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贵州文史资料选辑》、张法乾回忆录《晴隆杀刘亲历记》、《1949 年贵州解放前后军政大事记》、韩文焕回忆录《我随谷正伦在贵州的最后日子》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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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8日清晨，贵州晴隆县城笼罩在一片薄薄的晨雾里。
乌蒙山脉的山风从褶皱里刮下来，带着深秋的湿寒，把县政府门口那两棵老梧桐吹得哗哗作响。
梧桐叶子大半落尽，剩下的几片挂在枝头，在风里颤颤巍巍地抖动，迟迟不肯坠落。
县政府的院子里，气氛平静得有些异常。门房处坐着几个兵，懒洋洋地靠着枪，看上去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进进出出的人不多，偶尔有人经过，脚步轻，说话低，整个院子里压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沉默。
上午，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了县政府门口。
车里走出来一个中等身材、脸庞微黑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笔挺的将官呢子军装，胸前挂着勋章，皮靴擦得锃亮，走路的时候昂着头，下巴微微上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县政府的大门。
跟在他身后的，只有一个副官和两个卫兵。
这个人叫刘伯龙。贵州龙里人，1904年生，黄埔军校第三期出身，时任国民党第89军军长，中将军衔。
就在这个雾气还未散尽的清晨，在那辆吉普车停下的那一刻，一段持续了数月的积怨，正走向它最后的终点。
【一】黄埔出身，两虎入黔
1904年，刘伯龙生于贵州龙里县。
龙里地处黔中腹地，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出去谋生的人多。
刘伯龙年轻时便离开家乡，走上了那个年代许多有野心的年轻人都走过的路，投身军旅。
他考入黄埔军校，是第三期的学生。
黄埔军校从1924年创办，由蒋介石担任校长，以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为目的。
前几期学生跟着北伐，跟着蒋介石南征北战，打出了不少响当当的人物。
黄埔一期里有徐向前、陈赓、胡宗南，二期里有卫立煌，三期里出了戴笠、王耀武，这些人各自在后来的岁月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刘伯龙从黄埔三期出来，赶上了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从基层军官干起，跟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辗转南北，参与了此后一系列军事行动。
他凭着嫡系的身份，加上连年征战中攒下的军功，在国民党军队的体系里一路升迁。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多个战场积累了作战经历，等到抗战结束之后，他已经爬到了第89军军长的位置，挂上了中将的衔。
从贵州山县走出来的穷小子，到手握一支军队的中将军长，这条路刘伯龙走了二十多年。
论军事经历，他打过仗，见过血，不是没有本事的人。
可这个人有一个特质，随着地位一级一级往上升，这个特质也跟着一级一级放大，最终成了压垮自己的东西。
这个特质叫骄横。
不是表面客气、背后算计人的那种城府，而是明晃晃的、当着所有人的面都收不住的傲慢。
他不在乎规矩，不在乎同僚，不在乎任何人的感受，手里有兵、背后有人撑腰，在他看来就是一切，旁的都是废话。
另一边，谷正伦，1889年生于贵州安顺，比刘伯龙大了整整十五岁。
谷正伦的出身和经历，与刘伯龙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谷正伦早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走上了追随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回国参与革命，在贵州本地的军政事务中逐渐站稳了脚跟。
北伐战争期间，谷正伦跟随国民革命军参与北伐，在军事上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功勋。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在蒋介石麾下担任宪兵司令，主持全国宪兵事务长达数年之久。
在担任宪兵司令期间，他把宪兵这个系统经营得严密扎实，上下纪律严格，人员训练有素，在国民党军政两界积累了相当厚实的人脉和根基。
抗日战争爆发后，谷正伦又先后担任多个要职，在战时军政体系里继续积累资历。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国民党的军政体系开始在各地重新布局，谷正伦最终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这个任命是在1948年。
放在1948年的背景下，这个任命不是什么光彩的美差。
那时候，国共内战的天平已经明显倾斜。
解放军1947年发动了战略反攻，1948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将国民党军的主力打垮，辽沈战役打完之后，东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打完之后，国民党失去了在长江以北的战略支撑；平津战役之后，华北的门户洞开。
1949年初，蒋介石宣告下野，随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试图与共产党展开和谈，但和谈破裂，解放军渡过长江，4月23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开始向西南方向大规模撤退。
谷正伦坐上贵州省主席的位置，面对的是一个局势日益危急、人心日益涣散的烂摊子。
贵州本来就是西南腹地，地形复杂，山高路险，经济落后，各地军阀势力犬牙交错，历来是难以治理的地方。
这时候再加上战局的压迫，更是雪上加霜。
谷正伦清楚自己在什么样的局面里，也清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他在贵州梳理军政关系，尽力维持地方秩序，靠着多年积累的人脉和手腕，把贵州的局面勉强撑着。
他深知，一旦后方失控，整个贵州的防守就会从内部开始崩塌，比解放军的进攻还要可怕。
然而没过多久，第89军进入了贵州，刘伯龙来了。
刘伯龙带着这支队伍一入黔地，便如同一块石头投进了本来就不平静的水里，立刻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而这涟漪，很快就要演变成一场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风浪。
【二】安插亲信，一步步架空省府
刘伯龙入黔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往省保安团里安插人手。
他把自己的弟弟强行塞进了保安团，排挤谷正伦系的军官，逐步蚕食谷正伦在贵州本地经营多年的军事网络。
保安团是谷正伦在贵州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是他维持地方秩序、平衡各方势力的重要底牌。
刘伯龙把自己的人插进去，等于是在谷正伦的底盘上埋钉子，从内部一点一点地拆他的台。
这一步，谷正伦没有声张。
刘伯龙是蒋介石的嫡系，手里有兵，正面对抗风险极大，何况当时贵州局势本来就够乱，再起内部纷争，只会让事情更难收拾。
谷正伦把这股火压了下去，但刘伯龙把这种沉默当成了软弱。
他开始在各种场合，毫不遮掩地当众羞辱谷正伦和他的幕僚。
最典型的一次，发生在一次军政会议上。
那次会议，贵阳城里军政两界的要员几乎都在场，大家正讨论着当前的防守形势。
刘伯龙当着满屋子人的面，忽然指着谷正伦身边说话带湖南口音、穿着西装的幕僚，阴阳怪气地说，外省口音的、穿西装的，都可疑得很。
谷正伦的秘书班子里有湖南籍人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
刘伯龙这话，是在当众点谷正伦用人不当，说他的人不可靠，话说得不着痕迹，却句句冲着谷正伦来，在场的人无不听懂了这话的意思。
谷正伦当时脸色难看，但忍住了，没有发作。
会议继续进行，刘伯龙仿佛什么都没说过，继续坐在那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刘伯龙由此判断，这个省主席拿他没办法，胆子也不够大，不足为惧。
于是他更加放开了手脚。
克扣军饷，在他的部队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军饷过了他的手，到士兵手里的时候总要少一截，少下来的那部分去了哪里，人人心知肚明，却没有人敢开口。
军中哨官、连长私下里议论，谁都清楚这钱进了谁的口袋，但谁开口谁倒霉，所以大家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纵兵抢掠，在贵州各地留下了说不尽的恶名。
第89军所到之处，粮食、牲畜、财物，能拿的都拿，能抢的都抢，老百姓怨声载道，却无处申诉。
各地的县政府收到的百姓告状，一摞一摞地堆在桌上，县长们也束手无策，这是正规军，谁敢管。状纸最终都辗转递到了省政府，落在了谷正伦的案头。
随意枪杀下属，也不是一次两次。
稍有不从，或者让他心里不痛快，就可能被当场枪毙。
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回，每一回都让经历过的人心惊胆寒，却又无处声张。
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地摆到谷正伦的面前，每一件都触目惊心，每一件都让他心里积压的愤怒再加一分。
但谷正伦依然在等，等一个无法再被忽视的时机，等一个让他动手能够说得过去的时机。
而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刘伯龙的行为并没有收敛，反而在贵州更大范围地铺开了他的跋扈行径。
他在各县安置自己的亲信，架空当地的军政官员；他向贵州各地的商号强行摊派，以军需为名索取财物；他扣押了多名不肯配合的地方官员，关进军营，下落不明。
谷正伦每收到一份关于第89军的申诉，就把这份申诉压进抽屉，和前面那些放在一起。
抽屉越来越沉，谷正伦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平静，而他心里等的那个时机，也越来越近。
那个时机，比他预料的来得更快，也更震撼。
【三】公路枪声，血染贵州红土
1949年6月，贵州。
这个时候的贵州，局势已经相当紧张。
国共内战已经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解放军的大部队在中国的版图上推进得越来越快。
5月，上海解放；6月，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全面突破，正在向中南和西南方向加速推进。
湖南方向的战事让贵州东面的防线时刻处于压力之下，各路人马都在盘算退路，贵阳城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凝重。
就在这个月，刘伯龙乘车前往黔滇边界。
刘伯龙的车队走在贵州的山地公路上。
贵州的路历来难走，山地地形让这里的公路大多修在山腰上，两边是起伏连绵的山丘，公路在山腰间蜿蜒，视野并不开阔，弯道一个接着一个，走起来颠颠簸簸，速度也快不起来。
走着走着，前方的路被堵住了。
堵路的是一辆军用卡车。
这辆卡车发动机出了问题，抛锚在路当中，恰好停在一段较窄的路面上，车头朝着山壁，车尾贴着路边，整辆车几乎横满了路面，后面的车根本找不到空隙绕行。
车上是省保安司令部的一名中校，正带着几个士兵趴在车底和引擎旁边抢修。
他们把工具箱打开，几个人围着引擎盖，捣鼓了一阵，车子还是发动不起来。
山地公路本来就窄，这辆卡车一横在那里，后面的车就彻底过不去了。
刘伯龙的车队停了下来。
司机下车查看情况，回来报告说前面堵死了，得等对方修好才能通行。
那个中校这才注意到后面堵着一队车，走过去一问，才知道是第89军军长的车队。
他立刻从车底爬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油污，快步走过来，立正敬礼，解释说车子临时出了故障，正在紧急抢修，请军长稍候片刻，马上就能通车。
他还没把话说完。
刘伯龙的车门开了，他从车上走了下来，扫了那个中校一眼，什么都没说，朝旁边的卫兵摆了摆手。
卫兵会意，掏出枪来，对着那个中校扣下了扳机。
就这一枪。
那个中校应声倒下，血流在贵州的红土路上，很快便浸透了脚下的泥土。
周围的士兵全部愣在原地，没有一个人动，没有一个人出声，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捏住了，一动不动。
刘伯龙重新上了车，车队从那辆抛锚的卡车旁边找了条缝隙绕行过去，扬尘而去。
那个中校是省保安司令部的军官，是谷正伦麾下的人。
消息传回贵阳，省城震动。
谷正伦得知消息，震怒。但那个时候，他依然没有立刻动手。
刘伯龙手握重兵，背后靠着重庆，贸然正面冲突，胜算几何，谁都说不清楚。
谷正伦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压在心里，和之前那一件一件的旧账放在一起，默默地记着，他和刘伯龙之间那条本就绷紧的绳子，又紧了一分。
1949年6月这声枪响之后，贵州的局势继续在加速变化。
1949年7月，湖南展开和平谈判，8月，湖南宣告和平解放，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
贵州东面，曾经存在的那道屏障就此消失，贵州的东大门彻底打开。
广西的防线也开始动摇，国民党军在广西的抵抗越来越乏力，贵州南面的形势急转直下。
与此同时，四川方向的战事也在告急，贵州的北面和西面同样面临压力。
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出现在贵州边境，整个西南的战局，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贵阳城里，人心惶惶。
有能力撤离的，已经开始悄悄打包，把细软和家当一件件往外搬；留下来的，也在观望，等着局势最终明朗的那一刻。
街面上的商铺开始陆续关门，学校停了课，银行里挤满了来提款的人，整座城市的运转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裂缝和停顿。
谷正伦在省主席的位子上继续主持军政，召开会议，部署防务，尽力维持表面上的秩序。
他知道大局已去，但只要他还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就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而刘伯龙在这段时间里，非但没有收敛，行为反而越来越失控。
扣押军校学员，无故拘禁，不给任何交代，被扣押的学员家属多次到省政府请愿，省政府派人去交涉，却根本进不了第89军的营门。
克扣军饷的数额越来越大，已经完全不加遮掩，有军中的军需官向上级举报，举报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让那个军需官自己遭了殃。
纵兵在各地抢掠，由最初的粮食牲畜扩大到金银细软，由农村延伸到县城，甚至连地方上的庙产和学产都没有放过。
下属稍有异议，轻则打骂，重则就地枪毙，已经不止一个连级以上的军官因为顶撞了一句话，当天就从这世上消失了。
省政府的案头，积压着越来越厚的关于第89军的申诉和报告。
每一份都触目惊心，每一份都在向谷正伦发出同一个信号，这个人已经完全失控了，而且他的失控，正在一点一点地把贵州最后的那点秩序耗尽。
谷正伦依然在等，等一个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的时机。
进入1949年11月，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四】卢焘之死，谷正伦拔剑
1949年11月，贵阳城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口。
这个时候的贵阳，和几个月前相比，已经判若两城。
大街上的商铺大半拉下了铁闸，偶尔有几家还开着，门前也冷冷清清，没什么人光顾。
粮食的价格一天比一天高，城里的粮铺子一旦开门，不消半个时辰就被抢购一空。
省政府里的气氛也好不到哪里去。
各地传来的军情报告，一份比一份糟糕，解放军的部队已经出现在贵州多个方向的边境，贵阳城内的守备力量残缺不全，军心涣散，谁都知道这城守不住，就是不知道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谷正伦做了一个决定，请出卢焘，出面协助维持贵阳的秩序。
卢焘，1878年生于贵州安顺，是贵州军政界公认的元老级人物。
说他是元老，绝不是虚言。
卢焘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贵州的军政局面经历了一段极为复杂的动荡期，各方势力相互倾轧，卢焘在这个过程中凭着自己的资历和手腕，逐渐站稳了脚跟。
他先后担任过贵州护军使、贵州省长等要职，在贵州的军政两界积累了极深的人脉和威望。
在他主政贵州期间，他在推动地方建设、维持贵州社会稳定方面做了不少实事，在贵州本地留下了相当深厚的民望。
后来随着各方势力的消长，卢焘逐渐从前台退下来，但他的名望并没有因此减退，贵州的军政两界，无论哪个山头的人，提起卢焘来，大多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到1949年，卢焘已经七十一岁，早从军政事务中退下来，在家颐养天年，轻易不问外事。
谷正伦请他出山，是因为贵阳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各方都买账的人出来稳住局面，让城里的军队和百姓不至于在最后时刻彻底失控。
同时也是希望借助卢焘的威望，在贵阳可能发生交接的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流血和破坏。
卢焘的威望，是这个乱局里贵阳为数不多的稳定筹码之一。
1949年11月初，卢焘答应了，拄着拐杖，走出了家门。
他以为，自己的这一步，是为这座城、为这片土地再做最后的一点事。
然而他没能走多远。
1949年11月14日，刘伯龙下令将卢焘逮捕，随即将其枪杀。
这位年届七十一岁的贵州元老，贵州护军使、贵州省长，走过了辛亥革命、走过了北洋乱世、走过了北伐战争、走过了八年抗战，最终，就这样死在了乱世最后一角的枪口下。
没有任何审判程序，没有任何正式的罪名，什么都没有。
刘伯龙杀卢焘，从事后各方记录来看，表面上的理由是卢焘出面是受谷正伦委托，是在为谷正伦的势力服务，有配合异动之嫌。
但这个理由，在事后看来，不过是刘伯龙又一次横行无忌的体现。
他打的是先发制人的主意，不愿意看到一个有威望的人在这个时候出来活跃，就直接动手了事，至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对他构成了威胁，他并不在意。
消息传开，贵阳震动，贵州震动。
卢焘在贵州的威望，不是刘伯龙这种人能够理解的。
当这个消息传到贵州各县，传到那些曾经在卢焘主政期间生活过的人耳朵里，引发的不仅仅是震惊，还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悲凉和愤慨。
谷正伦得知消息，长时间没有说话。
卢焘是他请出来的，是他把这个七十一岁的老人从家里请出来的。
现在卢焘死了，就死在刘伯龙的枪口下，死在他出面维持贵阳秩序的路上。
此前那一件件积累下来的旧账，此前那一次次的隐忍，在这一刻，全部压缩成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念头。
谷正伦随后说了一句话："他这号人不诛，贵州终将烂在他手里。"
从这一刻起，谷正伦开始布局。
他等待已久的那个时机，已经来了。
正面强攻不是选择，刘伯龙手里的兵和背后的靠山都让这条路走不通。
而且贵阳城里的局势已经到了最敏感的时刻，一旦爆发正面武装冲突，城里的百姓和残余的秩序都会跟着遭殃，后果难以预料。
谷正伦要做的，是把自己眼下最落魄的处境，变成对方最放松警惕的理由，把主动权悄悄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时候，一击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