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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山东济南,四里山北麓。
一块长满松柏的坟地里,松针落了满地,四下无人,风吹过来,树梢轻轻地颤了一下。
三个男人压低声音聚在一起,每人都在听着四周的动静。
领头的那个刚从河北磁县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赶来,包里装着北方局的调令,揣在身上的干粮已经发霉。
"就在这里宣布吧。"他对另外两人说,声音压得极低,"从今天起,中共山东省委正式重建。"
那一天,是1936年5月1日。
说出这句话的人叫黎玉,时年三十岁。
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孤身入鲁、以坟地开会的年轻人,用整整十三年时间,把山东从一片碎散的白区打造成华东最大的红色根据地,组建起几十万大军,并把山东胶东出产的黄金一批批秘密运往延安,前后累计13万两,成为党在最艰难岁月里最重要的财政支柱之一。
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走到了个人革命生涯的顶点。
然而建国之后,他从公众视野里彻底消失,职务一级一级地往下掉,跌落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在党史上极为罕见。
直到1986年3月13日,这段历史才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那一天,距他离世,只剩下七十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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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坟地开会,三个人重建一个省委
1906年,黎玉出生在山西崞县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
家境不算宽裕,但祖父起早贪黑多年,积下了七八十亩土地,供他读书念字。
黎玉从私塾读到县立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和同学走上街头,从那一刻起,便和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6年9月,黎玉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辗转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历任天津市委书记、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中屡遭逮捕,屡次出狱,始终没有离开。
1933年,黎玉出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上任不久,就遇上了一件大事。
1934年1月,马家沟矿发生血案,英国资本家指使矿警向失业矿工开枪,打死两人,打伤四人。消息传开,整个矿区的工人群情激愤。
"我们要罢工。"矿工代表找到黎玉,"你们能支持吗?"
"不只是支持,"黎玉说,"这件事我们一起来干。"
1934年1月24日,在黎玉的组织和领导下,开滦五矿总同盟大罢工爆发,林西矿率先举起,赵各庄、唐各庄随即呼应,罢工矿工手持镐头,上了房顶,人数一度超过三万。
这场罢工历时近五十天,迫使反动当局和矿局作出妥协。
事后,伟人对此事作出高度评价。
这是黎玉来山东之前,已经积累起来的底色。
1935年冬,黎玉在河北濮县做巡视工作时,一个叫赵健民的山东人风尘仆仆地找上了门。
"我从山东来。"赵健民压低声音,"山东省委已经垮了,各地的组织基本上全都断了联系,找不到上级,上级也联络不到下面,整个山东就像一盘散沙。"
黎玉听完,沉默了片刻。"你把山东的情况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交给我,我转给北方局。"
赵健民当天晚上就动笔,把山东党组织屡遭破坏的来龙去脉,把现存各地零散党员的大致分布,把联络断绝的具体经过,一一写了下来。
黎玉看完,将材料整理后层层上报。
几个月后,北方局传来了决定。
传达人是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他把黎玉叫来,把任务说清楚:"山东有好几年没有省委组织了,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北方局决定让你去,把省委恢复起来,其他的事情你去了再看。"
高文华顿了顿,补了一句:"情况很复杂,你自己多保重。"
黎玉点头,收拾行李,没有多问,出发。
1936年4月下旬,黎玉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从河北磁县出发,经成安、清丰、大名,一路向东,单骑进入山东济南。
到了济南,他通过地下关系先联络上了赵健民,赵健民又引见了林浩——时任济南高中支部书记。
三人核实了彼此的身份,商量了会面和联络的方式。
"省委重建的第一次会议,在哪里开?"赵健民问。
黎玉没有多想,"就在四里山北边那块坟地,那里没什么人去,不容易暴露。"
1936年5月1日,三人悄悄来到松柏坟地,各自警觉地环顾了一圈四周,确认没有人跟踪,聚到了一起。
"今天正式宣布,中共山东省委重建。"黎玉把声音压到最低,但语气是清楚的,"赵健民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由我来担任。对外,暂时以山东省工委的名义开展工作,不用省委的名称,避免暴露。"
赵健民和林浩各自点头,没有多说。
就这样,在一块坟地里,三个人开完了山东省委重建后的第一次会议,彼此分头散去。
此后,为了掩护身份,黎玉白天在上新街80号院附近拉黄包车,穿梭于济南的街巷之间,一边摸清特务的活动规律,一边借机传递情报;夜晚回到联络点,在昏黄的油灯下处理文件,核对各地党员名单,起草给下级组织的指示。
1936年6月,北方局的交通员带来了一批中央文件,同时附上了100元活动经费。
黎玉把这笔钱摆在桌上,召集赵健民和林浩商量用途。
"这100块,怎么开销?"赵健民问。
"买台油印机,"黎玉说,"中央的文件要翻印,各地组织要传达,没有油印机,靠手抄根本来不及。"
"那我们自己的吃饭钱呢?"林浩问。
"小饭馆解决,黑麦面饼、豆芽菜、绿豆稀饭,凑合着来。"黎玉说,"多出来的钱,全部用到组织建设上。"
就靠着这100元,一台油印机,和三个人的日夜奔走,山东省委的根慢慢扎了下去。
黎玉先后派人到博山建立特别支部,到莱芜整顿县委,向泰安、肥城、新泰等地派出联络员,与各地失散的党员重新接上了线。
到1937年初,山东各地的党组织开始悄悄恢复元气。
1937年4月,黎玉接到北方局通知,前往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也是第一次当面向党中央汇报山东的情况。
会议期间,他提出了干部支援的请求,中央同意,并指示今后正式恢复使用"中共山东省委"的名称,不必再沿用"省工委"的对外称谓。
1937年7月中旬,黎玉回到济南,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延安精神,正式宣布中共山东省委改称。
就在同一个月,卢沟桥的炮声响了。
"局势变了。"
黎玉在省委会议上说,"我们的工作,要做大幅度的调整,现在最紧要的事,是把枪拉起来。"
负责防守山东的韩复榘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战而逃,一触即溃。
济南、泰安相继失陷,日军长驱直入。
战局的混乱,反而给省委打开了一扇窗:日军的主要控制点集中在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的农村丘陵之间,留下了大片可以活动的空白地带。
黎玉立即向全省各地派出党员和干部,号召各地组织民众,收编散兵,拉起抗日队伍,在胶东、鲁中、鲁西、清河、湖西、鲁南等地,相继开辟起一个个抗日根据地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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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8年1月1日,徂徕山上的第一枪
1937年12月下旬,日军攻陷泰安城。
消息传到省委驻地,黎玉当即召开紧急会议。
"泰安丢了,韩复榘跑了。"他把地图铺开,"日军刚刚进城,立足未稳,四处情况不明,这正是我们动手的时机。"
"在哪里起义?"赵健民俯身看着地图问。
黎玉用手指向地图上的一个位置:"徂徕山。这里北靠泰山,南依蒙山,东临莲花山,西近津浦铁路,山势险要,进退皆宜。周边泰安、莱芜、泗水、宁阳、沂水几个县的地下党基础也相对完整,是最合适的起义地点。"
"什么时候?"林浩问。
"新年,1938年1月1日。"黎玉说,"就在那天,举旗。"
1938年1月1日,徂徕山上,誓师大会召开。
山东省委在会上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司令员,林浩任政治部主任。
山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打出了八路军的旗号。
站在队伍前,黎玉扫视着那些刚刚聚拢来的面孔,有农民,有学生,有教员,有工人。
有人手里握着一杆老枪,有人连枪都没有,只有一把柴刀。
起义当天,聚拢来的总人数只有一百多人。
会场边上,一个老乡拉了拉黎玉的袖子,悄声问:"就这点人,能打得赢日本人?"
黎玉拍了拍他的肩膀:"今天一百人,明天就是一千人。人心在这里,仗就能打。"
话音落地没几天,第四支队便下山开打。
1938年1月26日,在泰安四岭村以东的寺岭村,第四支队在公路上设伏,截击了经大汶口开往新泰的日军,这是徂徕山起义后的第一场对日作战,打出了声威。
2月18日,部队再度出手,在新泰境内四槐树村附近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炸死炸伤日军四十余人,其中击毙日军大佐一名。
两场仗打下来,消息像风一样在山东各地传开:有人打鬼子了,还打赢了!
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投奔。
仅仅四个月,第四支队就从一百多人扩充到了五千余人。
与此同时,省委在全省各地部署的其他起义,也相继打响:胶东天福山起义、鲁东北黑铁山起义、鲁东牛头镇起义、泰西抗敌自卫团……烽火在山东的土地上遍地燃起。
到1938年底,各地起义武装先后整编,在山东各区域初步形成了统一的指挥架构。
1938年4月,黎玉赴延安汇报工作。
伟人在延安窑洞里接见了他,一边认真地听着山东的情况,一边在地图上不断比划、点画,不时追问细节。
黎玉汇报完毕,伟人直起身子,说了一句:"好,好啊!中央支持你们。"
几天后,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到山东形势,伟人指着黎玉对全场说:"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黎玉从座位上站起,会场里响起了掌声。
伟人随即说:"要派兵到山东去。"
黎玉趁机提出了干部问题,又提出了另一件事:
"延安的经费很紧张,我这次来,亲眼看到了。胶东那边有金矿,招远的玲珑金矿是华北最大的,我想组织力量,把黄金筹集起来,秘密送到延安来,帮中央缓解一部分困难。"
伟人听了,沉吟片刻,点头:"这个主意好,你回去后尽快安排起来。"
1938年8月,党中央抽调张经武、江华、吴克华等一批骨干干部共一百六十余人,由张经武和黎玉率领,从延安出发,辗转经西安、冀南、鲁西北,于11月底抵达山东。
1938年12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县王庄正式成立。
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总指挥,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王彬任参谋长。
山东纵队下辖10个支队及临郯独立团,总兵力近2.45万人,另有地方武装约1万人。
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由此完成了从分散游击队到统一游击兵团的历史性转变。
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进入山东。
彼时一一五师在山东兵力约八千人,而黎玉一手拉起的山东纵队已扩充至四万余人。
两支部队各自直隶中央,黎玉与罗荣桓职务相当,这种情况,在八路军历史上极为罕见。
为保证一一五师完成繁重的作战任务,山东纵队一次向一一五师拨付了三万多人枪;一一五师也向山东纵队调派了两千多名骨干战士,双方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山东战场的局面越打越开阔。
至1940年9月,山东纵队从最初的2.4万余人,扩充到5万余人,编为4个旅、3个支队和两个特务团。
到1940年底,累计作战三千余次,毙伤日伪军两万余人,先后攻克包括烟台在内的三千多个战略城镇,并曾一度攻入济南。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山东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由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骨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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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8年至1944年,13万两黄金走过的那条路
从延安回来,黎玉立即着手部署胶东的采金工作。
1938年7月,他和中共胶东区委的同志开了一个短会。
"上面交代了任务,要从胶东筹金,送往延安,解决中央的经费困难。"
黎玉把话说清楚,"招远那边的矿,你们比我熟,具体方案你们来定,我需要知道现在能控制哪些矿点。"
胶东的同志说:"最大的玲珑金矿在1939年就被日军侵占了,我们能控制的主要是周边一些日军顾不上的小矿点。"
"那就从小矿点入手,"黎玉说,"先把框架搭起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统一管收购和运输,不能各自为政。"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由胶东区工委书记苏继光主持,以秘密方式推进采金工作。
这是我党历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专门机构,干的事情,说白了,就是在日军的眼皮底下虎口夺金。
1940年8月,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撤改,成立玲珑采金局,规模进一步扩大,运作机制也更加完善。
整个采金行动,靠的是三条并行的路径。
第一条,在日军力量薄弱的区域秘密扶持小型金矿,由当地群众开采,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将黄金交售给采金委员会。
群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委员会拿到了稳定的黄金来源,两相得益,运转稳定。
第二条,向玲珑金矿内部渗透,在矿工和日军把持的伪军里发展内线,积极与关键人物建立联系,伺机从内部瓦解日军对矿山的控制。
与此同时,胶东主力部队在外线对日军黄金运输车队发动伏击,在沙埠村、小李家、张华山头、槐树庄、黄山馆等沿线地点,先后多次截击成功,缴获大批物资。
第三条,日军大规模扫荡期间,矿工将已提炼好的黄金分散隐藏,等待安全时机再集中、转运,确保黄金不落入日军手中。
将黄金从胶东运到延安,同样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
一批护送队员出发之前,黎玉叫来了队员作最后的交代。
"这次出发,穿越的封锁线不止一道,路上的情况比打仗还难预料。"他停顿了一下,"黄金要到,人也要到,缺了哪一样都不算完成任务。"
一个年轻的队员低声说:"如果路上出了意外,黄金怎么办?"
"黄金先交下一个接力点,"黎玉说,"你们的任务是把它送出去,送到手就算完。"
护送队穿越日伪军的层层封锁,翻山越岭,走的是一条数千里的险路。
每一次出发,都是在用命赌明天。
这条路上,有护送队员把生命留在了某个山口,把黄金交到下一个接力的人手里,再往前走。
从未丢失过一两,没有一人携金潜逃。
根据《烟台文史资料》第五集记载,1938年至1944年间,在日伪严重破坏和奸商倒卖的情况下,招远共筹集上交黄金13万多两。
据招远县档案记载,从1937年到1945年,玲珑金矿和胶东特委送往延安的黄金,总计约13万两。
这13万两黄金,相当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整整一年财政收入的7倍。
以1942年的物价换算,可以购买约4.99亿斤小麦,或5.99亿斤小米,或6.5亿斤高粱。
这批黄金为延安换购了大量紧缺物资,打破了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经济封锁,为稳定边币币值、维持党政军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物质基础。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
黎玉出席会议,6月10日的选举中,他当选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候补中委得票排名中列第六位。
1945年8月12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从各处传来,正准备赴延安出席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38名山东代表联名提出申请,要求成立山东省政府。
8月13日,在莒南县大店镇,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第二十次联席会议召开,一致决定:成立山东省政府,公推黎玉为省政府主席。
消息传出,整个大店镇的党政军机关人员和周边群众欢声雷动,几千人的队伍在街头自发举行游行。
人群里有人喊起了《拥护黎主席》里的歌词:"喜鹊叫,喳喳啷,山东人民好福气,选上了黎玉当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