《苍颉篇》来说更为简单易懂，易于为初受教育者所接受，另一方面恐怕也同样是藉由闾里书师这一群体的使用和普及。

《急就篇》也经历了多次增补的过程，今传三十四章本的第七、三十三、三十四等三章均为后人附入。其中的第七章，从内容、押韵等方面来看，应该是两汉之际增补进去的。而第三十三章最早见于以晋人写本为底本、传为弘法大师空海书写的草书本，第三十四章最早见于传自钟繇本的宋太宗御书本，学者已根据其内容考订此二者的增补时间分别为东汉时期、东汉末建安年间。

吐鲁番古注本《急就篇》提供了新的证据。古注本第十、十一纸的内容与今传三十四章本的末二章相当，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已经有三十四章本流传。但古注本末二章文句与今本差异较大，可见当时三十四章本未成定局。而更为重要的是，古注本在相当于今本第三十四章首句的“山阳昌……”之前有小字注文“……年作此章”一句，这显然是说明前一章的创作时间的。虽然关键的年份残缺，无从考证，但至少可以说明末二章是不同时期增补的。因此，传世空海本并非脱落第三十四章的本子，而是尚未增入此章的传本。沈元先生、陈昭容先生曾据空海本指出唐代流传着一种三十三章本，与古注本所体现的情况相符（虽然二者的第三十三章内容未必一致）。有的学者推测末二章的续补者就是钟繇，从古注本来看，这一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可见，第三十三、三十四两章是在魏代汉之前的不同时期增补的，其文句在流传过程中多有变化；而这种变化，很可能与《苍颉篇》在秦汉之际的流传演变类似，体现了《急就篇》在使用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如果说钟繇或类似的文人学者对这两章有所贡献，那也可能主要是对世间流传的文句加以整理、规范，而不是独出机杼地加以增补。

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急就篇》拓片

用于习字和编号的秦汉童蒙字书

秦汉童蒙字书在民间广泛流行的突出表现，还包括用于习字和编号两个方面。出土文献中有大量的童蒙字书习字材料：《苍颉篇》和《急就篇》的习字汉简不胜枚举；东汉砖刻、曹魏石经以《急就篇》文句来练字；楼兰、吐鲁番等地也出土了多张练习书写《急就篇》的残纸。这类出土习字文献，往往字体稚嫩古拙，而字形多有讹变，许多还重复抄写若干文字，凡此皆可见其习字之属性。它们以抄录《苍颉篇》或《急就篇》的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最为常见，但亦有一些抄录这两本字书不限于开篇的其他内容者。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的削杮（习字时削下的简面）中，还有大量的《苍颉篇》的残片。这些削杮往往只有寥寥数字，但内容则散见于《苍颉篇》的不同部分。其字体多样，可见习字者数量亦多，再加上削杮数量较大，正可作汉代习字的典型写照。凡此种种，皆可以看出《苍颉篇》或《急就篇》流传之广泛。

出土的童蒙字书文献中，还有一类是用于编号者。其文句大多零散，目前所见主要为用《急就篇》文句编号，如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墓砖题字、河北无极东汉甄谦墓墓砖题字、河北安平东汉墓墓砖题字、河北定州东汉墓墓砖题字、河南洛阳孟津曹魏曹休墓题字、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刻字等。这类《急就篇》文字，往往与干支、数字、《论语》、《孝经》、日常习语或吉语等一起，作为编号使用，足见《急就篇》行用之广，以至于成为工匠随手用来排序的文本。从典籍记载还可以看到，直到明代，尚有用《急就篇》文字编号的情况，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急就篇”条谓：“本朝（别本作“明初”）武官诰敕用二十八宿编号。永乐中，字尽，奉旨用汉《急就章》字。”

《苍颉篇》和《急就篇》虽然在编成之初的一段时间内行用不广，但经过闾里书师的使用和推广，很快就分别成为西汉时期和汉唐时期的通行启蒙教材，其内容不仅为学童或书手所讽诵、抄录，也往往为小吏、兵卒、工匠等中下层群体所临写、熟悉和使用。这样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正是这些童蒙字书逐渐剥离了其政治属性，而凸显其实用属性的过程，也就是它们从庙堂走向民间的过程。也正因为它们失去了与意识形态的密切纽带，尤其在内容上罗列式文句与道德教化的需求过于疏离，秦汉童蒙字书逐渐被更为浅显易懂、注重思想教育的《千字文》《三字经》等所取代。而这些秦汉童蒙字书，逐渐演变为后世的杂字书等实用启蒙教材而主要在民间流行，竟至于生生不息、蔚为大观，并在晚清与“赛先生”的精神若合符节，最终汇入百科知识类启蒙教材的汪洋之中，绵延至今。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