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对于这个哲学家莫衷一是的问题,进化心理学给出的答案是善或恶都只是复杂人性的其中一个面向,社会环境和结构会筛选出最适合当前环境的人性特征,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和行动进化成为更加道德的人类。
在最近出版的《道德进步的心理学》一书中,专门从事进化心理学研究的殷融围绕人类的恻隐之心、利他之心、部族之心、友善之心、可塑之心和理性之心六个主题,阐述了人类经由进化形成的道德心理如何保证了人类的生存繁衍,塑造了光辉的文明与理性,同时仍然潜藏着黑暗与残酷的可能性。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日对殷融进行了专访,请他就进化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学科位置、人类进化史上的道德进步、道德心理学对养育儿童的启示、进化对性别差异的影响、情感与理性的交锋以及阅读衰落可能对年轻一代造成的后果等问题分享了观点。以下为访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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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融,科学作家,心理学博士,潍坊学院教授
澎湃新闻:“道德进步的心理学”包含进化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两个方面,而这两个心理学分支又与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道德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存在重叠,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进化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这两个流派的发展脉络、它们在心理学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关联?
殷融:道德心理学是以主题作为核心的一个研究领域,进化心理学则更像是一个研究思潮或者说是研究方向。先说道德心理学,它的发展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道德哲学,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关于人类道德、心灵和行为的根本性思考,最早都是由哲学家们开启的。轴心时代的先哲,对道德问题已经有非常多深刻的思考了。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对善行、美好生活、道德实践和理性道德做了非常深刻而系统的梳理,我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也都有相应的道德学说与道德阐述。举例而言,《吕氏春秋》有“子贡赎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当时鲁国法律规定,鲁国人在外国看到本国人沦为奴隶,如果出资解救,回国后可在本国领取报酬。子贡救了一个人,却不去领取报酬,可能想发扬高风亮节。结果孔子知道后不但不表扬子贡,反而批评道:“这虽然表现了你的高尚,但如果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想?他们可能担心领取报酬会被别人讥笑,但不领取报酬就要自己掏腰包。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做,导致不会有鲁国人去救自己的同胞了”。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做好事不仅要留名,而且要取得报酬。我觉得孔子很坦诚很通透,我们的社会就应该是这样,做好事的人一定要得到回报,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做善事进入到一个好的循环,这样才能引导人向善,从而移风易俗。
但是,道德哲学研究的探索到一定程度后就很难继续深入下去了,因为道德问题很难通过纯粹的思辨达到公论。比如道德哲学中经典的情与理之争,即人类的道德判断到底是理性主导还是情感主导,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一派哲学家推崇理性,而以休谟为代表的一派推崇感性,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始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和拓展古老的哲学思考与哲学疑问,20世纪早期的心理学家通过行为实验的方式来验证道德两难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神经科学尤其是脑成像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直观观察个体在进行道德判断时的大脑不同脑区激活情况。通过大量的扫描观察发现,对于某些问题,我们的道德判断是理性主导的,而另一些问题则是感性占据主导。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可以深入一个层次,探究什么时候理性/情感可以控制情绪,以及这种多样化的判断机制有着怎样的心理学意义。这一类研究的总和,构成了道德心理学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认为,凡是涉及道德主题的心理学研究都可以归属于道德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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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进化心理学的历史要短暂得多。我们都很熟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实际上在《物种起源》发表十几年后的1871年,他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一书,提出可以通过进化的思想来理解我们人类的某些特征,这本书可以看作是进化心理学的早期奠基性作品。但是由于在二战时期,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优生学以及后来的纳粹大屠杀产生了联系,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生理学和遗传的角度来解释人的特征和差异就成为了一个禁区。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门学科才开始慢慢成型。虽然心理学界将进化心理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研究分支,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研究思路,它的主旨是解释人类种种行为和心理特征的进化起源。既然是研究思路,当然会汇集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心理学、生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考古学、古人类学以及遗传学等等。所以如果你打开一本进化心理学的学术著作,可能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生理学、考古学、遗传学、古人类学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
道德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之所以关系紧密,是因为我们人类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化动物,社会关系是我们生活的核心,而道德,就是我们社会互动的指导、约束和规则,道德反映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互动,包括公正、信任、欺骗、伤害、帮助等等。就像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直立行走,人类的进化之路可能走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同样的,在人类进化史上,我们道德倾向的任何一点偏差,可能都会导向完全不同的进化方向,我们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所以道德和人类繁衍、心智进化等一样,是进化心理学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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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本书的副标题“进化如何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似乎可以与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十多年前的畅销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构成某种互文。平克认为暴力的减少是道德进步是根本标准,您是否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还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进化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殷融:暴力减少意味着相互伤害的减少,伤害减少一定是伟大的进步。在进化过程中人类逐渐降低了暴力攻击性,这个结论在进化心理学和古人类学等领域是个早就被接受的公论,没太大什么争议。我们的大脑结构、骨骼结构、性别二态性差异以及激素水平等等特征可以一致证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经历了自我驯化,变得越来越平和温顺。比如,幼年哺乳动物往往很友好,幼态一定程度上可以与非暴力画上等号,所以我们人类形成了幼态偏好。比如大眼睛和圆圆的脑袋是幼态的重要表现,所以我们在塑造卡通形象时,往往也会把他们塑造成圆头圆脑的样子,比如哆啦A梦、龙猫、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等等。平克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对“暴力减少”这个主题展开了从历史到当代、跨越多个学科的翔实而系统的描述,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种论述风格。
我在本书中也涉及对暴力减少的论述,但我论述的侧重点在于,社会环境和结构的变化抑制了人性中的暴力因素。人性不是单一面向的,人类具备各种道德特征,我们诚实、我们狡诈、我们热情、我们冷漠、我们自私、我们无私、我们会杀戮,但也会同情他人的不幸,它们本质上并不矛盾。在进化过程中,基本人性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暴力是一种行为策略,一个人是不是使用暴力策略,要取决于收益与代价之比。所以,在历史进程中,暴力的减少是因为暴力行为的收益在减少。
对于道德,要确定一个绝对的进步标准很难,但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相对于专制,民主是一种进步,相对于奴役,自由是一种进步,相对于互相伤害,和谐相处是一种进步,相对于压迫,权利平等是一种进步。但只有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才能看到这些进步是真实发生的。比如,前几年有一本非常出圈的历史学著作叫《翦商》。作者李硕论述了上古时活人祭的历史,一直到商朝灭亡、周公辅政的时代,周公才彻底禁绝人祭宗教,他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编造出一套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体系;再比如,直到200年之前,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还充斥着奴役,在所有农耕社会,至少有75%的人生活在农场主或地主的剥削压迫之下。结果,一百年内,民主制度开始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各个种族、各个阶层以及不同性别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在上世纪中叶,全球几乎一半国家都有针对特定种族的歧视性法律,如今,只有极少数国家还是如此;女性权益状况的改善也是全球性的,1893年时,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国家,130年后的2023年,教宗方济各宣布,允许女性在全球主教代表会议上投票……
进化让我们具备了各种可能性,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让我们能够让人性中善良光明的一面占据主导,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尽量调整社会发展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进化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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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北鼻异想世界》剧照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一岁左右的婴儿已经发展出同情心,两三岁的儿童也会从直觉上要求报酬与贡献相符的公正,似乎未经社会化的婴幼儿有着令很多成年人汗颜的道德感。现代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真的能够塑造出良善的成年人吗?道德心理学能否为养育儿童提供一些启发?
殷融:首先我不否认,在某些方面,婴儿的道德表现确实比成人更好——只是某些方面。人类许多阴暗行为是被竞争和利益激发出来的,婴幼儿阶段作为被照顾的对象不需要参与任何形式的竞争,所以会更纯粹。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儿童很早就会面临学业竞争,从而产生敌对、利己的意识,这都是人性的正常发展过程。我们的教育部门现在越来越强调不要在中小学阶段进行排名,虽然可能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量,但和塑造人性的需求是一致的。学业竞争背后是家长对于子女未来可能会在社会当中遭遇阶层滑落的恐慌,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通过更好的利益分配方式去抑制人性黑暗面,放大光明面。
关于对于育儿的启发,我觉得当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是一个契机。因为家长总是想要做出对孩子有利的选择,但是当社会发展变化如此之快,很多事情都变得不确定了。比如过去大多数中国家长觉得大学阶段的专业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现在的环境下,真的很难判断一个现在看起来不会被淘汰的专业在四年之后会不会被新的AI技术所取代。既然如此,我觉得家长不如去做唯一确定的事情,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让孩子学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让孩子保有学习的习惯和兴趣。这样将来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这种学习的惯性和能力能够帮助他们去适应新的生产环境,相反,如果孩子在多年被迫大量做题之后完全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未来面临未知的挑战时会非常被动。
澎湃新闻:书中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观察,进化正在让人类男女的体型差距缩小,让我们变得更加友善和中性。然而互联网时代国内外的各种社交媒体上,不同性别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往往会被放大,现实中对于性别平等的追求显然远非一帆风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反差?
殷融:在我们讨论性别平等的时候,先要探索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社会变化孕育了现代男女平权运动。自人类全面进入工业社会后,现代化生产模式大大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几十亿人被全球协作网络包裹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在传统社会的“受压迫”群体——黑人、农民、首陀罗和女性——能涌入自由劳动力市场并开始产生重要经济效益,这增加了其他人对他们的依赖性。这些过去的弱势群体凭借经济地位的上升争取到一定的发言权,接着向压迫自己的歧视制度发起挑战,经过不懈斗争后,最终提高了自身政治地位。具体到女性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大量轻体力劳动岗位涌现,在这些岗位上女性可以规避相对男性的生理劣势。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大量男性应征入伍,许多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如交通运输和医疗护理——首次向女性大规模开放。女性在这些岗位上证明了自己可以同样胜任。经济地位的提升,加上她们在国家危难时期所做的实际贡献,使得社会再也难以否认女性对国家的价值和作用。因此,一战后的十年成为女权运动的关键转折点。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在法律上承认了女性的选举权,这就是我所说的,整个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变化,为道德面貌的改变提供了基础。
信息茧房加剧对立的问题确实存在,但现在很多网站也在尝试通过新的算法来改变这种局面,比如不再只推送你喜欢的内容,也会推送和用户观念相反的内容,还有通过大模型对出现的新言论进行事实核查等等。也就是说,尽管一种新技术在刚出现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加以纠正。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没有一帆风顺,但这也说明我们正在扬帆远航,进步是真实存在的,但不代表,进步的曲线会随着时间推移自动上升。就像女性可以生孩子,但分娩过程不太可能丝滑流畅,往往是充满了痛苦。同样,我们不可能一觉醒来,发现性别压迫、民粹主义或者社会不平等全部自动消失了,相信进步,为之奋斗,才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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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断无人机》剧照
澎湃新闻:书中第一章“人类道德的情感燃料”举了经典的“电车难题”:当人们被要求选择在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即将撞向五个铁路工人是否用控制杆改变电车轨道让其开向另一条只有一个铁路工人的轨道时,大多数人会选择是;但如果救下五个铁路工人的条件变成将一个陌生人推下桥用他的身体挡住电车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袖手旁观。书中指出,这种差别是因为“换轨场景”和“推人场景”激起的情绪反应不同,而情感构筑了人类道德的根基,这也是为什么在战争中远程指挥更容易痛下杀手。从此展开推论,我们是否应该对当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武器已经被用于战争的现实感到担忧?
殷融:希望靠人类的同情心阻止战争,本身是不太具备可行性的,否则历史上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战争了。没有无人机没有人工智能的时代,人类世界也存在像机器一样冷血无情的政治领袖,普通人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数字,是可以为了更大的利益随时牺牲的东西。就像我之前说的,暴力是一种行为策略,是否付诸实践要取决于收益与代价之比。只要我们创造合适的条件,让合作、和平与文明进步不断彼此推进,就可以阻止暴力的发生。事实上,直到如今,合作依然在推动着人类的和平与进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的暴力冲突逐渐减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全世界主要大国在经济上互相依赖,这减少了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当今世界当然还存在国家间的竞争,但是竞争也是以相互依存为条件的。并且,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今天,财富的主要来源是科技成果、创意理念、管理模式和金融制度这些虚拟知识,知识经济削弱了战争的盈利能力,让战争变成了一件完全不必要的事物。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国土面积没有扩张,资源储备没有增加,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中国经济腾飞的速度。这就是市场经济、技术进步、全球合作以及现代商业模式带来的结果。全球化合作网络大大提高了和平与稳定的投资回报率,而战争会导致国家财富巨额缩水,因此,现代国家逐渐收敛了扩张与侵略的“倾向”,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国家也经历了“自我驯化”。
澎湃新闻:情感和理性一直被视为一组二元对立,而书中提到,当代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情感和理性并不是大脑中两种相互独立的功能,道德是情绪、感受和推理之间的复杂交互后的结果。从全球民粹主义的崛起到年轻人对情绪价值的推崇,情感在当下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情感和理性发生矛盾时,我们应该怎样做出选择?
殷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理性和情绪指向是一致的,比如如果你发现发奖金时自己遭遇了不公平对待,情绪上,你很愤怒,你的攻击性完全被激发出来了,理性上,你想讨回公道,你的理性利益和情绪驱动目标完全一致。但有时候,我们的理性和情感可能会发生冲突,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想用文学作品来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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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与密室》剧照
在《哈利波特与密室》最后一部分,哈利和罗恩听说金妮被蛇怪抓到密室了,他们找到密室入口,但这时候发生了崩塌,哈利一个人隔离在入口的一侧,他如果进去的话,只能自己面对蛇怪,罗恩根本来不及搬救兵,所以这时候哈利产生了理性和情绪的对抗,而且是很复杂的对抗,一方面,从理性上来说,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完全不足以对抗蛇怪,所以他很害怕恐惧,这是他的情绪感受;但与此同时,他还有另一种理性,金妮现在很危险,他应该去救她。最后,他选择了直面危险,书里面的描写非常传神,说的是“哈利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很不舒服地颤抖着。他希望快点走到隧道的尽头,同时又害怕隧道真的到了尽头”。再比如,霍格沃茨之战尾声时,为了彻底消灭伏地魔,哈利选择前往禁林赴死。利用邓布利多留给他的复活石,哈利见到了逝去的父母、小天狼星和卢平,他下意识地问了一个自己都觉得有点孩子气的问题,“(死亡)疼吗?”——尽管背负了拯救魔法界的责任,尽管理性上,哈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哈利也会怕疼。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都要飙出来了!
关于情感和理性发生矛盾时怎样做出选择,《神雕侠侣》中有一段极为传神的描写:杨过与小龙女二人、女侠黄蓉以及非常没有格调的大反派金轮法王这三方人在一个酒店偶遇,金轮法王想劫持黄蓉,威胁她的丈夫郭靖郭大侠;黄蓉由于怀有身孕,无力反抗;而杨过这时候因为坚持要和自己的师傅小龙女结为爱侣,与郭黄夫妇闹掰了,而且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金轮法王的对手。杨过怎么做?他准备转身离开,觉得没必要为了黄蓉犯那么大风险,找人通知郭靖就算仁至义尽了,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也符合角色性格逻辑。结果,当他下楼的时候,听到一个蒙古士兵对黄蓉大声呵斥,要动手去拉拽怀有身孕的黄蓉,在这一瞬间,杨过动怒了,所以才插手干涉,这就是冲动和情感的驱使。
上面几个例子一比较,你会发现,有时候理性会驱使我们做出高尚的选择,有时候情感会驱使我们做出高尚的选择。这是因为“理性”有不同的标准:如果说理性是精明的利益分析,那让它占据思维主导,从道德层面看不是好事,但如果理性是真正认识到了“什么是正确的”,理性会指向更光明的行为。
在进化史上,当人类理性水平已经足以对自身行为进行解释与反思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推动我们道德进步的引擎,来源于我们卓越的理性思考能力。推理和思考构成了推动道德进步的有力武器,人并非天生公平,我们最在乎的首先是自己、家庭成员、朋友和部落内的其他成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我们也在理性上承认,一个来自遥远群体的孩子——虽然他与我们毫无关系——其生命价值与我们自己孩子的生命价值并无不同;我们还能认识到,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并不正确,这是一种狭隘的种族偏好。许多现今被认为是基本人权的东西——言论自由、不受压迫的自由以及投票权——都曾经是统治阶级中少数精英拥有的特权。随着时间推移,更大的群体普遍拥有了这些权利。理性和智慧可以让我们打破自我中心的藩篱,扩大道德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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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您在写作中融入了大量文学、影视作品来提升这本科普著作的可读性,也提到阅读对于培养儿童的道德感有着重要的作用。您对阅读、观影文化在当下的衰落有何感想?主要通过社交网站、短视频、AI获取信息的年轻一代会拥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道德吗?
殷融:先声明一下,我在写作中融入这些元素,本意并不是为了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是因为我真的喜欢,我热爱《魔戒》、《哈利波特》、《龙珠》、《灌篮高手》、《星球大战》、《怪奇物语》、《樱桃小丸子》、《笑傲江湖》等等,我想把自己热爱的事物推荐到全宇宙。这也是我的信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不遗余力地向这个世界展示。这些作品,无论是小说、漫画还是影视,很多我都推荐给了自己的女儿,她看得很入迷,我相信这些作品有利于她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
我一再重复的一点是,人性本身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社会环境和结构会筛选出最适合当前环境的人性特征。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道德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圣谕,而是一套随着生存环境不断迭代的生存策略。而现代产业革命和科技创新重塑了人类生存环境,改变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与依赖关系,进而撬动了道德进步的齿轮。当然,社会也不是一个虚空而抽象的背景,会被我们自身的行为所塑造。真正会影响下代人道德倾向的,是我们为下代人所打造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创造出了一个贫富悬殊、权利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下一代人当然就会更为冷漠、无情、奉行利己主义。
总体来说,我是个很乐观的人,但我确实会为年轻一代的阅读和观影习惯感到担忧。当我读完一本好书或是看完一部精彩的电影后,我常常会觉得自己刚刚经历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同现实世界一样真实的世界。我没有妄想症,我当然知道故事里的人物和事件是虚构的,那些人物从来不曾存在过,但他们带给我悸动与震撼却无比真实。从来没有电影和小说会傻到在开篇要求我们代入角色,相反,它们可能还会发出警告——“本故事纯属虚构”,但这不会阻止我们的情感系统与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共情。
讲述他人的故事,描述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为模式之一,故事会帮助我们了解彼此。依赖高度发达的心智能力,我们可以与文学、电影和戏剧中的人物建立情感关系,如果一个故事构建得足够完美,我们对其中人物的感觉就可能同我们对真人的感觉非常相似。
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也指出,欧洲人读写能力的提高是触发人道主义革命的重要因素。启蒙运动之后,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市民文学开始兴起,新小说不再拘泥于讲述英雄、伟人和圣徒的光辉功绩,而是着重于展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类小说让读者得以进入他人的生活,思其所思,感其所感,他们的同理心也进一步得到了淬炼。因此,18世纪既是欧洲文学的变革期,也是人道主义革命的鼎盛期。
很多研究一再提醒我们,开卷有益,故事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引导人们广泛阅读文学故事,尤其是在儿童早期教育阶段,有利于提升一个社会的整体共情水平。可是,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年轻一代的阅读热情在减退,他们越来越难将自己放置进一个长篇故事中。这才是我们教育系统现在最应该重视的问题之一,阅读的效果虽然难以量化,但能让学生了解人生、提升道德。我们绝不能忽视文学和阅读,缺乏文学的滋养,这个世界也许会更为冷漠,一个冷漠的世界不太可能走向繁荣。人类理性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意识到自己误入歧途后,应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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