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陈独秀生平传略》（陈长璞著）《陈独秀墓的变迁始末》（陈长璞著）《陈独秀墓五次迁修的故事》（王依群，文汇报，2019年12月）《赵朴初：陈独秀的"先生"之称》《中共党史人物传》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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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皖江之滨，长江北岸，一座被山水夹着的老城，出了无数值得一书的人物。
1990年代某月，一辆轿车停在安庆北郊叶家冲一带，十里铺乡林业村附近的山坡下。
从车上扶下来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边是夫人陈邦织，陪同的还有时任安庆市委书记方兆祥。
老人叫赵朴初，生于1907年，安徽太湖人，彼时已是83岁高龄。
他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诗人、全国政协常委，见过太多人的墓碑、写过太多人的碑铭，对文字的轻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他这次回乡，专门要去看一个人的墓。
那个人，就葬在叶家冲的山坡上，名叫陈独秀。
赵朴初在墓碑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然后站定，对着那块石碑久久沉默。
随行的人无人开口，就这样等着。
沉默良久，赵朴初说出了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愣在了原地。
"没有同志，也应该有先生二字。"
就这一句，说完，他就继续往下走了，没有再多说什么。
但这句话，他记了整整五年。
【一】从"仲甫公"到"陈独秀"，一块墓碑走了三十五年
陈独秀这块墓，不是从一开始就叫"陈独秀之墓"的。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病逝。
临终前，家中早已断炊，一贫如洗，连安葬的钱都出不起。
最后是江津本地名士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出手相助，提供墓地，置办楠木棺材和寿衣，才把这个人体面地送入土。
那次在江津的第一次立碑，书法家葛俞康篆刻的是"独秀陈先生之墓"，有"先生"两字。
送葬那天，前来送行的有几百人，各方名流绅士，当地县长鞠躬时也只能站在人群最后，三十里路上一路有人放鞭炮送行。
但这一切，都与安庆无关。
1942年那个年头，陈独秀死在国统区江津，各方都没有就他的死发出正式声音。
他就这样在那座山麓的墓地里，安静了五年。
1947年2月，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按照父亲的遗愿，将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与先祖母谢氏合葬于安庆北郊叶家冲。
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晓岚早年去世后，就葬在这里，生前说过：我与你父亲，生不同衾死同穴。这个遗愿，陈松年替父亲完成了。
1947年6月1日，灵柩落葬安庆，重新立碑。
陈松年用的是父亲的字，而非大名，刻的是"先考仲甫公之墓"。
碑的大小，比旁边先祖母的碑还小了三分之一，刻意做得不起眼，像一座普通家坟。
陈长璞后来说父亲这个选择的用意：本意是旨在保护陈独秀墓的安全。
1947年，国共内战激烈，陈独秀在任何一方都是一块烫手山芋。
在这种气候下，一块写着"先考仲甫公之墓"的不起眼家坟碑，反而是对父亲墓地最有效的保护。
就这样，这块碑在叶家冲的山坡上，安安静静地待了三十多年。
叶家冲是安庆北郊的一片山地，周围是起伏的小丘和密密的林子，离城区并不远，但当时路况差，交通不便，外人很少特意来这里。
陈独秀的墓，就埋在这片山坡的一处坡地上，旁边是先祖母谢氏的坟，两块碑紧挨着，被杂草和树丛遮掩，和周围零散的普通坟冢没有什么区别。
陈松年每次来，都要先拨开几道杂草，才能走到碑前。
时间长了，他摸索出了一条相对固定的路线，知道哪里有石头、哪里有深草，走得熟了，不用细看也能找到。
这条无形的路，他一个人走了几十年。
这三十多年里，陈松年每年去祭扫，但从不带家人，去了也不做任何祭祀动作，就静静站一会儿，然后离开。
女儿陈长璞幼时看不懂，多年后才明白，那是父亲在用自己的方式，既守着爷爷，又护着家人，把所有可能的风险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情况真正开始变化，是1978年之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民间学者开始重启对陈独秀的研究，一批相关著作陆续出版，陈独秀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公开讨论里。
1979年，陈独秀诞辰100周年。
安徽省委宣传部长蓝天主动联系安庆市委，意思是：市委可以不出面，但要由市政府拨点款，让陈家出面修缮一下墓地。
于是市委相关部门联系了陈长璞，给了200元的修缮经费。
200元在1979年算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但用来修墓，实在有限。
更麻烦的是，三十多年过去，陈独秀的墓冢已与地面几乎持平，周围长满了杉树，位置难以确认。
陈松年找到了当年参与下葬的一位朱姓老农民，经他仔细辨认，加上陈松年自己多年来悄悄留下的标识，才最终确定了墓的位置。
这一次修缮，重新垒坟，以四个儿子的名义重新立碑，碑文由陈长璞拟定，交陈松年审阅，写的是"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独秀"两字，第一次堂堂正正出现在碑文里。
但这还不够。
1979年的修缮只是应急，墓的规格远远配不上陈独秀的历史身份。
陈长璞和另一位陈家后人，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示重修陈独秀墓。
邓小平批示后，文件经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到安徽省办公厅，再转至安庆市委办公室，安庆市委办公室的同志电话通知了陈长璞。
批示内容是：陈独秀墓重新立碑，可以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
有了这个批示，第四次修缮启动，市文化局接手，请安徽省书法协会的张建中为新墓碑题了"陈独秀之墓"五个字，修缮前后历时三年，1983年正式完工。
从"先考仲甫公之墓"，到"陈公仲甫字独秀"，再到"陈独秀之墓"，走了整整三十五年。
这就是赵朴初1990年代回乡时，站在墓前看到的那块碑的来历。
要明白这块墓碑为什么走了三十五年才写上"陈独秀"三个字，还得先说说陈独秀这个人走过了怎样一段路。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在安庆府怀宁县。
他的父亲早逝，由祖父抚养长大，在那个年代接受了严格的私塾教育，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1896年，17岁的他考中秀才，这在当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预示着一条进入仕途的稳妥路径。
但他偏偏是个不安分的人。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开始接触西方思想。
此后十多年间，他先后四次赴日，每一次都带回了不同的认识和想法。
他见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变化，见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东方土地上落地的某种可能，也见到了中国在那个年代的真实处境——积弱、保守、被动挨打，而那些把持着庙堂的人，仍在用陈腐的说辞维护着快要撑不住的秩序。
他回国，办报纸，写文章。
1903年，他在上海参与创办《国民日报》。
1904年，他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专门用白话文写作，为的是让普通百姓也能看得懂、读得进去。
这份报纸只办了一年多，但奠定了他此后一生投身文字事业的基本立场：用文字说话，用文字撬动人心。
1915年9月15日，是一个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来说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亲任主编。
杂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敬告青年》，这篇文章提出了六条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既是对旧秩序的批判，也是他对新一代中国人的期望。
《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思想阵地。
胡适在这里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在这里发表《狂人日记》，李大钊在这里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这些大名鼎鼎的人，都曾在陈独秀搭起的这个平台上展开过他们最重要的表达。
伟人后来评价，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没有出席大会，但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成为党成立之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从一大到五大，他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这段历史，是白纸黑字写在党史上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
国共合作破裂，大批进步人士在全国各地遇难，陈独秀被追究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随后被撤销职务，1929年被开除党籍。
1932年，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将他逮捕，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判处13年有期徒刑，后改判8年。
抗战爆发，淞沪战役中日军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遭到波及，陈独秀因此提前获释，出狱时已是59岁。
出狱之后，他谢绝了托派的借名，谢绝了国民政府的高官利诱，独自辗转前往四川江津，靠着接济和稿费艰难度日。
1942年5月27日，他在江津病逝，终年62岁。
从1929年被开除党籍，到1942年去世，他孤身一人度过了人生最后十三年，没有党的组织，没有任何一方的正式庇护，在政治上彻底边缘化，在经济上穷困潦倒，但他始终没有低头，没有妥协，没有让任何人借他的名义做他不认可的事。
这是他走过的路。
而他死后，在那块墓碑上，这一切，统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二】陈松年：沉默半生的守墓人
要理解那块墓碑背后积累的分量，必须先说说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
陈独秀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陈延年，1927年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二儿子陈乔年，1928年同样在上海龙华遇害，年仅26岁。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提起延年和乔年，从不多说，那种沉默里藏着什么，旁人不敢细想。
四儿子陈鹤年是与高君曼所生，后来辗转到了香港。
1942年，陪在父亲身边直到最后的，只有三儿子陈松年，时年28岁。
父亲去世后，陈松年独自处理后事，独自与江津名士商议安葬事宜，靠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帮助，才完成了入土的全部安排。
此后五年，他在安庆靠着极为有限的收入，一点一点攒够了运棺所需的路费，1947年才将父亲和祖母的灵柩一起运回安庆，合葬叶家冲，立了那块"先考仲甫公之墓"的碑。
回到安庆之后，陈松年做了一个彻底普通人的选择。
安庆女中校长曾聘请他去任职，他婉言谢绝，说已经吃了半辈子的粉笔灰，下半辈子不想再吃了。
解放后，安庆市政府成立砖瓦厂，优先录用烈士军属子弟，陈松年立即去报了名，进窑厂做了工人。
他后来说，进窑厂就像进了保险公司，有了保障，他是为了保护几个孩子。
在窑厂里，他勤勤恳恳，肯钻研，懂技术，工友们遇到难题都来找他，久而久之大家叫他"陈博士"。
但没有人知道，这个被叫作"陈博士"的沉默工人，是陈独秀的儿子。
那些年，陈松年从不与人提起父亲。
不接受采访，不参与任何公开讨论，子女们也不知道祖父的真实身份，直到稍大一些，才逐渐从旁人口中得知家世。
每年清明、冬至，或者陈独秀的忌日，陈松年只是独自一人去叶家冲，在那块不起眼的碑前站一会儿，然后走。
不带鲜花，不上香，不做任何可能引人注目的动作。
这个规矩，他坚持了几十年。
1953年，伟人南方巡视，军舰在安庆停泊期间，曾对时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安庆是陈独秀的故乡，他还有个小儿子在安庆，若政治上生活上有困难，你们要给予照顾。
从1954年起，统战部门开始每月补贴陈松年30元生活费，这笔钱一直发放到1990年陈松年去世，前后三十六年，没有间断。
1979年以后，陈松年被重新选为市人大代表，后来还担任了市人大常委。
他先后被安排为安庆市和安徽省文史馆员，晚年的处境，比过去宽松了许多。
那时候，陈长璞也成了家里跑动最多的人，逐渐接过了守墓的担子。
她后来在安庆市文物管理局任副局长，兼任陈独秀墓园修缮管理处主任，把父亲一生默默守护的那座墓，一次次往前推进。
1990年，沉默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陈松年去世，安葬于父母墓旁。
陈松年去世之前，一直住在安庆，晚年的处境比过去好了很多。
1979年以后，他被重新选为市人大代表，后来担任了市人大常委；被安排为安庆市文史馆员，后又补为安徽省文史馆员，这是那个年代给历史上有特殊身份的人安排的一种带有照顾性质的职务，不需要坐班，每月有一份不多不少的补贴，在政治上也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分。
1990年，他安静地走了。
从这以后，守墓的事，完全落到了陈长璞身上。
【三】赵朴初与陈独秀：两个安庆人的时空交错
赵朴初是安徽太湖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太湖和怀宁都属安庆地区，两人是地地道道的同乡。
但这一老一少，生命轨迹没有直接交集。
赵朴初生于1907年，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相差将近三十岁。
1942年陈独秀去世时，赵朴初35岁，正在上海从事佛教慈善工作和社会救济事业，两人甚至不曾在同一个场合出现过。
这不妨碍赵朴初对陈独秀的认识。
赵朴初成长的年代，正是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的时候。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任主编，这本杂志后于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影响力迅速扩大。
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就是陈独秀举起来的。
他在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被后来的研究者一再引用，是那个时代最有力量的文字之一。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胡适在这本杂志上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李大钊在这本杂志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搭建了这个平台，把那个时代最锐利的思想聚集在一起。
赵朴初晚年和堂弟赵洛谈起陈独秀，直接说了这样一句话："陈独秀了不起，陈独秀就是五四运动的旗帜，假如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他还引用了伟人的原话："我们这一辈人是陈独秀的学生。"
这是赵朴初对陈独秀的基本判断，一句话，不含糊，不绕弯子。
1990年代某月，赵朴初偕夫人陈邦织回到出生地安庆，在时任安庆市委书记方兆祥的陪同下，专程拜谒了陈独秀墓园。
此时的陈独秀墓园经过了第四次修缮，立着张建中所题"陈独秀之墓"五个字的石碑。
赵朴初在碑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然后听旁边的人介绍情况，视线落在那五个字上，思绪良久，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那句话："没有同志，也应该有先生二字。"
说完，他继续了行程，没有再多说什么。
五年后，他专门写诗记下此事，在注释里写道：余五年前返回故乡，访陈独秀墓，墓碑姓名下无"同志"或"先生"之称。
他用"直呼益显行高狷"这句话，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评价：连称谓都没有，直呼其名，反而更显出此人不附时势的高卓气节。
能让一个83岁的老人，五年之内始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专门写诗记录，说明那块墓碑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比所有旁观者想象的都要深重。
赵朴初这一生，横跨了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的几个阶段。
他1907年出生于太湖，少年时代正是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的年代，陈独秀的名字和《新青年》，是他成长背景的一部分。
他1930年代进入上海的佛教慈善机构工作，在抗战期间积极参与难民救济，抗战胜利后参与了民主促进会的创立工作，1949年后成为中国佛教协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此后又在全国政协担任要职。
他的一生，把宗教、文化、政治、社会几个领域打通了来做，每一个领域里都留下了真实的贡献。
他的书法，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上不可绕过的名字；他的诗词，古体与白话兼长，晚年仍能写出令专业学者击节称赞的作品；他对佛教事务的处理，在极为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保住了许多本来可能消失的东西。
他见过太多。
见过乱世，见过新生，见过荣光，也见过沉寂与被遗忘。
正因为见过这些，他对历史评价的迟到与缺失，比一般人有更直接的感受。
当他站在那块"陈独秀之墓"碑前，他看到的不只是五个字。
他看到的，是那五个字背后几十年的徘徊与欲言又止，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被历史处理成一道敏感议题的过程，也是这个过程在一块墓碑上留下的痕迹。
他没有高声批评什么，没有要求谁马上去做什么改变，只是说了那一句话，然后继续走。
这种方式，是他一生处理复杂局面的一贯风格——把话说清楚，但不逼人，给时间留空间。
【四】五个字，为什么少了称谓
赵朴初站在那块写着"陈独秀之墓"的墓碑前，说"没有同志，也应该有先生二字"。
这话说出来，旁边的人一时都没有接话。
"先生"在中文语境里，是对一个人学问与品格的基本认可，是最普通的文人尊称。
一个创办了《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创立了一个政党的人，死后几十年，墓碑上连这声"先生"都没有。
"同志"两字，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语境里，含义更重——它代表着一种明确的历史归属与认可，不是谁都能给的，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合给的。
赵朴初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说的是"没有同志，也应该有先生"。
退一步，只说先生，这两个字，应该有。
然而，"陈独秀之墓"这五个字的来历，说来让人沉默。
1982年第四次修缮，主持立碑的安庆市文化局，在碑文问题上征询过陈独秀同乡挚友朱蕴山的意见。
朱蕴山说：你们要把陈独秀墓保护好，墓碑上只写"陈独秀之墓"五个字。
五个字，不多不少，没有称谓，没有评价，没有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
这不是粗心，这是那个年代的处置方式。
1982年，陈独秀的历史评价仍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1981年的历史决议虽然承认了他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明确指出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
功过并提是有了，但"先生"这两个字该不该出现在墓碑上，依然没有定论。
所以，五个字，是那个时候所能给出的最完整的表达了——把大名堂堂正正地刻上去，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善意。
赵朴初在那五个字前站定，他看到的，是这背后的全部分量。
而就在赵朴初说出那句话之后，安庆方面关于陈独秀墓该如何进一步善待的讨论，并没有就此停下来。
1992年，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写了一份内参，专门谈及陈独秀墓的现状与陈独秀历史地位的不相称；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次将陈独秀作为党内人物正式收录——这些变化，都发生在赵朴初那句话之后的几年里，前后相互呼应，背景相互交织。
而就在赵朴初回乡之后的几年里，另一场关于陈独秀墓碑究竟该写什么字的讨论，正在悄悄展开。
这一次，讨论的结果，彻底改变了那块墓碑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